《便衣警察》 心中的梦想 我二十多岁时开始进行业余文学创作，断断续续，全凭兴之所至。有时三五个月写一个长篇，一蹴而就；有时数年投笔，不着一字。概括来看，我的写作不过是为丰富个人业余生活且偶尔为之的一种自娱自乐，因此连“业余作家”的称号都有些愧不敢当。我经历中的正式职业是士兵、警察、企业干部和其它，这些职业所提供给我的环境，与文学相去甚远。多年以来，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够得上文学爱好者的同事都没有，如果在办公室里突然和人谈论一下文学，你自己都会觉得酸腐和神经，至少不像谈足球什么的那么自然。 文学确实越来越曲高和寡了。在五、六、七十年代曾经延续或爆发过的那种对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狂热，以及由这狂热所虚构的文学的崇高地位，已是依稀旧事。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早被电视、电影、电脑之类的时髦传媒统治起来，便捷得令人瞠目。埋头读书不仅枯燥乏味，而且简直有些呆傻的嫌疑。社会与时代愈演愈烈的物质化和功利化，也促使许多人渐渐远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有多少人还在固执地爱着文学呢? 所以也很少有像我一样在企业界坐到高职还在为没能圆了作家梦而时时遗憾的人了。当个职业作家是我自小的志愿。不仅这个志愿没有实现，而且从小学四年级因故辍学后，我就几乎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间课堂，也未再参加过任何系统的自学。一个现代都市人连小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一直令我为之汗颜。前些年知识界有几位前辈对作家中的非学者化现象发出批评，更使我掩面过市，真的疑心自己在作家和企业家这一文一武两个行列中，都是个滥竽充数者。 没受过多少教育也能混入文学，是我多年以前偶然发现的秘密。把个人的见闻，经验，阅历，甚至道听途说，敷衍成章，稍稍绘形绘色，便成了小说。再把人物的内心独白变成动作和表情，重新分分场景和章节，小说又成了剧本，似乎一切都那么简便易行。文学固然神秘，但薄得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一破就变得任人亲近。尽管我是一个俗务缠身的人，在众人眼里，几乎没有思考和写作的时间，但这些年连小说带剧本，居然能有近三百万字的出品。有人不免惊讶和疑心，或恭我废寝食艰辛刻苦，或贬我用秘书捉刀代笔。他们都不知道，文学对我来说，其实犹如思想和呼吸那样自然，随意和快乐。 当然，文学是有优劣文野之分的。像我这样从自己的精神需要出发，依据生活印象和想象妄自涂抹的小说，当然不可能成为上品和精品。何况有些作品明显沾染了当代人流行的浮躁，一看就知道是速成的东西，我所占的便宜，是从小喜欢听故事，听罢又喜欢卖弄给别人，经此锻炼，摸到了几处推波助澜、一唱三叹的窍门。可惜我的姓子有些急，所以小说里的那些故事常进展得太过仓促，以致不能尽情展开人物的面貌和情致，当然更谈不上文笔的性灵和深奥。而我的写作又多是于每晚睡前，书成之后，不免总能让人看到字里行间的困乏潦草，如此我也就决不敢在文学上有什么目标和抱负。在文学圈里则把自己归为“票友”，聊以自嘲。 读者当然能看到，我的目光总是留恋着那个激情时代，青春的纯情、浪漫、率直、挚爱、狂放不羁，甚至苦难，都是我倾心向往却终不可得的。因为我们被太多现实的烦恼纠缠着，有时会忘记了人的本质。烦恼皆由欲望产生。和我的成长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各种物质欲望实在是太泛滥了，令人在精神上感到无尽的失落。而我抵抗这种失落的武器，就是让笔下的人物充满人文主义的情感，他们的错误，也因他们的单纯，而变得美丽!于是，这些作品的风格貌似写实，贴近生活，实际上都是些幻想和童话，读者喜爱的人物几乎都理想得无法存在。而以我的成见，文学既可以是生活实景的逼真描摩，也可以把生活瞬间地理想化，诱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梦想。有许多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感受，做不到的事情，却常常令我们憧憬一生，也恰恰是那些无法身体力行的境界，才最让人激动! 在这些作品中，警察是我最热衷表现的人物。与其说是缘于我对警察生活的熟悉，不如说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迷恋。在和平年代，很少能找到另一种职业比它更酷!这个职业就像一个引力强大的“场”，有一种深刻的向心力在凝聚着你，使你即使远离了它也依旧恋恋不舍地想再贡献点什么。 为此我要感谢群众出版社，多年前有人曾评价我是公安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那我理应为人民警察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响应这种鼓励。无奈我目前身不由己且江郎才尽，此时群众出版社肯于将我的一些旧作结集出版，帮我向读者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但愿多年以后能成为公安文学的一个史料和样品。可惜我的一些“随笔”、“杂谈”类的小文章，因自觉没有保留价值而大多散佚，因此拟议要出的《散文卷》只得放弃，以后再说。 谨为序。 海岩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日 便衣警察 一 萌萌不会生炉子，没人会嘲笑她。她是女孩子，本来就该不会。 可是，他也不会。他是男的，一米七八的个儿，居然也不会摆弄这只小小的、看上去是那么简陋的铁炉子。虽说这炉子和他家里使着的完全一样，可是从吃过晚饭到现在，小厨房里已经青虚虚地浮了一顶子的烟，他也没能把蜂窝煤的火眼儿给弄红。 尽管萌萌已经说：“算了，明天再生吧。”但他还是半跪半趴在炉子跟前，不甘心爬起来。这下，在萌萌面前又露了一个怯!萌萌最近好像一下子知道了他的许多短处，说话的口气里，时不时地要带一点嘲弄的味道了。他说不清是气恼还是难堪，背脊上竟刺刺地冒出些躁汗来。 “倒风。”他悻悻地爬起来，拍拍手，掸掸衣服，看了萌萌一眼，“真是倒风。”他很认真地补了一句，随即又觉得愚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萌萌果然笑了，“我又没说你不会生。”他盯着萌萌略带戏谑的笑容，等着她说出自己最忌讳、最提防的那类话来，活像阿q缩着脖子在等假洋鬼子的棍子。 “——你呀，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真以为你特别能干呢，其实你好多还不如我呢，太笨了。” 他干瞪着眼，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证明自己不笨的论据来，脸上红得很难看。 “这能怪我吗?”他糊里糊涂地冒出这么一句。 “你笨，还能怪别人?”萌萌奇怪他居然说出这种傻话来。 怪别人，怪谁呢?要怪，就得怪他的家，怪父亲。说这话就算有点没良心吧，可事实就是这样，他的低能，他的懦弱，他的孩子气，全是父亲给惯出来的，没错! “哎，志明，今天到医院看你爸爸去了吗?”萌萌一边收拾着炉铲、火筷子之类的家什，一边问他。 “去了。”他说，“过几天，要给他会诊，医生说他鼻子大出血，可能不完全是高血压引起的。今天还给换了个小病房，两人一间的。”“是吗?那可真不容易。” 可不是吗，像父亲这样一个当初的“走资派”，现在的“逍遥派”，有职无权的人，能住上两人一间的小病房，确是不容易的。给父亲看病的女大夫人挺好，周志明前几天从湘西回来才知道，她爱人原来也是南州大学的学生，就是当初父亲挨斗游校的时候，硬叫他敲那面破锣的那一位。也许小病房就是这女大夫给想的办法，算是替她爱人道道歉吧。谁能在前些年那种“你死我活”的日子里过一辈子?谁没有一点善良和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是他陪父亲到那个小病房去的，房子挺不错。父亲的情绪也格外好起来，新鲜地环视着粉白的屋子。像个土气的乡下人那样用手试着按了按软软的病床，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似的。父亲能有这样一个安顿，的确是件大喜过望的事，可事情也并不都那么尽如人意。负责这个病房的那位上了年纪的护士长和那位年纪很轻的护士，就叫周志明大大地不痛快。护士长大概快六十岁了，眼力却很拙，竟然用又细又软的声音对父亲问道：“是您儿子吗，在哪个中学念书啊?” “哈——”父亲大笑起来，响亮的声音简直就不像个病人，“你看，我说你一身孩子气吧，谁见了你都把你当成中学生哩。”父亲对护士长说：“他都工作七八年了，在公安局工作七八年了。这孩子从小没出过门，没独立生活过，都快二十二岁了，还像个孩子。” “爸!”他气恼地皱起眉头，“高血压是不能这么大声说笑的。” “嗬，还懂得挺多呢。”年轻的护士也打趣地笑起来，那神情，活像是在逗个小孩玩。 他心里恼羞不平，索性扭过脸，不说话。 真的，是不是他的外表太富孩子气了?为什么别人总会对他有这种误会呢?直到现在，望着眼前冒青烟的倒霉炉子，他还在为那个年轻护士藐然的讪笑感到别扭。 其实，在单位里，在工作中，在一本正经地板起脸的时候，他已经很像个二十七八岁的大汉子了，这两年在科里同事中间甚至还博有一点老成持重的印象。可一在父亲身边，为什么总还给人一种中学生的感觉呢?父亲总说他是个孩子，总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个大人，可父亲又总不拿他当大人对待，总是习惯当着外人用手去摸他的头，拍他的脸蛋，前几年，连在澡堂子里洗澡都怕他洗不干净，非要亲手给他搓一搓背才放心。一个大小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叫一个老头子搓背，该是多么难为情的场面啊。他开始常常违拗不过，只得红着脸由他去搓，把头勾得低低的，生怕熟人看见耻笑。这几年，由于他一再固执地拒绝父亲这一传统的宠爱，才算从那种尴尬中解放出来。 人们常喜欢这样概而论之：对孩子，爸爸总不如妈妈…… 哦，妈妈，对他来说是多么遥远、陌生而又绕口的字眼儿啊! 母亲是在他三岁时病死的，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都来自那几张半黄照片上清秀文静的面容。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再续，他是不尽了然的，只听说母亲在弥留之际曾要求父亲等儿子长大一点再结婚。母亲死后，父亲是很爱他的，超过了一般父亲对儿子的爱，把父性的宽怀慈厚和母性的温柔细致混合在一起倾注在他的身上。他尽管没有母亲，但在心灵上却并没有丧母的痛苦和压抑，他仍然得天独厚地度过了黄金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果不算“文化大革命”头几年做为走资派子女的那段经历的话。 也许正因为这些，正因为他是从小在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感到欠缺的环境中生活过来的，在上了中学以后才显出那么低能和软弱，饭也做不好，炉子也安不好，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学校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干起活来他总比别的同学差一截。 “过来，我给你扫扫。”萌萌手里拿起一把小笤帚，在他的胸前和两肩轻轻刷起来。“你知道吗，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是个警察。” “那我是什么?” “什么，”萌萌笑起来，脸上的酒窝儿真好看。“你是个小少爷。转过身来。” 他绷着脸，一声不响转过身去，笤帚又在背上响起来。 “你怎么会是警察呢?我又怎么偏偏认识了你呢?”萌萌像是问他，又像是自问。“我姐姐是最恨警察的，我原来也不喜欢。警察都是粗人，从汗毛孔里冒粗气的人，是吗?” “唔。”他含混地应了一声，懒得去解释了。女孩子不喜欢当警察的，就如同她们不会生炉子一样，也算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之事。她们哪儿能体会得到，那鲜红的领章，灿烂的国徽，威武的大盖帽对于男孩子来说，该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在他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先是北京军区在他们这一届学生中招兵，那会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痴狂地卷入了应征入伍的竞争之中。“当兵去”，成了当时最值得向往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学生们整天挂在口头的那句名言，“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可以在其中锻炼成才，更主要的，是大家暗地里浮于心头的那句实话，“不用下乡插队了”。并且等将来复员回来，还能由国家分配工作，似乎那簇新的绿军装一经穿在身上，一辈子的前途便有了可靠的保障。 那时候，他虽然也参加了体检，却并没有真的去做关于绿军装的梦，这种事对他来说犹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在送别入伍同学的火车站上，看着那几个雄赳赳的幸运儿，他也并没有像其他送行的同学那样为自己洒下几颗遗憾的眼泪，还没等别人的泪迹干掉，他已经默默地准备起下乡的行装了。 没想到，接兵的解放军刚刚走，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民警察接踵开进学校。解放军既然招了这帮十五六岁的娃娃做小兵，公安人员当然更需要从小培养。对于看过《秘密图纸》、《铁道卫士》这些影片的少年来说，做一个全能的公安战士，这是同样大的诱惑。于是，更大的竞争在全校席卷而来。 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在他们学校招人的那个公安局干部是个年纪不过三十多岁的黑脸大汉，他的形象和一般学生们理想中的侦察英雄十分接近。当时他仅仅知道这个人姓马，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闪电般地就同他混熟了。然而出人意料，这位姓马的黑脸大汉对那班外表孔武有力而又在他身边跃跃欲试的学生不屑一顾，偏偏看上了他，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瘦弱的男孩子。 黑大汉的全名叫马三耀，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组长，他有一个与其神形颇为贴切的外号——“大黑马”。大概缘于周志明清秀的容貌和腼腆的性格，黑大汉给周志明起了个亲热的称呼“村丫头”。但这个外号并没能在人们嘴里留多久，因为仅仅两三年的功夫，周志明已经大大地变了一个样子。这两三年是他的青春期中一段陡升的发育曲线，身高从一米六○一下子窜到一米七八，肩膀加宽了将近一半儿，胸脯扇面似的微微凸起，一位原来在他们班里身量最高的“力士”后来和他邂逅相遇时，竟要仰着脸同他寒暄了…… 他靠在碗柜上，呆呆地看着萌萌收拾着地上的东西。这间小厨房太窄了一点，萌萌每转一次身，都要碰到他的腿。她身上那件深灰色的毛衣也很小，紧紧裹着还没有完全发育开的苗条的身子。他很想去抱抱她，亲她一下。他们认识好几个月了，他没真正碰过她，他不敢。萌萌收拾着厨房里的东西，显得那么自如，那么有条不紊。他原先没想到像萌萌这么一个俏丽温柔的姑娘，竟会是这么本分、勤快，正像萌萌过去也没想到他是这么没能耐一样。 “你姐姐，她不喜欢警察，那她对我是什么看法?”他想起了这么一句问话。 萌萌直起身来，笑而不答。 “我知道，你姐姐对我没好话。”他故意试探着说。 “她对你说好说坏有什么要紧呢?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 他也笑了，“你呀，不用问，我头一次见你就知道你对我是什么看法了，要不然你干嘛老要我一次次领你去医院复查呢。” “那是你骑车把我撞了，当时援朝哥哥也在，你溜不了赖不掉，当然得领我上医院啦。” 萌萌撒娇般地争辩，反倒证明他说得不错，他差点没把下面的潜台词儿也给说出来：“明明是你头一眼就看上我了。”可这话就是说了，萌萌也不会承认，她准要说：“谁让你那时候总拎个水果篮子上我家来呢，是你看上我了。”他轻轻吹了声口哨，咳，管他谁看上谁了呢。 萌萌家的房门响了一下，他听见有人向这边走过来了。宋阿姨、季虹和卢援朝全都挤进了这间小厨房。 “萌萌，小周，”宋阿姨笑眼迷离地不住打量着他们，“一个炉子，这么半天还没生好呀，都快十点钟了。” 季虹刚刚洗过头，湿湿的头发披在肩上，她总是那副大模大样的口气，“他们?哪是在生炉子呀，是图这个小厨房的清静。” 听着宋阿姨会意地咯咯笑，周志明脸上喷了一层红，挺尴尬。他不喜欢萌萌这个厉害的姐姐。无论什么事，到了她嘴里，总要把人家蛮有情趣的那点遮掩拆穿，仿佛大家都赤条条的才好看。 还是卢援朝嘟囔了一句，才把话隔开了。“别在这儿烟薰火燎的了，到屋里坐着去吧。” “行了，”季虹挥了一下手，“都快半夜了，小周也该回去了。”季虹是这个家里的天之骄子，对谁都习惯用这种近于命令的口气。 周志明看了萌萌一眼，不过意地说：“我早该走了，可炉子一直没生着。” “不要紧，”宋阿姨还是笑容可掬，“明天援朝还来呢，他会生。”顿了一下，又说：“你看，现在我们家这个条件，真没办法，要是多有一间屋子，你就在这儿住一夜，省得这么晚再跑回去了，你家里又没人。” 季虹拢了拢肩上的头发，接过话说：“以前我们家自己一个独院，平房还有暖气……”她当着周志明发这类怀旧之慨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都被神经敏感的宋阿姨打断，怕她带出什么今不如昔的牢骚来。 “小周明天来吧。”宋阿姨果然打断了季虹的话，说：“明天，给你施伯伯讲讲湘西的情况，他有二十多年没回他那个老家了。” “好吧，我明天来。”他说。 关掉小厨房的灯，大家一齐走出来。他靠近萌萌，轻轻问了句：“送我吗?” 便衣警察 二 记不清他们从这里走过多少次了。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的光阴，这条弯弯曲曲、路面残破的小胡同，这条拥挤着这个城市里最下层的人群和那些尚未改悔的走资派的小巷子，竟会留下他这么多真实的快乐，可触，可感，使人依依。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不知是谁先停下来的，萌萌问：“还要我再往前送吗?” 他的心咚咚跳，脸发烧，他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嗫嚅了一下，才终于鼓鼓气说： “我……咱们亲亲，行不行?”他呼吸急促，声音发着颤，是他的心在颤。 半天没有回答，他几乎是屏住气在等待。 “你看，那边过来人了。” 他只等来这么一句，屏住的气全泄了下来。他有点自恨，就连在萌萌面前，他也是这么胆怯吗?他们在一起有好几个月了，彼此相处又是那么融洽、贴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和费力，这已经使他破天荒地相信了命运的安排。在她面前，也许早就用不着这样畏缩了，也许早就应该更直率、更豪放，或者干脆，来点儿鲁的……可有时静息想想，又发觉这些念头有多么可笑，简直有点没正形。才几个月，不算长，何况他们的缘分又是那么偶然、无意，以至于叫人到现在都要疑为梦中的故事，惴惴然不敢相信呢。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讲?必然的长河大概都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偶然的水滴所组成。——他的自行车撞了她的腿，于是他送她上医院，送她回家，都不过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已，要不是那天晚上无意对同院的大福子说起了这件事而引起大福子那番危言耸听的话来，他大概绝不会在第二天就拎着个水果篮子又跑到萌萌家来看她的伤。大福子也是无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 大福子是他同院对门王焕德大爷的儿子，比他大五岁，在南州市冶金机械厂当司机。不知道是不是汽车司机都有这么个共同脾性，一提到马路上的官司，总要摆着深明此道的神态说上一通不可。 “你呀，”大福子拍着他的肩膀，“就是老实，要是我，医药费就得一人一半!怎么着，那女的就没责任啦，她凭什么在慢车道上逆行?我就腻歪这号人，有便道不走，偏要在车道上大摇大摆，知道你不敢轧他。” 当时王焕德大爷正坐在他家的床沿上洗脚，沙哑着嗓子插嘴说：“医药费是小事，再说又是交通警察判的，只要人没伤着筋骨就不碍事。” “嘁，”大福子一撇嘴，“您哪知道现在的事儿啊，要我看，那女的说不定还得讹志明一下呢。” “讹我，怎么讹?” “这种事儿，你没经验，你看我给你算算。”大福子来了兴致，把筷子往桌上一撂，掰着手指头说：“今天看病的医药费就不算了，下星期得复查，她不是扭了腿吗，她要一个劲儿喊疼，医生摸不出来就还得拍片子，四、五块钱这就出去了；过一星期她要是还不说好，你还得带她复查，她要说走不动，你每次还得给她叫出租，她家住在哪儿?神农街，好嘛，从神农街到那个医院一个来回就得小十块，她养伤这些天要是给扣了工资也得你给补，你算算，这得多少钱?花钱不说，还得搭精神，你要想躲着她，她就找交通队，交通队一个电话拨到你们单位，你还是得去。” 王大爷的老伴郑大妈正在稀溜稀溜地喝着面儿粥，这时也放下碗插嘴道：“志明，甭听他瞎白乎，什么事儿让他一说，邪了!” “妈，您甭不信，去年我们厂一个小伙子让卡车给刮了一下，足歇了小仨月。本来就是腿上有点儿伤，你猜怎么着?他看了外科看骨科，看了骨科看内科，连神经科都看了；你没辙呀，他硬说他头痛，内科大夫查不出毛病来，只好转到神经科，看看是不是脑子受了刺激，这小子，捞着不花自个儿钱的机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溜够!” “得得得，”郑大妈翻着眼睛说，“都像你们厂的人那么缺德，咱们国家早变修了。” 大福子不理他妈，冲着目瞪口呆的志明说：“要想消了这一灾，也有辙，你呀，趁早提上个点心盒、水果篓，三天两头勤去着点，你看得勤点儿，她就好得快点儿，就这么回事。” 第二天，他真的买了些高价苹果，去了。可他心里也说不清，他跑到萌萌家来，除了大福子那个歪主意的作用外，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因素。 他那回是第一次见到施伯伯、宋阿姨、季虹，还有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也是第一次留心潜意地看了看萌萌的家。凭着一个侦察员特有的观察力，他几乎是一眼就猜出了这个家庭的身份。 施家是住在神农街头条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的，院子很脏。大概因为家家都习惯把脏水泼在门前，所以院内的地上，似乎永远是湿漉漉的。萌萌家是一个里外套间。屋里东西挺多，几乎没有给人留出一点可以转腰的地方，除了那一对实际上已经崩了簧的小沙发还像点样之外，差不多全是破烂家具。墙壁尽管刚刚刷了灰，可仍然遮不住土旧寒酸的色质。墙上空空的，只挂了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一张周总理的黑白照片，照片的镜框上垂着刚刚披起来的一尺黑纱。 施伯伯的年龄大概和父亲差不离，脸上表情不多，却很有气度。他原以为施伯伯是大学教授一类的老知识分子，但很快又发觉不像，在施伯伯的声貌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严肃气派，是纯粹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他从小就住在爸爸工作的南州大学里，早见熟了那些个学究气的教授们。 宋阿姨看不出多大岁数来，样子不老，却有了丝丝银发，身体瘦瘦的，像是很弱；季虹呢，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长得没肖萌好看，可也是个大家闺秀的气质。 他猜得不错，这是个走资派的家，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安排工作的走资派。 去萌萌家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接她去医院复查了一次。那天萌萌带了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普希金诗选》，说是要在候诊的时间看，结果，那天他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就是普希金了。他一向是偏爱中国的古典小说的，《三国》啦，《水浒》啦，都喜欢看，而对普希金之类却所知不多。可他挺乐意听萌萌给他讲，他的兴趣鼓励着萌萌几乎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普希金的知识一股脑倾倒出来了，什么《叶甫盖尼奥涅金》啦，《甲必丹之女》啦，《鲍利斯戈都诺夫》啦，还有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他们对普希金如何如何评价啦，她一边讲，一边还要加上许多自己的评价：“普希金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同情弱者。他那部有名的诗《致西伯利亚书》，知道吗?就是交给一个罪人的妻子带给那些囚徒们的。” 最后，萌萌自己也笑了，“你看，我简直是在讲演了，我今天讲话太多啦，你早烦了吧?” “没有，你挺有口才的。”他说，“真的。” 萌萌略带难为情地说：“你不知道，我中学毕业四年了，老是一个人在家呆着，同学们都有了工作，彼此都不太来往了。我妈妈管我可严呢，不许我出去跑，我没有伙伴，闷死了，你不知道我多想和咱们这样的年轻人说说话呀。” 他带点诙谐地笑笑，“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啊，今天我可见识了，你讲得真不错，能吸引人。” 萌萌笑了，他看出来，那是一种感激的笑。 临分手，萌萌干脆把那本《诗选》借给他了，让他看完后到她家去还。但刚刚过了两天，她就性急地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看完。这本书，简直就成了他们联系的媒介，或者说，成了他们联系的借口了。他虽然至今也没有把书还给她，却早已成了这个“衰微”之家的常客，并且很快就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以及这家里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朋友混熟了。常来这里串门的，除了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以外，还有施伯伯的老友，941厂“靠边站”的总工程师江一明；941厂的团委书记安成，都是些很好相处的人。他对这个家里的气氛和规矩几乎是无师自通的，这大概是他和他们的某些相似经历所使然吧。尽管在表面上看，他的条件比萌萌好得多，萌萌一家四口，真正在职工作的，只有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季虹一个人。而他，是公安干部，父亲又是南州大学的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但让人看起来，毕竟是个“结合干部”，算是改悔了的走资派吧。 他和萌萌继续往前走去，好像是为了消除刚才的那场窘迫，萌萌主动扯起一个话头来。 “你们单位那个女的，我看对你挺不错的。” “你说谁?严君?” “你出差去湘西前，不是托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声吗，她没打电话，倒专门来了一趟。” 他的心又咚咚跳起来，几乎揣摩不出萌萌这话是随口无意还是另有用心。他低头说了一句：“严君呀，我们科里的内勤，大家出差在外，私人的事一般都托她代办。”停了一下，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组的小陆看上她了，还托我做媒呢。”他不知道后面这句话，是不是又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严君跟与周志明同组的小陆，都是一年前从南州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她高高的身量，人很漂亮，一到处里，立即引起了一帮年轻干部的注目，背地里称之为“五处之花”。其实在周志明看来，就算是花，也是一颗刺梅，严君生就了一副假小子脾气，为人硬朗爽利。他和严君虽在一个屋子办公，私交原也不深，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暗暗发觉情况有点不对，严君总是在想法接近他，顾盼之间，一颦一笑，似乎都有些异样，她该不会生了那方面的念想吧?不会不会，处里想追她的人多了，可是情形又确实有点不对，不然，那天他给小陆提媒，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她居然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严君是一个不知哭为何物的女孩子。还有，她跑到萌萌家来这件事，也是有些古怪的，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何苦疲于奔命地跑一趟呢?他从湘西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蹭蹭不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 “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 “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不好打?” “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 “噢?”他迎住严君的目光。 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 “谁?” “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 “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 “还没做结论，挂着呢。” 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不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 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 “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 “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 “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 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 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 “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 “你，你是一杯温吞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怕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 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 “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 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 “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 “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他仍然故做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 “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 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 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不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吁了口气，“再说吧，到清明节再说。” 萌萌也吁了口气：“你要为难，就别去了，没事。” 他能分辨出来，萌萌这话是真心的，萌萌不忍难为他。可是最后她却又饶上了一句： “看来警察也跟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上级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上级的感情就是他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上级……” “得了。”他不耐烦了，“你根本不了解警察，你们都不了解，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 萌萌笑了笑，“有冷血动物，有提线木偶，有行尸走肉……”她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收住了话头，笑着看他，“我要把你逗哭了吧?” 远处，电讯大楼的钟声沉闷地响了，他们不再说话，似乎都在各自的心里默数着钟响的次数。啊，十点了。胡同口，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宣传车徐徐开过，高音喇叭里放送着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当前，社会上一小撮‘隐士’和‘逸民’制造谣言，妄图混淆斗争的……” 汽车走远了，广播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街上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萌萌不往前走了。 “我回去了。你明天什么时候来?” “来，听你和你姐姐骂警察?” “瞧，”萌萌一脸缓解的微笑，“我说是逗你嘛，你还真急了。明天早点来，给我爸爸说说湘西吧。” 萌萌的笑能使一切变得温和、美好。可他仍然用一种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没骂我，我急什么?” 便衣警察 三 周志明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有点明白了，工具，用工具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公安人员，并不是什么好话。和人们常说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机构的性质定义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说的那样，等于是在骂他们当警察的不是人，或者只是一群徒有四肢而无灵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他明白了这个词儿所包含的那种鲜明的贬意和蔑视。 然而，这能怪谁呢?专政机关就是这么一个“准军事”的性质，公安人员就应当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怎么能凭着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主张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纪律就是服从，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在最朴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觉上，他常常又觉得萌萌的话也有某些道理。他在湘西同陆振羽的那场辩论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样的观点吗，然而孰是孰非呢? 他不由又想到那个案子上来了，他一直拼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对这案子的回忆，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历簿上的一个最大最触目的惊叹号。这几天，他的脑屏上怎么也离不开那一叠子棕黄色的卷宗，离不开那卷宗的封面上，严君用秀丽而不沾脂粉气的笔体写下的案号——311。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案子的结局，究竟是肯定了陆振羽，还是肯定了他呢? 311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而周志明实际接触到这个案子，却是在这前一天，三月十日。 那天晚上他是在邻居王大爷家里吃的晚饭，自从父亲住院以后，他就一直在王大爷家里凑饭局。王大爷是城东区房管处看大门的，平时爱喝两口，量虽然有限，可每天每顿都不能断。听他老伴郑大妈说，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买不到酒，把酒精兑上水也得喝，足见嗜酒如命。那天王大爷照例喝到半醉，脑袋晃晃地突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件事。 “哎，志明，你说怪不怪，我们单位一个老太太，前儿个在街上碰见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着的，还说她侄子比年轻的时候胖了点，可嘴唇上那颗痦子还那样儿，大伙都说她是见了鬼了。” “你们那儿的人，都迷信，哼。”郑大妈一脸不屑的样子。稍停，又忍不住地问：“那老太太没跟她侄子说话吗?” “她刚要说，一晃，没啦!真邪性了。” 王大爷的小女儿淑萍向来寡言少语，这时却闷头插了一句：“我就不信。” “人家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王大爷急赤白脸地说，“老太太吓得今儿晚上都不敢回家啦。志明，你说可信不可信?这死而复生的事儿，自古就有，那牡丹亭……” 他笑笑，调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 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已。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 “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要我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一趟吧。” 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 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 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 “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囔：“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 “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不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痦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叠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 “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 “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来电话人：李代远。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工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 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 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不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 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 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察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 “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一取出，等纪真浏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摹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察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 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六四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察，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察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满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 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 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察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 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 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 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 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 “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噢，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 “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 “俄国作家。” “哈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俄国，一回事儿，啊。” 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后，先是段科长负责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审了两轮，甘局长突然来了兴趣，亲自出马把审讯接了过去。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名符其实的“工具”了。他、大陈、小陆、小严，他们几个参加这个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孙悟空脖子上的汗毛，只是随时被拔下来一吹，化做一些没有灵魂和血肉的小猴来乌合冲杀一阵，而自身并无任何责任和担子。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搞，他们完全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完全不允许有讨论的空气，一切都要听甘局长的吆喝，在甘局长忙得连吆喝也顾不上的时候，他们就只有闲着…… 便衣警察 四 晚上十点半钟，周志明才回到了家。 和萌萌家住的神农街头条一样，他家住的化龙巷——西夹道，在南州市里也是条僻陋的小胡同，自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后，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了。 周志明把自行车推进小院的时候，对门王大爷家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听见他的声音，郑大妈推门出来了。 “才回来呀?”她问。 他一看就猜出郑大妈是找他有话说。果然，还没容他搭腔，郑大妈就接着说道：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单位的那姑娘又来了。” “我们单位的?” “就是模样儿挺不错的那个高个儿，叫什么来着?瞧我这脑子。” 他明白她说的是严君，便问了一句： “她说什么来的?” “没有，我让她上家坐一会儿，她没坐，走啦。” 听见他们说话，大福子披着衣服也出来了，神神秘秘地冲他说道：“志明，你们公安局的现在是不是又该忙了?据说往十一广场送花圈的不少呢。” 他让大福子没头没脑插的这一杠子给弄笑了，“送花圈，和我们什么相干?” “不是说不让送吗，我们厂就不让送，你说这叫什么事呀!” “谁说不让送。”他推开自己家的门，这门平常是不锁的，郑大妈和淑萍每天都要进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过两天清明节，我还去呢。” 郑大妈的神情倒是挂上了几分郑重，“志明，你兴许还没听传达吧?广场那儿，可是有坏人破坏呢，转移批邓大方向。” 周志明还没回答，大福子倒先数落开了。 “妈，您又听传达了是不?得了得了，人家志明是公安干部，人家听剩下的，才轮到您呐。哎，志明，回头要去咱们一块去啊。” “瞧瞧，衣服也不穿好，感冒我可不管你。”郑大妈也把话岔开了。 看着郑大妈和大福子回去了，周志明关好门。他懒得去开灯，四肢松懈地倒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游目四睹，眼睛很快适应了屋里的黑暗。甚至能很轻易地看清靠门边的桌子上放着的那个乳白色的牛奶瓶子。自从去年巷子口的奶站刚一恢复订奶业务，父亲就给他订上了奶，其实喝到现在也未见得补了多少力气，每天还得排队去取，麻烦得很。他几次要停，父亲都执意不从，幸好淑萍从农村病退回来在家闲着，取奶的差事便由她代劳了。 在桌子的上方，挂着他的一张放大照片，是他六岁那年照的。黑暗中早已看不清照片背景上那爬满紫藤的小楼了，那就是他过去的家，南州大学校园内一座庭径幽朴的院落，环境虽不豪华，却充满了诗一般的浪漫。小院里种了各色各样的花，阳光斜射进来，满目缤纷。这小院是他儿时的乐园和天国。 从小，他就是被这种优越的生活娇宠惯了的，以致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咣地一声来到眼前的时候，他便像个不谙水性的孩子被一下子抛进汹涌的大海那样无以自援。父亲第一次被强迫敲着锣游校时，那张惨白的脸给他带来的刺激，几乎是他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那几年“人下人”的日子完全改变了他，到现在他都习惯地不敢大笑、大叫、大喜、大怒，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不敢撒开来干，都要瞻前顾后，看着周围的脸色，留着充分的余地。也许小时候受了刺激和压抑的人，都会落下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后遗症吧。 他从那张照片上移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叫了声：“白白。”不一会儿，下面响了几下，“白白”用它尖尖的小爪子勾着床单上床了，径直地走到他的胸脯上，漫不经心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趴下了，舒服自得地打着小呼噜。 他和父亲都喜欢猫，原来因为白天家里没人才一直没养。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开始，父亲在学校里实际上被夺了职，等于在家赋闲了，这才下了决心，索性彻底闲情逸致，养!猫是他跟父亲一起去一个熟人家里挑的，他喜欢白毛的，而父亲却看上了那只纯黑的，争了半天，还是父亲让了步，他们把“白白”抱了回来。父亲还开玩笑说：“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父亲也喜欢“白白”。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该去洗把脸，铺床睡觉，可身子却懒得动弹。他想想刚才大福子的话，心头忽然有点发热。大福子是向来不通政治的，现在居然也在关心着十一广场上的事态，在施、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竟蕴存着同样的感情与爱憎，细想起来，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爱总理呢。 郑大妈是邻近几个院子的联合向阳院主任，常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走动。难道街道上已经传达了什么“精神”了吗?可细琢磨一下，他又觉得不会。因为对广场上那些花圈，除了在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的《社情动态》里被褒贬含混地提过几句外，还没有见诸任何正式的和权威的文件，局里的头头们也都未曾做过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评价。看来，郑大妈的所谓“传达”，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不过是夸张之辞罢了，老太太自从当上向阳院主任以后，小题大作，已属常事，难怪大福子都要噎她了。 然而这件事的本身，恐怕也难以称其为小题。大福子是准备去广场的，萌萌、季虹、安成他们也是准备去广场的，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带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到广场去扫墓的人谁知有多少?这一股股细细的暗流到那时会不会聚为澎湃的洪水?市里的头头和中央那些人该怎么想?会不会像郑大妈听到的传达那样，把这些统统看做是破坏批邓运动?他突然觉得答案似乎明摆着，那些个头头们一定会这么想的，连徐邦呈，甘局长不是也认为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破坏批邓运动的吗? 徐邦呈潜入南州市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局、处两级都没有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动和说明，但周志明却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真正解开的谜。头两次审讯，他是参加了的，徐邦呈两次撒谎撒得都不高明。特别是头一次的供述，低劣得简直无法自圆。谁能相信，像他这样一个非法越境，而且已经深入到南州这样的腹地城市来的特务，仅仅是为了泛泛搜集沿途所见的一般性情报、搞几份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呢?不要说周志明自己，就连头一次参加大案审讯的陆振羽和小严，也能一眼识破其诈! 周志明这几天倒是常常在琢磨从徐邦呈身边缴获的那几件东西——伪装成素描本的密写纸、伪装成去痛片的密写药、藏在钢笔里的密码、印在民用氯化乙烯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还有那3131.64元人民币，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派做什么用途呢?如果“三月计划”是假的，那么缝在手提包夹层中的那张地形图和伪装成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机这两件直接用于“三月计划”的物证，又该作何解释呢? 第二次审讯是在大部分物证都已检验出来以后进行的，按照段科长的布置，审讯中他们没有做记录，录音机也是藏在审讯台后面的。因为对一个尚未缴械的特务来说，录音机和记录员都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增加斟酌。这对审讯自然不利。然而，尽管那次审讯的气氛经过这样刻意淡化，可段科长的发问却仍然是咄咄逼人的。 审讯台的台面上，摆着密写纸、密写药、密码和那卷已被拆开的氯化乙烯胶纸，还有钱，在全部缴获的特工用具中，只有信号机和那张神秘的地形图因为还没有检验分析出结果而没有拿出来。 徐邦呈被带进来了，没等许可就一屁股坐在屋子当中为受审者预备的方凳上。那是周志明第二次见到他，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六岁，有点虚胖，泪囊已微微肿起，下巴颏上的肉也开始松垂。他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用眼睛往审讯席上扫了一下。周志明隐隐觉得，那目光是老辣的，他对徐邦呈原有的那个愚蠢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动摇的。 段科长向徐邦呈指指摆在桌面上的物证，开门见山说：“你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吗?” 徐邦呈脸上飘过一阵慌张。不过志明觉得，这慌张多少有点儿做作。徐邦呈微微欠起身，挨个把那些物证仔细看过，好像是在辨认一堆不相识的东西。然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却不说话。 “搜集沿途所见，找几份不公开发行的报纸，恐怕用不着这些装备吧?” 徐邦呈的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 “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徐邦呈眨眨眼睛，仍然沉默。 段科长的声调依然是徐缓的，但徐缓中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徐邦呈，我劝你别拖着，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对你，则是性命攸关的，你不要耽误了挽救自己的机会。好，我再问一遍，你的任务是什么?” 周志明当时确是没有想到，徐邦呈竟出人意料地小声说出两个字来： “接头。” 段科长不动声色，问：“和什么人接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接头?” “接头人是谁我不清楚。地点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有个储蓄所，就在那个门口，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钟，有个人戴眼镜，左手三个指头拿一份红旗杂志，这就是同我接头的人。接头的暗语是，我问他：‘北京有橄榄树吗?’他答：‘不，只有冬青和剑兰。’如果十三号没接上，就再顺延一天。” “你的派遣单位是哪里?” “d3情报总局。他们叫我和那人接上头以后，一切听他的指挥，这些东西，”徐邦呈的手向桌上指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后和总局联系的工具。具体怎么联系，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我那位领导人安排。” “就这些?” “我只知道这些。” “你不去北京接头，到南州来干什么?” “我在边境没有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就先到南州中转一下。因为是十三号接头，我原来是准备今天从这儿去北京的。” 段兴玉沉默了片刻，最后问：“你对这两次的供述，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吗?” 徐邦呈断然摇头，“没有。” 这就是第二次审讯的结果，看上去比第一次要“像样儿”多了，似乎并非全无可信之处，难怪小陆在那天晚上的分析会上，会那样激烈地立主出击呢。 小陆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人，凡事都喜欢先出头，那天更是抢先发言。他本来从不抽烟的，那天却助兴般地点起一支“大前门”来，可见他的确是来了情绪。 “总的来说，”他把吸进嘴里的烟全喷出来，“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口供是可信的。说不定，我们要是派个人冒名顶替去接头，还能打到潜特组织的内部去呢。可以肯定那个人不认识徐邦呈，要不然，就不会使用接头标记和暗语了。”他观察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又说：“也许，我的想法太大胆了，有点儿冒险，不过侦察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活动。” 倒是出语惊人，周志明看得出来，连严君也有点儿来精神了。 “你认为口供可信的理由呢?”段科长却淡淡地问。 小陆又连吸了两口烟，显然是在仓促现想，“第一，口供基本符合情理，接头地点说得也对，王府井那儿是有个储蓄所，我在北京见过的。第二，……第二，这个……” “严君有什么看法?”段科长转而问严君。 严君略加思索，尽量从容地说：“从缴获物品的用途上看，和他这次交代的任务倒是相符的，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真有假……” 段兴玉又把目光移向大陈。 大陈翻来覆去地翻着那几页审讯记录，摇着头说：“不可信，我看全不可信。” 周志明当然也看得出来，徐邦呈的某些说法是不可信的。比如，那张地形图是干什么用的，徐邦呈就没有交待清楚，再如，徐邦呈并不具备潜伏的条件，为什么却负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呢?现代间谍战中对情报员的使用讲究量力而行，一般很少强人所难，所以徐邦呈在这方面交待的可信性是不大的。不过大陈对口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词色比他估计的还要干脆，这倒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于是问： “全不可信，为什么?” 大陈从座位上站起来，挥着手说：“就算北京有个潜特吧，可是把徐邦呈这种人派给他有什么用处呢?一没合法户口，二没公开职业，根本不具备潜伏条件，这是一；从间谍工作的常识来看，接头时，应当由身份高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以便能视现场情况自由进退。既然去接头的那个人是徐邦呈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人持有识别标志呢?这样一来，被领导者岂不是比领导者更安全了吗?这是二；《红旗杂志》是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用它来作识别标志很容易被偶然的巧合破坏，这也不合常理。敌人是不会这样疏忽的，这是三；还有，那个地形图我琢磨了一下午，”大陈把图取出展开，指点着说：“图的上方有一条贯穿的曲线，曲线以南画得比较详细复杂，以北，除了几个简单标志外什么也没有。看来，有点儿像边境地区的方位图，不管怎么说，这张图和北京接头这个任务之间是看不出什么联系的。” 大陈讲的是有道理的，段科长也点头补充道：“接头的标志肯定是有问题的，据我看，接头暗语也不对，这种类型的暗语早在二次大战前就被淘汰了。在现代间谍战中，使用暗语必须符合周围环境和人物身份，而且得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答句。像他们这样，跑到王府井去谈什么剑兰、橄榄树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疯话，不要说被我们碰上，就是一般人听见，也要奇怪。还有一点，他第一次所供的姓名和在国内时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我们当时没有戳穿他。如果他今天是老实交待的话，那就应该把假姓名和假历史一并更正过来，可他没有更正，仅从这一点上看，其它口供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段科长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昨天我一见到这个人，从开头几句话中，就感觉到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答对时，用词很恰当，很准确。这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从他的举止和我们缴获的特务器材的用途看，他也像个受过正规训练的骨干特务。可他的这两次供述却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这和他的实际水平之间距离太大，这不能不说是个很矛盾的现象……” 段科长最后的这几句分析，的确是很精彩的。周志明现在躺在床上，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这段推理，仍然要佩服段科长的细心和敏锐。但是这段推理后面应当引出的结论，他却一直没能揣摩透。段科长那天还没把话说完，就被甘局长和纪处长的突然到来打断了。 也许因为甘局长是第一次临幸他们的小办公室，所以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纪处长说明了甘局长的来意之后，周志明也弄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挠头。他还从来没有跟局长一起搞案子的经历呢。 “甘局长这么晚专门赶到这儿来，是准备明天亲自参加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的。”纪处长说，“甘局长进城以前就搞过审讯工作，应该说是老经验啦。” “啊，啊，”甘向前坐下来，摆摆手，“老经验靠不住，还要靠毛主席的革命审讯路线嘛。我接触审讯工作还是在东北剿匪那阵子。过去审土匪也好，现在审特务也好，总不外那么几条嘛，政策攻心啊，指明出路啊，分化瓦解啊。”甘向前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案件，市委亦得同志很重视，点名要我亲自动手，当然，你们这两天的审讯，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过，目前还没有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审讯录音我粗粗听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市委亦得同志对这个案件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示，要求我们把审讯室变为大批国际反动派的战场，把大批判贯彻始终，首先要让他低头认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审讯顺利进行下去。” 甘局长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纪真哼呀啊呀地随声应酬着。甘局长说完，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物证检验的情况，就走了。周志明还等着听段科长刚才那段分析的下文呢，谁知道段科长却闷闷地说了句：“散会吧。” “科长还没说完呐，”他禁不住问道，“下一步咱们怎么搞啊?” “怎么搞，”陈全有站起来，戴上帽子，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听甘局长的呗。” 周志明看看段科长，又看看纪真，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大陈的说法。小陆、小严也锁抽屉戴帽子准备回家了。 在那一刻，周志明的嘴里是切切然地嚼出一股子难言的苦味儿的。他一向看重的那个职业荣誉感仿佛也变得索然无味了。甘局长一来，也不和大家认真研究研究，只凭着“粗粗听了一下”审讯录音，就不容商量地把审讯方略确定了，既不征求一下纪处长和段科长的意见，也不问问他们这些侦察员的看法，仿佛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全不过是拉磨的驴，只能听喝!这倒真是应了小陆在湘西时对他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好侦察员?别叫领导腻歪，就是好侦察员!” 周志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纪真和段兴玉仍旧默然坐在椅子上没动窝。他反手带上门，才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起话来，纪真的声音低沉不清，段科长则显得激动些，声音里带着点暴躁。 “……审讯室又不是批判会，审讯的目的是搞清问题，又不是辩论是非，这怎么叫单纯军事观点呢?……” 段科长在科里同志的面前，从不这样动容，大概，也只有在纪处长这个老上级面前，他才会如此直抒胸臆吧。 因为甘局长主持的审讯，是从局秘书处带了个顺手的干部去的(也是个没搞过侦察的)，而他们五处这个承办案件的小组只须出一个做记录的。所以第二天上午，段科长和大陈便带上那张神秘地图的复制件，乘飞机往边境地区的h市去了，他们想在那一带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解开这张地图的谜。严君从一上班就埋头桌前，把前两次审讯的录音誊写在审讯记录纸上，周志明自己，则开始着手整理那些个物证，把它们登记、剪贴起来，所有“物证检定分析书”也都装订成册。小陆平时最怵这类烦琐枯燥的工作，他经过拼命要求，终于被段兴玉同意派去给甘局长的审讯做记录，一大早就被甘局长的汽车接走了。 那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陆回来了，周志明从他的脸色上，看出审讯仍旧不顺利。 “这小子，装疯卖傻，迟早是挨枪子儿的货。”小陆咕咚咕咚喝下一大杯凉开水，抹了把嘴，说：“审到最后，连甘局长都给惹火儿了。” “下一步怎么办，甘局长没说么?”周志明忧心忡忡地问道。 “接着审呗，非把小子敲开不可。甘局长刚才到技术处去了，好像是那个熊猫牌半导体查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他停了一下，又说：“看来，甘局长怀疑他的潜入任务可能和批邓运动有关。” “和批邓运动有关?”严君很是不以为然了，“人家管你批邓不批邓啊，不可能!” 周志明却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甘局长只审了一天，一切都只不过主观分析而已，何况他们当头儿的，满脑袋都是“批邓”，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难免要往那方面去琢磨，就连现在十一广场上那几个小小不然的花圈，他们也要疑神疑鬼，好像天下的人全都是为了破坏批邓才活着似的。 晚上，小陆回家去了，严君自告奋勇陪他加了一个小班，他们刚刚把那个印在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抄在格纸上，就被纪真从办公室里轰回家去了。那些天，查店、审讯、开会，连轴转，按说是够累的，可他晚上却睡不着，从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上看，距第一个收听时间——三月二十一日夜间零点十五分，只有八天了，如果八天之内案情仍无突破，就是收到了特务机关给徐邦呈的什么指示，他们也没法动作。那可就真不知道这案子将如何了了，他想弄不好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可是他完全估计错了。第二天段科长和大陈那方面虽然仍旧没有什么消息，可甘局长的审讯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进展，到中午，小陆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全招了!”他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宣布，“好家伙，果然是条大鲨鱼。” 他和严君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小陆，小陆扯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接着说：“技术处把那个小收音机给查出来了。那是用咱们熊猫牌半导体改装的小型信号机，可以发射和收接信号，有效范围一公里，他到王府井接头，要这玩意干什么。今天我们一上去，先把这玩意跟那张图往他眼前一摆，这小子立时就傻眼了，甘局长把桌子一拍，几句硬话往他头上一压，这小子就坚持不住了。嘿，我发现甘局长还是挺有气势的。” “到底怎么回事?”严君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小陆冲她笑笑，赶快说：“外国特务机关派他来，是为了执行一个庞大的计划。他的任务是先进来摸摸情况，路子，看看边境地区需要什么证件，买火车票要什么手续等等。其实这些特务机关原来也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看看有没有变化。在三月二十五日，他要返回边境，就是那地图上画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叫仙童山，山的本身就是国界线，在那儿接应一支特遣小分队进来，分散到几个大城市去搜集情报，同时散发一些伪造的我内部文件，破坏批邓运动。整个计划的代号叫‘三月行动’，他本人的代号是‘1127’，敌人规定他入境后冒用一个外侨的名义给使馆写封密写信，汇报他执行任务的情况，然后再用盲发电台把指示传达给他，这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写呢。看来，下一步咱们要有大戏唱了。”小陆不停气地说着，脸上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 下午，小陆又去看守所了，审讯还在继续。傍晚的时候，段科长也从h市打来专线长途，证实了那张图正是仙童山的方位图。 真是一天之内，风云突变! 晚上下班的时候，小陆没有回来。吃过晚饭，纪处长接了一个电话便立即坐车到市委去了，临走匆匆跑来叫他们给哈尔滨挂长途催段兴玉和大陈回来。从处长的脸色上，他和严君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事态的紧迫。果然，当天夜里十点钟纪真从市委汇报回来，就决定了他和小陆的湘西之行。“三月计划”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行动，为万全计，纪处长认为必须去湘西把徐邦呈的老底查实…… “白白”突然站起来了，用力甩了甩脑袋，把他的思绪打断，它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一只小肉爪竟然踩到他的脸上来了，冰凉，倒是让人挺舒服，他没动。随着一阵细小的呼噜声，“白白”那不但冰凉而且湿乎乎的小鼻子也触到了他的鼻尖上。不行，这家伙给脸上鼻梁，竟然要在他的脸上打坐了。他抓住它的腰，把它放到床下去了。 他的思路岔开去，对了，明天还要去萌萌家，给施伯伯讲讲湘西。讲什么呢?那可是施伯伯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老家呀。 便衣警察 五 天花板低垂着，呈银灰色，薄薄地贴着层暗光，不知是寒月清辉还是郑大妈家里那盏二十五瓦日光灯的折射，使人更加感到周围的压抑和狭小。 周志明家的这间屋子，原来是个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在他们搬来以前，就被人在当中打起条隔断墙，成了里外套间。二十多平米，照着两口人的标准，平均居住面积是不算窄的，可自打从湘西回来，他就常常感到周围空间的拥挤和色彩的单调，常常要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青山秀水的天地了。 他从小没离开过城市，就是出差，也不外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类的繁华去处，和南州大同小异。应该说，湘西，是第一个用大自然的雄浑和优美给他以薰陶的地方。 他和小陆是下午三点多钟乘飞机飞抵长沙的，傍晚又乘上了长沙至怀化的火车向西而行。虽说那时候春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火车上的拥挤风潮却还在持续。挤在探亲期满的职工、士兵和度完寒假的学生中间颠簸了一夜，真是精疲力尽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怀化改乘长途汽车，不到中午，汽车便已经攀援在湘西蜿蜒而潮润的公路上了。 日夜兼程的疲倦被藏怀的一点好奇和向往淹没了，这就是湘西吗?一个交通不便、荒野偏僻的地方；一个汉人、苗人、土家人杂居的地方；一个缺少文化、土地贫瘠而又多匪的地方，古老而神秘，混和着原始的野蛮和自然的优美……这就是周志明过去对湘西的近于荒唐的认识，一个从未到过湘西的人在一本又黄又旧且失佚了篇首的书中得来的认识。 一条与公路平行的无名小河在脚下萦回，浅薄的河水清澈见底，在卵石细沙间无声流过。隔着雾蒙蒙的车窗远眺，山外有山，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的崇山峻岭中，蔓延着长年凝绿的大杉树。时有几幢接瓦连椽的房屋隐傍在山林的转折处，宛如画家点上的几笔极巧的跳色。刚刚从色彩单调，俨然一派冬日景致的南州来到这郁郁葱葱、积蓝堆翠的南方山区，虽然坐在车里头，却恍若觉到一股暖融融的春风扑在脸上，引人到一种陶醉的意境中。他记得那时候竟胡思乱想起来了，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得和萌萌一起来这儿好好优游一番，没想到萌萌的老家竟是这样一个宜于谈情说爱的美地方。 不知是不是也因为美景的诱惑，陆振羽也发起了情思，扯扯他的衣服，故作随意地说：“哎，你帮我参谋参谋，严君这人到底怎么样?” “不错呀，”他笑笑，“你们现在到什么时态了?是‘进行时’呢，还是‘过去时’呢?” “噢，这个……”小陆尴尴尬尬地说，“‘将来时’吧。” “怎么，你还没跟她谈?” “谈是谈了……” “她怎么个意思?” “含含糊糊，谁知道。” “她不同意?” “我没跟她明着提，不过意思是到了。她好像，咳——，她开始说现在对这种事不考虑，后来又说她早有了，真真假假的。” “啊，”他笑了，“可能你的功夫还没到家吧。” “哎，以后有机会，你再帮我说说怎么样?我发觉她还挺听你的。” “行，我试试。”他嘴上答应着，旋而又后悔起来，这种事照理该由老同志去说的，老同志面子大，至少应该大陈…… 他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 吉首是个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依山傍水，充满了江南市井的诱人风采。吉首公安局就坐落在临河不远的一条大街上。接待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土家族干部，还是个大学生。戴着一副白架子眼镜，活泼热情。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很顺利地查到了徐邦呈的档案。 “真是，我们以为这家伙早死了，搞了半天还活着!我算算，从六五年到现在，乖乖的，整整十一年了。”年轻的土家人说一口富于韵味的湘西话。 正在摘抄档案的小陆扬起脸说：“十一年前你们没有找到尸首，怎么就断定他死了呢?”周志明把目光从档案材料上移向主人，他觉得小陆这话问得有点儿生硬，容易被对方误解为指责，可那年轻人似乎一点儿没有在意，反而爽朗地笑起来。 “他是因为犯错误开除公职的嘛，所以原来以为他太想不开了。我们这儿的人要想死方便得很呀，连根上吊绳都可以不买的，山上有的是洞洞，谁也不晓得有好多深，没人下去过。要自杀往里一跳，连个声响也不会有。解放前还有这样的风俗迷信，没出嫁的姑娘要是得了什么病，常常会被族亲们说成是让洞神看上了，把她扔下洞去，叫做落洞，听说过么?” 小陆放下笔，“我以前倒听说过湖南的地主把女的沉潭处死，还没听说什么落洞的。” “被沉潭的女人大都是因为犯了闺戒，落洞的女子却不同，多数是自愿的，还真以为给洞神爱上了，落洞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脸上红红的，含笑去死。湘西这地方过去愚昧落后，神怪观念是很强大的。解放后当然没有这种事了，但本地人也都晓得这洞洞的厉害，要想死也都还是这么个死法。上山去，随便找个洞子一跳，尸首是没法子寻找的。我想十一年前这家伙一失踪，人们便是这样想当然地以为他死了吧。”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材料抄完。在招待所里吃了晚饭，就急急忙忙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第二天一早回怀化的汽车票，因为他们必须赶在第一次收听盲发电台的时间之前回去，所以不能在这里耽搁。 买了车票，他们在河边那些小村子里转了转，等拐上大街，陆振羽突然指着对面一座红砖楼房，笑着说：“你看，真舍得下功夫，搞成永久性的了。” 他顺指看去，那房子的墙壁上，用隆起的砖砌成了一条“万寿无疆”的标语，笑笑，没说话。小陆又说：“我们家原来有个邻居，在南州市第二医院工作，他们医院有个技术员，前些年因为不小心把万寿无疆的万字写成无字，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让市西分局抓了，判了七年，真是不值。” “判七年?”他惊讶地咋了一下舌头，“太过分了，写错一个字批判一通不就完了吗。” “那哪儿完得了啊，”小陆说，“一直捅到刘亦得那儿去了。刘书记一句话：严肃处理!市西局赶紧把他给抓了，按现行反革命判了七年。” “反革命?哼。我看市西分局也未必相信他真是反革命。现在总这么干也不是个事儿。全凭领导一句话，叫抓谁就抓谁。” 陆振羽见他一脸不平的样子，笑了，说：“你这个人呀，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认真，迟早要吃亏的。咱们当小兵的，还不是拉磨的驴，听吆唤!” “服从上级是应当的，可也得服从真理，服从党的原则，上级讲的又不都是真理。” “哎哟，哎哟，大道理嘿。你怎么忘了这句话呢：侦察员只有理智，没有感情。” “荒唐!你哪儿听来的?” “好了，好了，不跟你争了，没意思。反正到了工作上，还是上面说了算，下面只管干。再说，领导毕竟站得高些，情况看得全面些，水平也跟咱们不一样。就拿这次来说吧，对311，我听说处里、科里原来的意见是不捕，可局里叫捕，你能不捕吗?现在看来，还真是捕对了，要不然，三月二十五日的歼灭战还不得耽误了。” “那是另一回事。”他也觉得词穷了。 这就是他这些天来一直不能忘置的那次论战。 其实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不是外行人，城西分局那些同志的心理，他是不难体会和揣摩的。就说他们自己的这个311案吧，对甘局长的某些做法，大家不是没有意见，可却没有谁吭过一声，他提过一次意见，还是鼓了多大的勇气才说出口的，没得到任何结果自不必说，在领导的脑子里，说不定还留下了个“僭越”的印象。 那是从湘西回来的那天，大陈同他们寒暄刚过，就宣布说：“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下，段科长现在不管这个案子了，以后所有情况我们直接向纪处长汇报。” “为什么?”他觉得诧异，“段科长病了?” “调到处里的追谣办当副主任去了，算是临时帮忙。” 他脑门上拧起一股疑惑，“眼下这么大案子，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还是陆振羽脑袋转得快，轻轻笑了一下，说：“段科长这个人，怎么说呢，能力强，水平高，可就是有点儿……哼，和你是一个毛病，太认真了点儿，其实何苦呢?” 周志明也隐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有点忍不住了，愤愤不平地直着脖子说：“这算什么，侦察员对工作就该像医生对病人那样，不认真一点儿还得了吗!”他转向大陈问道：“你不能跟处里提提吗?你是组长嘛。” “咳，”大陈息事宁人地摆摆手，“算了吧，段科长对甘局长搞案子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我看现在调走了倒舒坦，眼不见为净啦。”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对把段兴玉从案子上拉下来这件事着实是不痛快的，这不痛快的心情一半是出于对甘局长这种跋扈作风的厌恶，另一半则是因为他格外喜欢和段科长在一起搞案子的缘故。当然，论起经验和水平来，纪处长应该是比段科长略胜一筹的。但是对他们这些年轻干部来说，段科长却另有一番独到的魅力，因为他在工作中能和你展开平等的讨论，能很耐心、很郑重地听任何没有经验的侦察员发表自己的意见，能使大家都自动地把一切心思扑在案件上，愿意和敢于大胆地去怀疑，去假设，去建立自己的责任心，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领导的意图，附和领导的判断。 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儿不痛快，他那天才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胆儿，在向纪真汇报完湘西之行以后，他竟然鼓起勇气提起了科长调走这件事情来了。 “处长，我有个意见。”他一紧张，把想好的一大堆拐弯抹角的绕词都给忘了，竟然直通通地说了出来：“这时候干嘛把我们科长撤下来呢?” 大陈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弄得有点儿张惶无措。纪真倒是很平静，但还是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追谣办现在也很需要人。”稍停顿了一瞬，又补上一句：“对科里领导的工作安排，你不要乱插嘴。” 一句话，把他弄得满脸通红，也不敢再接什么话了。一出了处长办公室的门，还没等大陈说什么，小陆倒先嘿嘿地笑了两声，揶揄地说：“我说什么来着，你还非去碰一鼻子灰，真有种。” ………… 离预定出发到边境的日子只有两天了。徐邦呈以南州市一个外侨的名义向使馆写的信也发出去了，信的明文不外是一套侨民向使馆要钱要补助之类的常见内容，信中的密写是：“经h市、南州、天津、北京，一切顺利，计划可行。”后面署了徐邦呈的代号“1127”。看起来，已是万事俱备，下一步只看特务机关在盲发电台中如何答复了。 在他们临出发的那天，一直很少在科里露面的段兴玉突然到他们组的办公室来转了转。小陆想跟他说几句这次行动的一些安排，他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冲他们笑了笑，又说：“反正你们机灵点儿就行了，在边界捕特，不比在南州市里，得多注意注意地形。”段科长讲这话的口气看上去很随便，可在周志明听来，却感到有种语重心长的意味。下午，去火车站的汽车已经等在楼下，他跑到处长办公室去叫纪真，走到门口就听见段科长和纪处长在屋里唧唧咕咕地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什么，但似乎感觉到他们是在谈这个案子。段科长和纪处长的私交之深，是他早就了然的，大约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吧。他正要敲门，门却自己开了，他们两个人一起走了出来，纪真身披军棉大衣，手里拎着个鼓鼓的大皮包，一副行装齐备的样子，看见他便说：“到点了，走吧。”他跟在纪处长后面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看了看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段科长，段科长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只说了一句：“祝你们马到成功!”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他辨不出科长的脸上这会儿是没有表情还是表情复杂，只觉得他的宽大的手掌里有一层冰凉的汗水……，他忘不了当时那个情形，不知为什么，那时他突然觉得心里没底，虽然纪处长也和他们同去。 便衣警察 六 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办公室设在五楼图书室的那三间屋子里。追谣办的主任是处里一位副处长挂名的，三个副主任都是科级干部。段兴玉虽然是最后一个走马上任的，但因为他在全处科长之中“约定俗成”的头牌地位，所以一来就挂了个第一副主任的衔，办公室的人还自动给他安排了个单间。 离开了311案，他的生理节奏似乎也一下子松懈下来了。早上，姗姗而来，晚上，早早离去，从来不加班，也不让下面的干部加班。最近他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他得顾着给上中学的儿子弄饭，所以还免不了常常借口去局里看看什么的，一溜溜到菜市场去，随后就从那儿直接溜回家了。上行下效，追谣办的人于是也全都吊儿郎当起来，反正大家乐得轻松。 段兴玉表面上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松闲劲儿，而骨子里，却浸着股心酸。人当盛年，壮心不已，连古人都说，士不可一日无事，可他这么多年就没有干多少正经事。长期不能务正业，而且还得做出这么种逍遥自得的样子来自我抚慰，孰能没有一点心酸呢?虽说从砸烂公检法以后，公安基础工作毁坏殆尽，发现敌情线索的能力低得可怜，侦察单位无事可做，也是自然。可没想到这次311案一立，他才紧张了几天，就又脱了手，成了“有闲阶级”。他不知道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泡过去了。 也许，他真该变得圆滑些，或者沉默些，不那么锋芒毕露，让甘向前觉得他棘手，也让老纪替他捏着把汗。跟着甘局长搞案子，如果只能在违心的附就和沉默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沉默也许更好些。 311案一开始，就是叫人不痛快的。外线处行动迟缓，险些贻误战机，可人家是在开批邓大会，你还不能说一句二话；夜里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发现徐邦呈之后，急等着局领导快拿主意，可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局里才通知他和纪真去开会“研究”。他是带了一肚子气去的。 参加那个会的人不多，除了他和纪真之外，就只有马局长、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一个做记录的干部。可那间会议室里的空气却很坏，像长年没有打开过窗户似的，茶几上的油漆味儿，沙发套子的焐味儿，以及不断浓厚起来的烟草味儿，给人一种窒息感。 会开了整整一上午。马树峰和甘向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相决不下，说完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肯让步。 段兴玉这些年本来已经习惯于忍耐这种慢吞吞的会议了，和许多人一样，开会常常成为他打盹养神的好机会。然而他那一天的心情却不同，分局和外线的同志正在“为民旅馆”外面盯着，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决策者们却还在这暖烘烘的沙发里喷云吐雾，临阵不决。他望望局长马树峰紧皱的眉头，又望望副局长甘向前冷漠得毫无表情的脸，心里交织着一股焦急和恼忿。 “我看，是不是可以决定了?”最后还是马树峰用苍哑的声音打破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说：“我的意见是暂时不捕。这个人是哪里派来的，潜入的任务是什么，是单线，还是复线?这一切情况目前都不清楚，都需要通过一系列侦察活动来发现，来搞清楚。”马树峰说完，用被皱纹包围着的眼睛向其他人环视了一圈，最后当然还是要把目光落在甘向前的身上。 “也许，刚才我还没有把意思说明白。”甘向前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粗大的喉结在紧扣着风纪扣的衣领里滚动了一下，慢吞吞地却是坚定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案件，我的意见是不能简单就事论事的，应当首先考虑到当前阶级斗争的总的动向。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全市，也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这个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必然是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在中国代理人的灭亡，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我们看待今天这个案件，不能不以当前阶级斗争这个总纲为出发点来安排工作。因此，我建议对这个潜特，应该立即逮捕，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 马树峰的眉头皱得更紧，动作烦躁地点起一支烟，从会一开始，他几乎是一支接一支的吸烟，他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声调，竭力平静地说：“这几年，我们也抓到了一两个特务，但总是刚一发现就迫不及待地抓起来，缺乏必要的侦察过程。没有侦察过程的反间谍工作当然又痛快又省事，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敌人的情报意图是什么，使用什么活动手法，联系人是谁?往往搞不清楚。” “问题不能这么看吧?这几年，我们局在对敌斗争上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嘛，怎么能说什么也没得到呢?”甘向前针锋相对的口气使气氛变得更加僵持起来。“我承认，搞公安我是新手，但是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就像我们过去打仗是为了消灭敌人一样，这个浅显道理是小孩子都懂得的。敌人派多少特务，我们就抓多少特务，抓一个就少一个，既打击和震慑了敌人，也维护和发展了大好形势，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胜利么?” 马树峰消瘦的脸上浮起一丝若隐若现的苦笑。他偏过头对纪真说：“不要光是我们两个人开会嘛，老纪，你也谈谈看法。” 纪真从一开会就没怎么说话，这完全不是他过去的习惯，等马树峰问到了头上，才勉为其难地向两位局长望望，迟疑着说：“呃——如果从侦察工作的角度上看，目前还是以不捕为宜，对这个人确实需要观察一下。但是……”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斟酌着下面的话。 “但是刚才甘代表的意见，呃，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人真是个搞破坏的‘行动手’，在我们市里搞点儿什么乱子，这个风险还是有的。要是由此影响了当前的运动，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究竟捕不捕，我还有点吃不准。” 从马树峰的脸色上，段兴玉已经看出他对纪真一反常态的模棱两可是不满的。马树峰又把脸转向自己，带着疲倦的神情问道：“小段的看法呢?你是在第一线作战的，说说你的看法吧。” 段兴玉记得，他当时一点没有犹豫，用不容误解的口吻说道：“我看还是捕起来好。” 马树峰脸上微微现出了惊讶的表情，这是段兴玉不难预料的。从道理上讲，他当然赞同马树峰的主张。马树峰是建国以来第一代侦察工作的专家，而这会上论及的问题在侦察工作中又实在属于初等常识，abc，可这年头就这样，许许多多本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却不断地被人们争论不休。“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这在包括小孩子在内的外行人眼里的确是想之当然的定义，其实真正的反特工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现代反间谍战中，反间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了解敌方的情报要求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活动手法，控制敌特组织及其阴谋活动，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一个抓一个的做法是最笨的，也是最要命的做法。常常除了一个活尸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就比如说徐邦呈吧，他到南州市里来到底是什么任务?没有侦察过程就很不容易搞得清楚。可段兴玉也懂得，当一个简单的问题又被人们重新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了。这几年，他虽然很少和局领导打交道，但由于局里上下熟人遍布，所以对领导们之间的关系也常有预闻的机会。他知道，马树峰虽然在去年官复原职后，名义上是局里的第一把手，可事无巨细，要是没有甘向前这位军代表的赞同和默许，都是绝难行通的。甘向前和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热线联系，就是在局常委会上已经形成决议的事，他到刘亦得那里一嘀咕，照样可以推翻。一向，段兴玉把一切从实效出发做为工作上的第一信条，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拉开架子争论下去，而且有实权而又不怎么内行的甘副局长偏偏又分管侦察工作，如果不把徐邦呈捕起来，那么下一步工作还是要由他来抓。可想而知，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还不定要碰上多少叫人左右为难的命令呢，弄不好，这个案子就真要鸡飞蛋打了。所以，段兴玉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先捕起来再说。 马树峰闷闷地抽了两口烟，对他说：“捕，光是这么一句话么?说说你的理由嘛。” 段兴玉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说道：“捕起来，通过审讯，或许还可以得到些东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线跟踪来控制了。外线处现在新手多，这几年没上过什么要紧的案子，技术上粗得很，不是暴露了自己就是丢了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全靠他们靠不住，没跟两个小时就给你暴露了，还不是照样丧失跟踪观察的意义?万一再给丢了梢，那就……” “谁丢了梢谁负责嘛。”马树峰有些发火地说：“现在虽然不主张搞管卡压，但工作不能不负责任，要是总这样……”他大概习惯地想说“软、懒、散”，幸好顿住了没把这句不合时宜的话说出口：“要是总这样马虎，还怎么搞侦察呢?” 屋里没有人响应他的激动，段兴玉也没有说下去。现在工作上普遍没个章程，丢了梢拿个别侦察员是问也不合理，况且外线工作受场所、气候、光照条件、技术水平和敌人测梢甩梢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丢梢漏梢的现象也难免有所发生，而且从那一两天外线处的表现看，段兴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靠他们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赞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却没有对他有丝毫满意。在那次会议以后，几次点着名地批他：“我可不赞成你把我们外线处的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什么叫事实?恐怕是我们衡量事实好坏的眼光不同、标准不同吧!” 甘向前后面的这句话，任何一个“文革”前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员都不难揣摩出其中的锋芒。他们是被砸烂的旧公安局培养出来的人，也许的确是习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物吧。而在这方面，甘副局长向来是敏感的，并且是不留情面的。他一个科长算什么，在那天的会上，当着马、纪这两位“文革”前旧市局当权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样是咄咄逼人的。 “是的，对革命工作当然要负责，我同意，可问题就在于，要是真的丢了梢，给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我看，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负责吧!我们可不要再走旧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敌纵敌’的覆辙啦!” 一讨论工作就扯到旧市局的老账上去，就像小孩儿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寻对手的痛处骂一通，马局长也只有铁青着脸，不能再说一句话了。会，一直僵到中午，最后还是甘向前跑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拨了个电话，讨来了“圣旨”，像小学生背书似的给他们宣读了两遍，才算结束了这个不愉快的僵持。 刘书记的指示，当然是支持甘副局长的，总共十六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迅速取胜，保卫批邓!”这两年自从样板戏《杜鹃山》的台词用了韵白之后，连领导们作指示也动不动就押韵了。 捕了徐邦呈，审讯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长全盘接管，而在审讯方略的确定上，马局长被架空不能插手；纪真也只是有心无口，妥否都不敢说话的；段兴玉自己当然就更显得其人微言轻了。一夜之间，他从这个案件的主管科长变成了无事一身轻的闲人，简直有些百无聊赖了，他只好给自己安排了个差事，同大陈一起到h市去查那张地形图。等他们从h市赶回来，徐邦呈差不多已经审结了，他只能从担任记录的小陆嘴里，知道一点审讯的情况。 小陆是带着明显的敬佩口气，向他叙述徐邦呈被突破的过程的。 “甘局长还真是老经验，三绕两绕就把那小子给绕进去了，逼得他没话说了。” “怎么绕的呢?” “一条一条给他摆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么人接头，接头要信号机干什么用?要地形图干什么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进速出，速进速出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钱；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长期潜伏，长期潜伏这点东西这点钱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学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过专门训练，绝不是负有一般性的任务，这么不惜工本地潜入进来，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反右斗争也触动了国际反动势力的痛处，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甘副局长后来干脆跟这小子讲明了，政治阴谋不交待清楚，别想蒙混过关!” 段兴玉几乎要拍桌子叫出声儿来了：“这是典型的引供，是审讯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静地问：“甘副局长还怎么问的?” “反正是一条一条把这小子想钻的空子都给他堵死，甘副局长说，他们过去审土匪就创造了这条经验，否定全部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事实。” 他叫小陆把审讯录音拿出来，一盘一盘地听完了。他跑到纪真办公室里来了。 “老纪，甘副局长那么提问题可是违反审讯工作原则的，没掌握多少证据就把人家一条一条都定死，非逼着人家往咱们预想的路子上走，这容易出错啊!咱们得跟甘副局长提提呀。” 纪真沉吟了半晌，反声问他：“怎么，你认为徐邦呈的口供有诈?” “有诈我不敢说，这么审是不对的，容易出毛病。” 纪真似乎斟酌了一会儿词句，待了片刻，才缓缓地说：“副局长亲自审的，我们怎么好去挑眼呢。甘副局长半路出家搞公安，审讯方法上有毛病，也在所难免嘛。可这话我们不好说，说了，又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我看，咱们还是‘为尊者讳’吧。好在徐邦呈这次的口供大部分还可信，地形图也对上了。”说到这儿，纪真把声音轻轻压低了些，“仙童山接头还是可以姑且一信的，至于那个特遣小分队的任务是不是破坏批邓，就难说了。我想也可能是这家伙怕掉脑袋，立功心切，因而故意投我们所疑，以便引起我们对他的重视吧，我和他接触了两次，他现在的保命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小分队的具体任务，暂不必急着搞得那么清，我心里有数就行。” 纪真虽然如此说，可段兴玉还是不放心，小分队的任务没搞清倒还犹可，万一徐邦呈还留了其它一手儿呢，不能不防。于是在第二天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小会上，段兴玉抢先发了个言，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一整套方案，总的思想是，诱捕敌特小分队的这张弓，不能拉得太满了，满了不容易收回来，特别是对考察徐邦呈，多方验证口供的工作设计，他讲得很具体。你甘向前不是不懂吗，那好，我都一条一条地先给你“参谋”出来，然后你再“决策”，省得你先说出一通外行话，下面干部既不好执行，你也窘于收回成命；另一方面，段兴玉也是想用这个办法来防备可能有的隐患，预备好退路。审讯结果已然如此，不可能推倒重新再来，仙童山的诱捕计划，也不可能再做太大的修订，就像一只即将出海远航的小船，张了帆，拔了锚，已成离弦之势了，段兴玉也只能这样搞些贴贴补补的措施，尽量促使不致搁浅和倾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里话外大概免不了流露了一些对审讯结果不放心的倾向来，甘向前虽然没说什么，可态度上十分冷淡。散了会，纪真把他给叫去了。 “兴玉，你说话说得太多了!”纪真有点气急败坏，用手指头敲着桌子，“咱们是旧市局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不是老一套，你怎么还敢张口闭口过去怎么个搞法，以前怎么个经验呢?甘副局长今天是客气，他要是给你翻翻砸烂公检法的老账，你有什么话说!” 他一声不响，心情极度败坏，他没想到现在搞案子这么复杂，这么掣肘，这么叫人讨厌! “哼，我们现在倒像是‘留用人员’1了，”他冷冷地说，“好了，我以后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 “那倒也用不着，反正少说为佳吧。”纪真的情绪也不高。 可是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纪真又把他给叫去了。 “我考虑了一下，你那毛病，也是难改呀，回头要真跟副局长冲突起来，我就不好为你说话了。我看干脆，你上追谣办帮帮忙得了。放心，这案子有我呢，出不了大差池。” 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他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时候也只能拿得起放得下了。他笑笑，说：“为什么偏让我去追谣办?还不如去分房办、公用家具折价办呢，反正处里现在各种办公室一大堆，都要人去。” “那些个地方，矛盾太多，你一个业务干部犯不着搅进去，搞一身纠纷。” 就这样，他成了追谣办的第一副主任。 回想起来，纪真和他的交情是在解放前就建立的。那时候，他们同在南州市那所最大的教会大学里读书。纪真是高年级学生，地下党员，后来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离开了学校，还在他的家里避宿过一个多月，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交了。那时的纪真，在他眼里是个何等了得的英雄!南州解放了，党从大学生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加入到公安机关，段兴玉恰好分配到纪真所在的五处。在五十年代反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他们这一对上下级之间的友谊和默契，至今还能引起段兴玉的无限感忆和怀念。那时候的纪真就如同那个年代一样，是那么富于朝气，那么精神抖擞，好像完全不知疲倦和发愁。一九六○年当上五处的第一把手以后，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在事业上极有前途的接班干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纪真虽说也戴过高帽，也住过“牛棚”，尝了几天“牛鬼蛇神”、打翻在地的滋味，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就随着老局长马树峰官复原职了。尽管这几年总是处在“业务上的骨干力量，政治上的统战对象”这样一个难堪境地，但是他的复出，在砸烂公检法以后，市局各业务处的第一把手全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垄断的局面下，就像宋朝南人做了宰相、清代汉人入了一品一样，毕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然而最熟悉纪真的他，却早就看出纪真“出山”以后这几年，的确在慢慢地变，圆滑了，没有棱角了，无论干什么，总要瞻前顾后一番。有时甚至谨慎得连对他这个生死之交也不敢敞开心扉了。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节他在纪真家喝酒的那次，当他和纪真的爱人说起江青去小靳庄的事时，纪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杨开慧同志死得太早了。”这一句话，引得他和纪真的爱人、孩子都放胆地发起不合时宜的议论来了。他觉得那是这许多年来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说心里话的聚会，所以心里特别痛快。可是纪真，大概是悔于酒后吐真言吧，事后几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弯抹角地说了些补救的话，显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这使他感慨系之，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倒不是因为自己不被纪真信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纪真内心里孤独得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坦诚告白的知己了，人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更可悲的吗? 对十一广场烈士纪念碑下的那几个花圈，他也向纪真问过看法，纪真是一副故作轻描淡写的神情，“清明节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他当然不相信，凭纪真这样一个老侦察员的敏锐眼光，还能看不出这是党内斗争表面化、群众化的一个迹象，纪真不过是意会而不明言罢了。但这件事毕竟又使段兴玉心里稍稍温暖了一些，因为他深知纪真性格的本质，并不是惯于模棱两可的，纪真一向干脆、喜欢一针见血，现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实质掩盖为正常现象，并无焦忧痛恶之慨，也就足见其内心的倾向了。 今天上午，他们追谣办公室的一个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来了，跟他汇报完工作后，顺带讲了讲北京的情况。看来，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酝酿着清明节搞点活动。南京的事态未平，各地已先不稳，南州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唉，这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说话的劫数了吗! 便衣警察 七 将近一天没有说话了。 这是施万云近几年才形成的习惯。在南州旧市委的领导干部中，他一向被认为是位出色的演说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检察长就做了十三年，作为检察长，重要审判常常免不了要亲自出庭支持公诉，亲自参加法庭辩论，没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他的出名的雄辩，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那几年，在批斗会上常同“革命群众”激烈舌战，侃侃之势不减。以后，当然是低头认罪了。再以后，下放到了农场。直到一九七三年打农场回来在家这么一住，他才真正的变成了半个哑巴，连相随了几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为他的沉默而发慌。 快吃晚饭的时候，江一明来了，手里提着一包松花蛋，一定又是他那个在部队工作的儿子给他带来的，这玩意在南州的市场上差不多绝迹快十年了，的确是稀罕之物。江一明倒是有个不甘寂寞的嘴巴，三十年代他们同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他这个学工科的，倒比自己这个学法学的还要健谈，不管和什么对象谈论什么问题，一概滔滔而来。当时曾因此得了一个洋名字：“巴尼僚斯”，取的是汉文“把你聊死”的谐音。几十年了，学生时期的往事早被岁月的泥沙埋掉，可江一明那乐天达观的性格和爱发议论的毛病，却如同根性一般地保留下来。也许，这些年他作为941厂的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比自己这个全市政法系统的头号走资派所受到的冲击，到底要小些吧。 “怎么样?又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吗?”江一明把松花蛋往桌上一放，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施万云微微笑了笑，没有说话。记得刚从农场回到南州市的时候，江一明是头一个找到这间聊遮风雨的小屋来看他的，好在他们不属于一个系统，只以老同学的关系相来往，倒也不会过于招嫌。江一明呢，老伴在“文革”初就惊病交加去世了，儿女们又都在外地，老头子一个人鳏寡孤独，就常到他这儿走动走动，吃吃便饭，也常常带来些松花蛋这类的精贵食品和一些来路复杂的小道消息。 “坐吧，”他对江一明说了一句，指了指旁边的小沙发。这一对小沙发还是他从原来的住处扫地出门以后，市委一个管仓库的老工人，从他原来的一堆家具中拣出来悄悄还给他的。这几年，他和宋凡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对小沙发上度过的。沙发的外表已经破旧不堪，很寒碜，不知里面的簧是不是歪倒了，坐上去有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 江一明没有坐，指指里屋的门帘，“宋凡和孩子们不在?” “季虹今天休息，和援朝一起出去了，萌萌在外边小厨房做饭，她妈妈刚也去了，你来时没看见?” “啊，没有。” 江一明话音没落，宋凡和萌萌端着菜走进屋来。 “哟，一明怎么这么有口福，知道我们今天打牙祭?”宋凡的脸上露出些难得的笑容。 “有什么好东西?” “姜汁肘子，我妈的手艺。”萌萌掀开沾满油污的大砂锅盖子，一股很好闻的热气飘满整个房间。 江一明活泼地眨动着疑问的眼睛，“啊，你们准是约了什么客了吧。老施这几年可是个苦行僧哟。” “没外人，一会儿就是援朝来，这肘子就是他搞来的。还有萌萌的那个小朋友，也来。” “哈，我今天是沾了孩子们的光了。” 江一明的笑声，使施万云的胸中倏然热了一下。 季虹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来说，有时难免会成为一种苦恼。在这几年的沉默中，他常常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孩子，特别是对虹虹，更有种沉重的负疚感。他还能很清楚的记得，“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虹虹是怎样果断而又自然地投入到那股狂热的潮流中去，和她那班年轻的同学一样，整天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大串联!一句话，就像风一般地走了。可是当她披满征尘地回来，看到的却是一个被抄得七零八落的家。在他和宋凡都被关进“隔离班”以后，她就被扒走了红袖章，从光辉浪漫的顶尖跌进暗淡痛苦的渊底。摆在她面前的最大生活题目，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也养活妹妹。不容易呀，那时候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萌萌才只有十二岁，完全不能自立，就靠虹虹给人家洗衣服、带孩子、拣大字报纸卖钱苟以活命。虹虹是什么都干了，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靠保姆带大的女孩子，实在是不容易的。啊，那时她还来隔离班看过他，给他带来了一小瓶盐炒辣椒呐。有八年了，他一想起来便禁不住热泪盈眶。作为父亲，他是有负于孩子的，至今也无力补救和挽回。他看到虹虹现在有时候爱无端地发脾气，有时思想偏激得失去节制，而这一切又常是发端于对个人不幸的怨尤，他却难以表示一点儿稍微严厉的责备。小时候感情不快乐的人，难免会变得古怪和脆弱。孩子是受了刺激受了委曲的，是难怪的。江一明倒是很喜欢这两个孩子，虹虹能到941厂做仓库保管员，他是帮了很大忙的。而且像卢援朝这样的年轻人，在941厂那种大型企业中做外文资料翻译工作，身价和眼光都是不低的，要不是一明的一力保媒，爱上虹虹这样一个父亲还被“挂着”的姑娘，恐怕也是要大费踌躇的。 现在，他们这一对儿看来是成了，总算了却了他和宋凡的一桩心事。萌萌暂时还小，还不到着急的时候，可宋凡说得也有道理，早一点儿找好找，有机会也不要耽误。是的，他已经连累孩子们了，怎么会再耽误她们呢?宋凡这话是几个月以前说的，她当时就留意了那个用自行车撞伤萌萌的男孩子。萌萌对那男孩儿的好感是著于言表的，现在竟已经发展到有点离不开他了。没想到，萌萌这么个温慢的性子，竟然会陷到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里去。不过那男孩子倒确是有一副迷人的外表，他是公安局的干部，政治上会十分可靠。可是，一个公安人员大凡也不愿意在自己清白的社会关系中半路掺进一点儿嗦，弄得将来填个登记表都要皱眉头的。何况萌萌至今还没有工作，这些情况，在两相爱极时自可不顾，日久天长了，人家会不会心生嫌弃呢? 虹虹回来了，他的思绪中断下来。卢援朝今天戴了副不很深的眼镜，显得老气些。两年多了，他一直搞不清他和虹虹是同岁还是比她大一岁。作为一个在“文革”初走进外语学院大门的挂牌大学生，这十年来要不是靠自学，怕是连abc都念不准呢。个人有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卢援朝看来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对当前的运动没兴趣倒还犹可，可居然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这样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虽说现在不少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都这样，但毕竟也不是个优点吧。 周志明是最后一个到的，这孩子每次都先要向他和宋凡问候几句礼貌的套话，为此常惹得虹虹背后讥笑，说他沾了一身市民俗气。其实，这也是虹虹的古怪之一端吧。 大家围着桌子入了座。这张又大又难看的旧桌子，几乎占去这间屋子五分之一的空间。桌上很丰富，除了姜汁肘子、松花蛋之外，还有肉片土豆、鸡蛋韭菜、肉炒胡萝卜丝。透过从砂锅里升上去的片片热气，他的目光从大家笑意融融的脸上扫过，那个悲凉的叹息又在心中滚动了一下。 “唉，妻子、儿女、小康之家、蛰居生活，如此了却残生，也算是种‘善终’了吧。” “萌萌，有酒吗?这么好的菜不喝一点儿岂不太可惜了。”江一明的声音把他的注意力又吸引过去。 “还有一瓶啤酒，我姐姐喝的。” “拿出来，啤酒也行。” 除了他之外，每个人的面前添了一个斟着鲜黄酒汁的小杯子。江一明端起杯子，先冲他说了一句：“万云还是不破戒么?”又对孩子们说：“来，祝你们，啊，早一点儿……哈哈。” 大家端起杯子来，笑着正要喝，宋凡说：“你们也不祝祝江伯伯么?” 萌萌把杯子往前一伸：“祝江伯伯身体健康。” 虹虹也伸过杯子：“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连宋凡都跟着笑起来。 江一明停住笑，用手在刚刚白起来的胡子上抹了抹，说：“这句话现在倒成了绝响了，再听起来，真觉得好笑，可当初天天喊的时候，八亿人有几个不是诚心诚意?八亿人啊!” 的确，一明的话是不错的，可施万云听了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呢?……也许是自己太过正统了吧。 他把目光又移到孩子们身上，虹虹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也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别看她当了几年“黑五类”，可干部子弟那种优越感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声音动作，都还是那么张扬，这使得坐在她身边的卢援朝更显出沉默寡言来。他搞不清像卢援朝这种一帆风顺的青年，何以总是这么一副心事重重、老气横秋的神情。萌萌呢，每当周志明一来，就照例要拘谨些，老实些，庄重些，当然，那是一种乐滋滋的拘谨、老实、庄重。而周志明似乎比她还要老实，端坐着，腼腼腆腆、巴巴结结的，菜也不多吃。施万云不由用手指指砂锅，对那小伙子说： “来，你不要客气，这都是我家里人，这位是我三十年代的老同学，941厂的总工程师，你们见过面的。” “见过。”江一明用他那种老知识分子特有的礼貌微欠了一下身。 “见过好几次了。”小伙子也慌忙欠了一下身。 “你和他也早就熟悉了吧，”施万云又指指卢援朝，说，“肖萌姐姐的朋友，也在941厂工作。” 卢援朝难得地笑了一下，“那天，他撞了小萌，我正在那儿呢，我还差点儿跟他吵起来。” 卢援朝是个典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对任何纠纷都是退避三舍的，施万云想象不出来他会在外边和谁吵架，果然，虹虹跳出来揭他的底了。 “你这书呆子也会吵架吗?”她的插话又引起一片笑声。“真的，真到了外面，他还不如我能吵呢。我现在最能吵架，看什么都不顺眼，都想吵一通才解气。爸爸干了一辈子革命，到现在连个房子都不给解决，真是……” 看，她又扯到这儿来了，施万云唯恐她又要借题发挥，来一通牢骚，忙把话引开，他对那小伙子问：“听说你去了湘西?对湘西感觉怎么样?” “很好，那地方风景特别美。” “湘西的确很美，五十年代我去过一次。”江一明很快抢去了这个话题，“那是种朴实的，天然去雕饰的美。之所以名不见经传，我看是由于偏处一隅，不为外人所知的缘故。哎，你不要客气，吃菜呀。”他也像主人似的招呼周志明。 “来，”卢援朝在周志明碗里夹了一些鸡蛋韭菜，他今天仿佛格外活跃了些，笑着对周志明说：“你是搞公安的，多吃一些韭菜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 “哦?”江一明笑道，“这是什么奇谈怪论?” “前几天我在厂资料室看了本外国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了挪威学者阿拉弗林德里特列姆关于蔬菜对人的某些影响的研究情况。这位学者认为，胡萝卜和菠菜容易引起忧郁；土豆使人安宁，还有……” “还有什么，你说说我适合多吃什么?”虹虹挑衅般地问。 “你应该多吃莴苣，可惜现在没有。莴苣可以帮助提高音乐才能。” “虹虹现在还常练声么?”江一明问。 宋凡替女儿说道：“有时候到公园去练练，家里没法儿大声练，左右邻居要骂的。要我说，练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上星期市歌剧院一个熟人给她听了听嗓子，说不错。可不错又能怎么样，现在的事还不就是这样，你就是比郭兰英唱得好，没门路照样进不了歌剧院。哎，虹虹，那天刘老师听了唱怎么说来着?” “说我嗓音条件不错，中音区尤其好，高音部分毛病多些。” “年轻人嘛，有兴趣你就让她练，多一手本领没坏处。依我看，虹虹将来是会有出息的，萌萌也会有出息的。现在的年轻人呀，老宋，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啦，爱学习的真是不多。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是这个民族最稳定、最有连续性的物质力量。年轻人如果总像现在这么不刻苦，国家就无望了。唉——”江一明抖抖胡子，又说：“可惜现在总有那么几个人，想要重演秦始皇和中世纪欧洲神学家们的惨烈，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几本书。知识是人类发展的记录，怎么扼杀得了呢?前两天我们邻居家的小孩子，不知从哪找来本旧杂志，啊呀，残篇断页，破得不成样子了，可我看他读起来还是那么吮吸有声，真是个悲壮的画面……” 施万云不无担心地看了一眼周志明，他对这位来自公安局的小伙子毕竟是不甚知底的，那小伙子也专注地在听，还不时地点着头，但他还是打断了江一明的长篇大论，以免他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话来。 “爱学习好嘛，你们江伯伯就是个钻学问的人，不仅在航空机械方面是国内一流的专家，而且旁通别类。一明，最近还有兴做诗么?” “唉，老啦，江郎才尽啦。”江一明说了一句，把脸转向几个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几乎什么书都看，追求博览，可每每不能竟学，差不多成了半吊子杂家，及至上了大学，才专攻了工科。写诗嘛，业余爱好，不过是兴之所至，随口胡诌几句罢了。萌萌最近又看了什么好诗么?” “看了一本《普希金诗集》，写得真好。” “你喜欢看些什么书呀?”江一明又向周志明问。 “中国的古典文学比较喜欢一些，《红楼梦》、《水浒》……”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看过么?” “看过《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没看过，搞不到书呀。” “诗词读一些么?” “不大读，我不懂诗。” “诗词在我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是一条主要的流脉，喜欢古典文学就一定要读诗词。毛主席对古典诗词是极为精通的，他自己也工习韵文，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废吟咏……” “一明，快吃吧，肘子一凉就不好吃啦。”这回是宋凡打断了他的话。 “好好，我差不多饱了。” 晚饭吃完，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施万云本来还打算好好向周志明问问湘西的变化，没想到江一明嘴里冷丁冒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来。 “你们知道么，又有人往十一广场送花圈了!” “谁送的?”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嗬，可不是一两个，比原来足足多了三倍，我刚坐公共汽车从那儿路过，只是远远地看了那么一眼。” 施万云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了，“没有人干涉么?”他首先问这个。 江一明尚未答话，季虹先抢着说：“这干涉什么?送花圈悼念总理，一不偷二不抢的。” 江一明跟着笑道：“还是虹虹干脆，还有两天就是清明节了嘛，送花圈祭奠烈士，既是人之常情，又是革命传统，何罪之有?万云，你是搞法律的，你说说看?” “法律?”施万云本来想说：“法律还管什么用啊。”但他只是挥了一下手。 江一明又把话锋移向周志明，“你是搞公安的，你们公安局是什么看法?总不至于说送花圈的都得抓起来吧?” 施万云注意到，小伙子支吾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他呀，一个小警察，他有什么看法管什么用。”虹虹是一副轻蔑的口气，“他们还不是听上面的，上面说好，他们就笑脸，上面说坏，他们就瞪眼，就这么回事。” 施万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埋怨虹虹伤人太过，尤其是对妹妹的朋友，怎么能没有一点做姐姐的宽让呢。 果然，萌萌出来袒护了。 “我和志明约好了，清明节那天我们一起到广场去的。” 江一明又跟下去说：“是嘛，警察也是人啊，也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凡事也总要有自己的看法嘛，对吧?”他向那小伙子问道。 施万云看到周志明像个小学生似的机械地点头答是，样子单纯可感。也许这孩子对江一明话中的内涵尚不能洞然领悟，也许他的年龄还不能使他有太深的思考，看上去他的确还是个孩子。可是，这些年，年轻人能保持一种单纯的思想，也就算难能可贵了。 已经是九点半钟了，周志明起身向大家告辞。施万云没有忘记约他再来谈那个没有谈成的湘西。萌萌当然要送他几步。趁两个孩子不在，宋凡便赶快把话题引到萌萌的事情上来了。 “一明，你看这男孩子怎么样?” 季虹又是抢在了江一明的前头，说：“小孩儿嘛，形象倒不错，我就怕有点小市民习气，将来咱们家可受不了。” 江一明倒是很认真了，问：“小市民习气，何以见得呢?” “他开始来看萌萌伤的时候，每次都提着点水果点心之类的礼品来，那些小市民家庭就喜欢这样。再说，干警察的，我总有点不喜欢，这些人头脑大概都简单得很。” “听他说他爸爸是南大的老党委书记。”宋凡说明道：“周耘田，一明听说过么?” “听说过，不熟。这孩子看着还老实，我倒没觉出什么小市民来，老宋，万云，和萌萌我看未必不般配，何不玉成他们?我可以做这个月老啊。” “这种事，又不好一厢情愿，小周还没有正式和我们提过。”宋凡叹了口气，又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愿意，你看，现在我和他爸爸这个样子……”她看了一眼卢援朝，没再说下去。 施季虹却一下子听出母亲的潜台词，大声说道：“你们怎么啦，又没问题，有什么配不上别人的。在外面只要有人问我，我就说爸爸是老革命，怎么着，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小业主家庭，那些头头脑脑暴发户的孩子，我还看不上呢!” 江一明想起了什么，对施万云说：“马树峰不是又回公安局了么，你们过去那么熟，何不让他帮你做这个媒?至少可以帮你了解了解这小伙子的表现嘛。” 施万云沉默少顷，闷闷地说：“人家是身在其位的人，不去麻烦了吧。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拿主意。他们有他们的眼光，再说萌萌和他也已经相处了这么久，他们也许早就心照不宣了。我看，成与不成，顺其自然吧。” 又聊了一会儿，江一明和援朝也走了。施万云有点儿倦，进了里屋，躺在床上。萌萌回来了，在外屋跟她妈妈、姐姐一问一答地说着话。又是在说那个男孩子。他闭上眼睛，耳朵却留意着外屋的声音。宋凡说了句什么，引得萌萌笑起来，他很久没有听到萌萌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声了，这充满了希望和幻想的笑声给满屋子带来甜滋滋的幸福气氛。唉，孩子们……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幸福的。 便衣警察 八 现在是几点钟了?对面，一向晚睡的王大爷家早已灯熄人静，可周志明却怎么也闭不上眼睛，拼命想睡，却心神不宁，头直痛。 “你看，我可替你圆场了，到时候你要不敢去，我姐姐可有话说我了。” 萌萌虽然语调娇嗔，听起来却反有一种温柔的，可怜巴巴的情态。可不知为什么他竟冒了股无名火： “你老以为我是害怕似的，我怕什么?” 是的，其实他怕什么?他不过是替萌萌一家人担心罢了。现在他决定清明节跟他们一起去广场，下了班就去，堵一堵季虹那张尖刻的嘴。他原来是打算一个人去的，去了就回，在那方尖碑下的松墙上，插上两朵花，一朵是他自己的，一朵是父亲的，花他都准备好了。 他已经做了七年的侦察员，光凭职业上的荣誉感也不能再容忍这种嘲笑和小觑。他绝不是个胆小怕事之徒，不是!如果萌萌知道他有过夜伏仙童山的那种非凡经历的话，他敢说她会惊奇地叫出声来。 哦，仙童山!那个永远也忘不掉的地方，那里寄托着他的骄傲，也铭刻了他的耻辱。 他呆呆地睁着眼睛，再也没有一丝睡意。枕头下面的手表声噔噔地敲着他的耳膜，这声音……这声音多像盲发电台那呆板的嘀哒声，呆板，却又惊心动魄，从遥远而诡秘的一个指挥中心里发出，击透深邃的空间……哦，那个看起来多么宁静平常的夜啊。 在技术处那间宽大的监听室里，墙壁上嵌着硕大无朋的监听仪。一缕缕黑色的和红色的导线沿着天花板的边缘，将满房间各种各样的小仪器连接一体，就像一个威严的母亲，统率着她众多的子孙。 从广袤的夜空中传来的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充满了这个房间，而周志明那时候听到的，却只是自己的心跳，重鼓一般的心跳! “发报员是个老手，”纪处长那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能听出来的。手法熟练，肯定而又明快，一定是个老手。” 他们全不做声，默默注视着技术处的译电员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字。片刻，译电员摘下耳机，把根据缴获来的密码译出的盲发电报交给了纪处长。 纪处长看了，一句话没有说，转而递给了陈全有，陈全有的面孔上也看不出任何吉凶祸福的征兆，把看过的电稿又交到他的手里，然后向纪处长轻声问道：“要不要打电话通知甘副局长?” 纪真看看表，“等天亮再打吧。” 周志明手里捏着这封简短的电稿，心悠悠地悬着，屏住呼吸把它看下来。 “1127，来信收悉，小分队整装待发，三月二十五日与你会合，预祝成功。e.” 他也一言不发地把电文转给陆振羽，可那颗怦怦跳的心几乎激动得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小陆看了电报，又转给小严，他的脸上通红通红的： “可等到了，***!” 以后，一切都按照预定的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早上，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的一个同志乘飞机直飞h市。下午，他们带着徐邦呈乘上了这辆北去的特快列车。 在软席卧铺车厢的尽头，他们包下了两间包厢。他、大陈跟徐邦呈住一间，处长和小陆住另一间。大陈上车没一会儿就爬到上铺去睡觉，天黑后才醒来换他去睡，他们的晚饭由小陆打回到车厢里来吃。自从徐邦呈供认了“三月行动”，并且要求戴罪立功之后，他们对待他就开始完全区别于初审阶段，让他从看守所搬到了一个舒适的据点里住下。但在看管上，仍然是外松内紧，虽说在火车上一般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可是这个案子既已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上，责任所系，毕竟不能掉以轻心。 下铺，徐邦呈打着匀淡的微鼾，和火车的哐当声搅在一起，如同一曲交响乐中的两个独立音部，音量不同却互不淹没，融于同一个整齐不紊的节拍中。而上铺的周志明却早已没有这种平静的心情了。尽管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已经把每一步都安排在既定的时间表里，可他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剩余的路程。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会儿。 吃过早饭，列车开进被初春的浓雾封锁着的h市。他们下车后没有停留，和当地省公安局的两个同志接上了头，便一同改乘一列省内的短途火车继续往北走。这列老旧的火车就像“铁道游击队”时代的文物，不要说软卧车厢，连硬卧车厢也没有，乘客大都是沿线的本地人，拥挤在木板条式的简陋座位上。当地省局的两位同志一直把他们领到车尾巴上挂的一节专供列车员休息的车厢里。他看出车上的两个乘警很紧张，不知道省局的同志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在整个八小时的旅途中，他们始终在这节车厢的门口警戒着。 那个地方的天要比南州黑得早。傍黑时分，列车在临靠边境的一个小站停下来。当地县公安局的两辆吉普车把他们从站台一直接到一个偏僻的小招待所里，招待所是专门腾出来给他们做指挥部的。一进门，徐邦呈由几个人带去休息了，他们则被一直领到了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 房间里已经坐了十来个人。甘副局长和那位秘书处的干部也在这儿，有几个军人正围在桌子上的一张大地图前指指点点地对他们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都直起了腰。 “好啊，你们是正点到达，路上没出什么事吧?”甘副局长说。 “还算顺利。”纪处长轻松地答道。 “那个家伙的情况怎么样?” “情绪不错，立功心切啊。” 甘副局长笑了，说：“他也是想从这次行动中捞到争取从宽处理的本钱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省公安局叶处长，这位是7411部队的朱团长，这是万参谋长，这是县公安局的侯局长。”他一一把屋里的人介绍给纪真，然后又说： “我们正在研究明天晚上的具体行动，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坐下来一块儿听听。” 大家都坐下来，周志明记得当时屋里凳子不多，他是和小陆挤着坐在屋角的一把椅子上的，只听那个朱团长先说： “地形情况就是刚才介绍的那样，仙童山并不高，也不陡，从南坡看，实际是个慢坡，靠敌人那一面的北坡也只有个三四十度的斜度，问题是我们部队的隐蔽位置，看看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山上树草不多，不适宜隐蔽太多的人。” “部队的位置嘛，研究研究吧，”甘向前慢慢地说了一句，转而向纪真问道：“老纪的意见呢?” 纪真走到地图前看了看，思索着说：“在边界上搞这种诱捕行动，我们也没有经验，但我看有两条是必须注意的，一是不能过早暴露，二是速战速决，不然很可能搞得功败垂成。我看，敌人那边原定过来十个人，我们这边有十八到二十个人就足够了。我们派两三个侦察干部跟徐邦呈突前一点儿和敌人联系，是不是请部队再挑选十八名战士埋伏在稍后一点儿的地方，另外，为了防备敌人组织反扑，在距接头地点一百米左右的山腰上，还应当预伏至少一个连的兵力。” 纪真停下来，甘向前环顾左右，问道：“大家看怎么样?” 没有人发表异议，朱团长说：“差不多，就这么干吧，我负责选十八个棒小伙子，保管叫敌人一个也跑不了。” “好吧，”甘局长看看表，“兵力安排就先这么定下来。今天晚了，他们又是刚刚下火车，早点儿散会休息吧，老朱，明天领我们到仙童山先看看实际地形吧，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嘛。老纪，明天一早咱们留一个同志和县公安局的人一块儿看守徐邦呈，其他的同志都去看看地形，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咱们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朱团长他们几个部队干部先走了。县公安局的同志给他们安排好住房后，甘局长又去看了看徐邦呈，然后回到大房间里一起吃了招待所准备的夜餐。大家正准备回屋休息，纪真突然把甘向前叫住了。 “甘副局长，明天……” “怎么?” “明天是不是带徐邦呈一起去看看地形，既然他是这出戏的主角，不妨也听听他的意见，也许，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听他的意见?”甘向前大概觉得意外。 周志明他们和省局的几个同志都还没有走，默不作声地坐在桌前听他们两个说话。周志明还能很清楚地记起纪真当时那种小心翼翼的词色，他显然是斟酌再三才把话说出口的。 “这并不牵涉到立场问题，”纪真解释着，“搞这种逆用案件总需要灵活的策略，我们明天叫他一起去，跟他一起研究研究行动的细节，这在他心里会产生一种安定感，可以促使他更加真心向我。他不是立功心切吗，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发挥出他的能动性来嘛。” 周志明听出来，“利用”这个词，显然不是纪处长内心准确的意思，他明白，纪处长之所以用这个词，完全是为了适合甘副局长的口味。果然，甘副局长似乎被说动了，略略点点头。 “好吧，明天可以带他一起去，不过咱们得明确，参加这个案子工作的同志都得明确，目前徐邦呈还是敌我矛盾，至于今后怎么处理，也要看他这次的立功表现，不要搞到最后，仗是打胜了，可在方法上又走了十七年的老路子，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问题，不过大家要警惕呢。” 纪真连连点头，“对、对。” 天已经很晚了，大家各自回到房间里睡下，周志明和大陈睡在一间屋子，那次他可是睡得快，还没有来得及听见大陈的鼾声，他便被极度的困乏卷入到睡乡中去了…… 周志明翻了个身，他不愿意再想下去，强迫自己合上双眼，将脑中的千头万绪驱散…… 便衣警察 九 清晨，严君手里攥着一卷粉红色的大字报纸，走进办公室往大陈桌上一放：“咱们科里的大字报，这星期该你们组出了，处运动办分配的题目是……”她看了看自己的手心儿，“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意在否定党的领导’，哎，要求明天就得贴出来啊。” 陆振羽抢先声明道：“上次咱们组的那张是我写的，这次该轮到组长了，这题目还不错，比上次给我的那个题目好写多了。” “你那也算?抄成大字报才一篇半。”严君愣愣地抢白了一句。陆振羽在科里本来是条从不肯吃亏的汉子，但因为对严君有那层意思，所以才格外惧让。吃吃地轻声辩解道：“字不在多少，一篇半也是批了。” 严君和陆振羽在南州大学外语系是同班同学，去年年初毕业后又一同分到五处工作，因为多年厮熟，所以说起话来毫不避讳场合和深浅，其实细究起来，他们的经历和性格却是极不相同的。陆振羽的父亲是南州市警备区的副政委，他从小生活在警备区大院中，是个典型的从家门进校门，从学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虽然已经二十五、六岁了，涉世却极浅。而且除了打扑克，敲“三家儿”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而严君恰恰相反，对于打扑克的反感，绝不亚于代人写大字报。每每看见小陆和人凑三家儿开甩，便要骂一句“浪费青春”!比起小陆来，严君的阅历确是深得多，她虽说生长在北京，又是书香门第，但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跟弟弟一起随了当教授的父亲和当医生的母亲迁徙到河南农村落了户，当了四年小农民。十六岁被招工进了县里的农机厂，十七岁又被厂里推荐上了大学。去年她父亲也被调回了原来的大学执教，虽说在这场运动中似乎又有点儿狼狈，但一家人总算是搬回了北京。在一般“臭老九”的子女中，严君的命运是相当令人羡慕的，可比起更加一帆风顺的陆振羽来说，毕竟是经过几番坎坷，见过一些世面了。 陈全有面有难色地挠挠头，对严君抱了抱拳，说：“帮帮忙怎么样?这种应景文章你路数熟，一挥即就……” “这种事，我可不管。”严君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运动办’那帮人本来就瞧我不顺眼，老嫌我写得太温。” 大陈苦皱着脸，转而，向坐在对面的周志明说：“真不巧，我老婆今天身体不舒服，呆会儿我还得早回去，可这，明天就得贴出来，你是快手，代劳一下如何?”见志明一犹豫，他顺手把大字报纸和两张《人民日报》一齐推过来，“好写，报纸上都有嘛，你写个头尾就行了。勉为其难，勉为其难，来，这个做润笔。”他掏出半盒“大前门”，放在大字报纸上。 志明想推却，“我又不抽烟……” “那我买糖。” 严君撇撇嘴，“你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看着志明老实。” 大陈挥着手，往外轰严君，“这是我们组的内部事务……” 大陈走了，小陆也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坐在大字报纸面前发呆。写下“运动办”规定好的那个题目后，便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311案件的工作，不正是由外行领导着内行干的吗……堵在他脑子里的，还是那个案件。他的思绪似乎还流连在那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天一夜中……那天早上，他们都穿上了军装，然后……然后怎么样呢?啊，对，他们分坐了四辆吉普车去看了地形。 他恍惚真的又走进了那个晓色初开的大草甸子，那荒寒、平坦、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给他这个从小在城市的拥挤中长大的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完全不同于在湘西的青山绿水间所经历过的那种感受。而跟他坐在一辆车里的万参谋长却指指车窗外，用不无歉意的口吻说： “我们这儿太荒凉，四周空空，几十里地见不到一个人影，真是一点儿可看的风景也没有。” 他笑笑，“四周空空本身就是一种奇景啊。” 大陈撇撇嘴，“你这是新鲜，住长了就知道单调了。” 汽车开得很快，强劲的寒风鼓在风挡玻璃上，轰轰作响。约莫走了一个小时的样子，他看到一线逶迤的山坡从地平线上爬了出来。 “那就是仙童山。”万参谋长从前座上回过头来，“别看这座山不起眼，还有不少神仙鬼怪的传说呢。” “是吗，可它并不算高哇。”大陈伸着头往前看看，“我看顶多百十米。” 志明笑笑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嘛。” 万参谋长解释着：“高是不高呀。之所以小有名气，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它是一条国界线吧。” 啊，仙童山!他脑子里至今还清晰地保留着第一次看到仙童山时的印象，他清晰地记得山上那青灰色的岩土和点缀在其间的一簇簇不知名的乌黑的矮灌。 他们远远地下了车，在山坡附近逗留观察了近一个小时。按照指北针的方位，很容易便能看到山顶上那株孤零零的标的树。他的心情有点起伏难平了——这就是接头的那棵树?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可纪处长并不是外行，哪怕是已经到了仙童山的脚下，他也并没有放弃对徐邦呈的考察。看着甘副局长陪着朱团长他们往前走着，他拉住徐邦呈，小声问： “是这棵树吗?” 徐邦呈十分肯定地点了一下头，“是，接头地点就在它的北面一点。” “你事前到边界来看过这棵树吗?” “不，我是在照片和沙盘上熟悉它的。” “计划上的接头时间是几点?” “……” 连周志明自己当时都感到奇怪，接头时间是徐邦呈早就供认的，纪真显然是在明知故问。徐邦呈也迷惑地眨着眼睛，半天才说：“夜里十一点到零点。这……” “夜里十一点到零点，天已经全黑了，你能看得见这棵树吗?”纪真略加掩饰的怀疑目光停在了徐邦呈的脸上。 徐邦呈笑了笑：“我也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可他们说这棵树的方位是经过精确校准的，周围一、二里地只有这一棵树，只要按照指北针走，一定会找到的。如果有月亮，还可以看到树的透空剪影。他们的确就是这样跟我交待的。据我看，这棵树也确实不算难找。” 纪真看看他，又看看那棵树，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在仙童山行动中，虽然决策者是甘副局长，但具体事务全得靠纪处长一人操持。什么时候开饭，什么时候出发，人员怎么配备，通讯如何联络，等等琐碎细节，都要一一安排部署。甚至连预订火车的车皮，以便潜特一俟捕获，就可以迅速直接地送走这一类后勤杂项，也是事必躬亲。等纪处长全都忙完了，才终于在吃晚饭以前，把大陈、小陆和他叫在一起，开始交待他们几个人晚上各自的具体任务了。 任务是在甘副局长的屋子里交待的。屋里静得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我、陈全有，还有小周，我们三个上去，我和朱团长负责具体指挥，陈全有和小周带徐邦呈近敌联系。小陆我看就留在这儿，甘副局长有什么要办的事，你给办一办。”纪处长神情有点疲倦，可说话依然声气从容。 “我……”小陆嗫嚅着，“我想，能不能叫我也上去?” 纪真摆了摆手，“指挥部这儿也需要留个咱们的人，不然，甘副局长有事总叫兄弟单位的同志办也不大方便。况且，这次上去要求徒手对徒手，尽量避免使用武器，争取全部活捉，小陈、小周他们两个都学过格斗技术，上去比较合适。捕人主要是依靠部队，我们人去多了也没有用，你还是留在这儿吧。” 看来小陆是很泄气的，从甘副局长的屋里出来，他就发开牢骚了。 “妈的，这一趟算白跑了。” “你在指挥部，跟甘副局长坐镇指挥，比我们带劲儿。”周志明想宽慰他。 “得了，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反正你算抄上了，这一仗下来，咱们处这些年轻的当中，谁也比不上你的资格了。”小陆嫉妒地瞧着他。 他不置可否的一笑，随手从兜里翻出特意带来的巧克力，扔给小陆一块，“塞住你的嘴。”又扔了几块给大陈，嘱咐了一句：“等吃完晚饭再吃。” 大陈笑道：“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走哪都带着糖。” 他脸上红了，大陈又触了他的痛处，想了想，他解释说：“其实我一点也不爱吃糖。吃巧克力是为了提高身体热量，增加动力，运动员比赛前都吃它，不信你吃几块，到时候打起来准有劲儿!” “现在吃了，晚上就有劲啦，真是瞎扯，哪有那么快的。” “你外行吧，巧克力只需要一次酵解就可以补充到血液里去，快得很。” “算了吧，苦不苦甜不甜的。”大陈有力地伸展开手臂，做了两下扩胸运动。“在外线队有人就老是吃这个，我从来不吃，可要是真跟你和小陆这样一肚子巧克力的人较量起来，哼……” “怎么样?” “凭我这身块儿，压也把你们压死了。” 小陆要去了大陈那几块巧克力，一边嚼，一边嘟囔着走了。 在小陆的眼睛里，他是一个幸运儿，是令人嫉妒的。既然干了侦察这一行，谁不愿意和敌人面对面地干一仗呢?谁不想见识见识那刀光剑影的惊险场面呢?对于和平时期的侦察员来说，这种机会怕是太难得了吧。但是当周志明知道了自己终于就要前敌临阵以后，却有些坐不稳，立不安了。那是一种又兴奋又紧张的心情，确切地说，是一种带着兴奋的紧张心情。“我能行吗……”他仿佛从来没这样心虚过，甚至开始神经质地疑心他的手枪会不会有毛病，总觉得手表的发条似乎没上紧……，表面上他很平静，而暗地里却不住地给自己壮胆打气，不能丢脸!不能丢脸!干吧，拼吧，就当是来死的，来牺牲的!论体力，你并不一定就比那些个特务们差，像徐邦呈这类的，你完全可以打得过，多吃点巧克力，拼吧!慢慢的，他的兴奋的紧张终于变成紧张的兴奋。 下午五点二十分准时开了饭，粉条土豆烧大肉，大米饭，用省局叶处长的话说，这在此地就算得上吃筵席了。 吃过饭，一切准备就绪，天色还没有黑。招待所小楼前的院子里停了两辆吉普车。朱团长大衣敞着怀，腰间的皮带上挎了一支小枪，仪态威武地站在车前，甘副局长、纪处长和他说着话，他不时地大笑，声音洪亮。其他人都站在一边，周志明看见大陈和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领着徐邦呈从楼里走出来，徐邦呈看到满院子的人，表情谨慎地迈着步子，甘向前走过去和他说了句什么，他露出点儿笑容点了一下头，便钻进车子里去了，纪真看了看表，对甘向前说道： “甘副局长，我们出发吧?” “好，到了前边，要多和朱团长他们商量，要注意和部队搞好关系，啊。” 甘向前握了纪真的手，又握了朱团长的手，人们都默然地上来同他们握手，周志明直感到自己的手心被握得滚热。周围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甘向前用昂扬有力的语气大声对他们说道：“我们等着你们，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们，相信你们一定取得此战的全胜!好，出发吧!” 这几句慷慨激昂、大壮行色的战前动员，使周志明热血沸腾，那一刻，他对甘向前的印象也一下子好起来了。他跟着大陈敏捷地跳上车子，神态和动作都充满着英雄感。如果父亲也能看到那个激动人心的出征场面，大概从此也会对他刮目相看了；如果萌萌看到……啊，他那时候是多么希望萌萌也能分享到他心中的骄傲啊! 汽车开出了院子，扬起的灰尘遮没了一只只高举着的送行的手臂。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便进入了莽苍的荒草甸子。黄昏薄暮的太阳正在西面的地平线上慢慢下沉，远远的，一只形单影只的狼在芜草上匆匆逸去。再往前走，仙童山在暮色苍茫中弓起了自己的黛色的脊梁。 车子减慢了速度，轻轻地向前滑行，在离山两公里远的地方熄火停下来。他们下了车，他看见前面不远也停着几辆吉普车和几辆卡车，再前面一点儿，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大约足有二百来众，几只体格壮大的军犬安静地伏卧在队列的一端，这画面蓦然打进他的脑海，他似乎此时才在内心里真正感受到战斗之前的那种沉重的慌乱，心跳不由加快起来。诚然，他已经经历了不少案件，但那不过是在熟悉的城市环境中一种绝对安全的“冒险”，有的案件甚至就是在办公室里破的，像这样真刀真枪的战斗则是梦也没梦见过的事情。以前常听人说，新兵头一次上阵没有不害怕的，这一论断大约也要在自己身上应验了吧。他暗暗地难为情。 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向他们跑过来，为首的一个是万参谋长，他们跑近了，跟在万参谋长身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军人跨前一步，立正行礼，低声有力地说道：“报告首长，部队在休息待命。” 经朱团长介绍，他们知道这人姓王，是这个加强连的连长。 他们一行人向部队走去。战士们抱着枪安静地望着他们，万参谋长和王连长耳语几句，王连长跑到队列前，轻声喊道：“第一线的，起立!” 坐在前排的一批战士刷地应声站起来，动作干脆麻利。 万参谋长对纪真说：“这是我们选出来的‘十八勇士’，都是最出色的战士。” 纪真和十八个战士一一握了手。然后趁朱团长和万参谋长检查部队的时候，把陈全有和他叫到一边。这是那天纪真对他们做的最后的嘱咐。 “上去以后，你们注意不要突前太远，不能叫徐邦呈使用信号机，打起来以后，你们俩不要恋战，迅速带徐邦呈退下来，那十八个人足够了。另外，我呆会儿跟朱团长再商量一下，再抽二十个人放在离你们三十米外的地方，做为二梯队，打响后也上去，以多胜少，速战速决。你们的任务就是接上头，然后，保护徐安全撤下来。” 大陈把头一点，“明白了。” 纪真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说：“志明，你也算是个老侦察员了，别慌。” 他也使劲点了一下头。纪真又移步向徐邦呈走去，很轻松地对他笑一笑，问道：“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儿紧张?” 天色越来越暗，徐邦呈的脸完全罩在阴影里，只给天边弥留的淡淡一线青光镀上了一圈模糊的轮廓。 “有点儿，有点儿紧张，”他似乎并不想隐讳，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不要紧。” “用不着紧张。你看，我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预先设伏，以逸待劳，这一仗是稳操胜券的。你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上去以后，你听他们两个人指挥，敌人过来，你就按咱们定好的那样和他们接话，打起来以后，他们两个会领你安全撤下来的。” “您放心，”徐邦呈把头上的棉帽子摘下来理了理头发，说，“紧张归紧张，可我比你们更期待这次行动的成功，因为这对我毕竟是获得新生的唯一机会。” 天完全黑了，部队开始悄然向山前运动，枯草斑驳的地上，只有一片的脚步声。山，越来越近，黑黝黝的宛如一条卧龙的睡影。春寒料峭的夜风，刺刺地直钻脖子，可周志明当时却丝毫不觉得冷，仿佛全身的血都要涌出来了。他已经辨不清，到底是兴奋，还是紧张。 到了山前，先派了两个战士上山去观察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动静，十八个打头阵的战士精神抖擞，一律短武器，已经单独排好了队列。纪真同朱团长说了句什么，转过身在陈全有和他的脸上扫了一眼，短促地挥了下手： “上吧!” 他们夹在十八个战士中间，小心翼翼地向山顶那棵独立的标的树爬上去，大约用了二十分钟，便进入了预伏的地点。大陈猫着腰，挥了一下手，让战士们散开隐蔽起来，然后和他带着徐邦呈突前十来米伏在两簇相间几米远的矮灌后面，因为他隐蔽的灌丛比陈全有的大些，所以徐邦呈就和他趴在了一起。 透过矮灌密集的枯枝，他睁大眼睛朝下望去，北坡要比南坡陡得多，同样布满一丛丛坟包似的矮灌。在幽幽的暗月下，只能看出一个个黑乎乎的外廓。山下，更是一望如墨；四周，笼罩着宁静，只有风，飒飒的风声增加着氛围中的恐怖。 头两个小时，夜光表的指针就像被胶拖住了似的，很不情愿地往前磨蹭着，可到了最后一小时，却骤然加了速，离接头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尽管山下黑糊糊的仍旧不见一丝动静，可他的心却无法控制地狂跳起来。咚咚咚!他听到胸膛里那急促的响声在沉重地叩击大地!那时候，他才真算承认父亲并没有委屈他，他的确胆小，没用，上不了台盘，他实在恨自己了! 终于，绿色的指针指在了二十三时，他按下了信号机的按钮，短短长短，他的手指直哆嗦。头一遍的长短节奏大概不那么准确，他连着发了三次信号，然后把信号机靠近耳边听着。 “沙——”，除了一片沙沙的噪音什么也没有，他侧脸对不远的大陈望去，大陈也正在看他，他摇摇头。 短短长短，他又按了一遍，等了半天仍旧没有回音，他紧绷的神经有点儿松懈下来，一股强烈的怀疑占满了心头。 “徐邦呈该不会和我们开了一个‘买空卖空’的大玩笑吧?” 突然，信号机嘟地响了一下，一阵令人晕眩的心跳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嘟——嘟——嘟嘟”，强烈的回答讯号连续而准确地叫出了预定的节奏。 山下不远的地方，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光点儿，闪了一下就熄灭了，两秒钟后又再次出现，他看见大陈的手电筒也亮了，和对方一明一灭地呼应起来。 就是那一瞬间，一生的悔恨就是在那一瞬间铸成了。他为什么偏偏就忘记了防备着徐邦呈呢，为什么要那么紧张，以致于脑子里只剩下了一根弦，只等着和从黑暗中上来的那群越境特务开打呢?当他的后脑勺突然被轰地猛击了一下的时候，他差一点蒙过去，在徐邦呈打完他之后一跃而起，向前鼠窜的刹那间，他大概只是凭了一股下意识的反应，才不顾一切地横扑出去，抱住徐邦呈的双腿的。他用力太猛了，徐邦呈一屁股坐在地上，两个人又争着跳起来，他趁徐邦呈重心未稳，猛一个直冲拳打过去，可这一拳又太慌了，虽然打在他的脸上，却仿佛很虚飘，徐邦呈竟乘势向后一倒，顺着北坡飞快地滚了下去。他这才拼命抽出手枪，向下连击了四枪!枪声在寂静的山野里震耳欲聋! 那一切都不过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过去的。等到大陈扑过来，用力拉住他的胳膊，他全身的血管几乎要炸开了。 “怎么回事!”大陈已经不是平时的大陈了，他像一头怒吼的狮子! “跑了，他跑了!”他觉得胸口喘得说不出话来。 猝然，周围天地间刷地亮起来，如同白昼一般，山下，不知多少部探照灯一齐射向山顶，他们的眼前一片雪白，往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北面山下喧声大作，许多人在粗声叫喊。紧接着，一片密集的自动步枪子弹带着虚飘的哨音，高高地掠过头顶，枪声中混杂着疯狂的狗吠! 他们这边的几条军犬也嘶叫起来，十八个战士蜂拥上来，陈全有挥着手，喊道： “往下撤!” 便衣警察 十 办公室里静静的，整个办公楼里似乎都是静静的。快到中午了，可摊在眼前的稿纸上，却仍旧只是那个标题《外行……》。 身后有点声响，他回过头去看，严君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站在他的身后。 “好嘛，耗了半上午，你就写了这么一行?” 他呆呆地，答非所问：“甘副局长就是个外行。” “你扯什么?”严君先一怔，随即恍然，“还想着311呢?” 他勾下头，说：“人是从我手上跑掉的，也许我应该负责任，可负责任是小事，我总觉得心里窝囊，堵得慌，真是咽不下这口气去。” “人已经跑了，这口气咽不下去也得咽，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胜负本来就是瞬息万变的，一时失败在所难免，用不着这么丧魂落魄的。”严君倒用这种老侦察员的口吻来宽慰他了。她扯开话题，问：“下午还去医院看你父亲吗?大字报要是写不完，我替你写吧。”他喜出望外，“你真替我写吗?我下午要去医院，晚上还得去段科长家给他谈那天边界上的情况呢，我们约好了的。” “你们不谈别的?那我也去行不行?”严君感兴趣了。 “怎么不行，一块去吧。” “这样吧，”严君来了情绪，“今天你就上我那儿去吃晚饭，我姑妈炒菜的手艺很可以。吃完了咱们一块去，怎么样?你爸爸一住院，谁给你做饭呀?” “我自己会做。”他没忘记要说明一句，旋而又想起什么来，说：“对了，段科长还让我上他家吃呢，我看咱们干脆都到那儿去吃得了。” “也行。”严君很爽快，“你从医院回来叫着我啊。” 下午，他在医院里陪着父亲。为了叫父亲的情绪好一点，他已经绞尽脑汁，花样翻新地想了不少主意了。这回，他从家里把“白白”给父亲带去了。父亲果然高兴，逗着“白白”玩了半天，直到被老护士长发现，大惊小怪地来轰，他才抱着“白白”回家。然后他又回机关叫上严君，两人骑车子直奔段科长家来了。 段兴玉住在公安局新盖的干部宿舍楼里，是个像鸽子笼似的又窄又矮的两居室单元，他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回来了，正在热气腾腾的小厨房里做饭。他们俩没进正屋，也挤进小厨房，在高压锅咝咝啦啦的喷气声中，大声说着话。 “我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小孩也吃口剩饭就跑了，大概找同学去了，家里没别人，咱们正好说话，严君会烧鱼吗?我今天买上鱼了。” “鱼还不好烧，”严君脱去外套，挽起衬衣的袖子，“干烧还是红烧?” “随便，熟了就行。” 严君在烧鱼，段兴玉领着他离开厨房，到那个客厅兼卧室的大房间里来了。 他看着忙于沏茶倒水的段兴玉，几天来一直萦回在心头的那团阴云又爬到脸上，踌躇片刻，问道：“科长，你说我要不要先写个检查呢?” “检查什么?” “徐邦呈是从我手上跑的，我至少是缺乏警惕吧?” “先不用，对311案失败的原因，将来处里得专门研究确定出一个大致的估计，具体到个人应该负什么责任，要等这个总的估计出来后再说。” 周志明在桌边坐下，说：“那天，我们撤下来以后，7411部队留下两名战士对敌方做了观察，后来听他们反映，敌方探照灯延续二十分钟后才熄灭，在距接头地点一百米左右的地方，像有较大数量的部队活动，山脚下能听到汽车的引擎声，后来还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不远的地方飞走了，他们是从声音和信号灯光上判断出来的。” 段兴玉把茶杯放在桌子上，又从柜里拿出糖盒，打开来，“吃点儿糖吧。” 他下意识地拣起一块糖，并没有去剥糖纸，思索着又说：“当时徐邦呈一跑，边界上很乱，老实说，我也慌了，没顾到仔细观察一下，可现在回想和分析起来，好像，好像觉得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你看，预先埋伏了那么多人。” 段兴玉踱着步子，“碰上这种事，就怕自己发慌，一慌就什么也看不稳了，一个侦察员，非得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修养。”他踱了两趟停下来，又问道：“徐邦呈在跑以前，有什么反常表现吗?” 他想想，“没有，好像，好像晚上出发的时候稍稍有点儿紧张，不过不明显，当时看起来并不觉得反常。” “噢——”段兴玉微微侧着头，沉思着。 严君走进屋来，把一大盘色泽浓艳的红烧鱼放在桌子上，笑着刚要说什么，看见他们俩阴郁的脸色，也把笑容敛住了。 “从表面上看，”段兴玉看着他们两个人，说道：“事变的确是爆炸性的，很突然。我乍一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也很吃惊，可后来仔细一想，又觉得虽在意料之外，却尽在情理之中。” “噢，怎么呢?”周志明和严君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 段兴玉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说： “我记得，以前我和你们说过我的一个感觉，我说过我在头一次接触徐邦呈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个寻常之辈，我认为他无疑是一个久经训练的骨干特务，他的逃脱证明这个判断大致不错。我那时之所以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头两次的假口供实在太拙劣了，这是一个很可疑的现象。当然，使用假口供是现代间谍战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假口供的目的既然是诱使反间谍机关上当，因此就必须编排得十分巧妙可信。事情怪就怪在徐邦呈的头两套假口供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下等故事，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使他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他自己的实际水平又是完全可以预见到这一后果的。那么，根据这个矛盾的现象，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徐邦呈使用这两套假口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它们，恰恰相反，是为了让我们很快就识别出它们的虚假来。” 周志明和严君面面相觑，周志明说：“这我过去倒没有想过。” 段兴玉接着说：“好，现在就假定我这个判断是成立的，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了，他故意让我们很快识破的用意是什么呢?另外，在第二次审讯中还出现了另一个可疑现象，我们把那些检查出来的物证摆出来给他看，他看得很仔细，反复看了两遍，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严君，你当时注意到他的这些细微举动了吗?我注意了，这些举动是不合情理的，这些东西都是刚刚从他自己身上缴获的嘛，他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可是他在看这些物证的时候，似乎有更复杂的心理活动。本来，我是想在审讯中从几个方面进一步观察这些问题的，可是后来，甘副局长把审讯接过去了，我也曾经把我的怀疑跟纪处长谈过，但他没有直接参加对徐的审讯，毕竟不能像我这么自信。他觉得徐邦呈是不敢撒这样一个弥天大谎的，因为他把我们诓到边界上，如果接头不成，于我无损，而他自己却要倒霉。在你们临出发的时候，纪处长甚至还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他怀疑‘三月计划’完全是徐邦呈的凭空捏造，以此来表现一下他的立功愿望，然后他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推掉接头落空的责任。可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是现在这么个结局。我同意小周刚才的看法，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蓄谋的。徐邦呈关于‘三月计划’的口供是早就预备好的一套严整的假口供。” 严君想起什么，问道：“可那个地形方位图怎么解释呢?那图上画的正是仙童山呀。” 段兴玉点点头，“对，图恰恰也是一个疑点，因为像这样一个接头地点，方位和标的物都是应该熟背于胸的，弄一张图带在身上，不但多余而且危险，一旦出事也容易把整个计划暴露。现在可以判断，这张图，还有那个信号机，很可能就是敌人为这套假口供专门设下的两个假物证，如果徐平安无事，这两样东西就用不上，一旦有事，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现在又可以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上去，在全部物证中只有这两件东西和仙童山接头有真正联系，而第二次审讯恰恰也是这两样东西没有摆出来，他当时看了半天，大概就是在找它们，既然没有找到，当然那次也就不会供出‘三月计划’来。” 周志明恍然地说道：“噢!你那么一说我倒有点开窍了，徐邦呈前面的那两套假口供，是为了给后面这个真正的假口供做铺垫的，对吧?” “我想是的，如果他一开始就把‘三月计划’和盘托出，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慎重，任何反间谍机关对于过分轻易获得的口供都是怀疑再三的，他当然明白这个规律，所以先耍了这套假中之假的把戏来搅乱我们的思路，经过这么几番顿挫蓄势，等以后吐出真正的假口供来，就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严君连连摇头咋舌，“好家伙，我都快起鸡皮疙瘩了，想想直后怕。”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这次失败也不是不能避免，关键是得把审讯这一仗打好。如果后来是纪处长接手审他，大概不至于如今的局面。”迟疑片刻，段兴玉又说：“有些话，我本来是不该当着你们说的。论搞侦察，甘副局长毕竟是半路出家，专业知识还缺欠一些，审讯中有些方法实际上属于指供引供，然后又盲目地信供，我当时是提了意见的。小陆嘛，就更其没有经验了。审讯记录后来我都看了一遍，我们的毛病的确很多，其中有两条是致命的：第一，审讯之前先带有成见，脑子里先有了个框框，总以为敌人是要对我们现时的反右运动搞行动破坏，在审讯中就拼命想找出点儿根据来印证这个成见，这样做，很容易降低自己的判断力；第二，过于着急地把自己的怀疑暴露给徐邦呈，让他摸准了底细顺竿爬。另外，徐供认‘三月计划’以后，甘副局长显得过于热心了，对这个计划我们本来应该故意做出不感兴趣的姿态，然后观察他的反应，但甘副局长没有这么做。当然，我这也是事后诸葛亮啦。” “咱们先吃饭吧，”严君插空说，“菜都凉啦。” “好吧，”段兴玉挥了一下手，表示不再说了，开始摆碗摆筷子，他看着那盘快要凝冻的鱼，对严君说：“要不要把鱼热一下?” “不用，凉的更好吃。” 周志明却扭捏了一下，“我，我胃……怕凉。” “好，那就热。”严君笑了他一下，“你真是个娇气鬼。” 鱼热好了，三个人坐下来。周志明刚刚往嘴里塞了一口饭，又对段兴玉说道：“‘三月计划’既然是个骗局，那徐邦呈这次潜入的真正任务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严君说：“从物证上分析，我看十之八九是情报派遣，密写纸和密写药的数量那么大，只有搞情报的人才需要。” 周志明夹鱼的筷子停在碗边，思索着说：“我现在倒觉得那些东西不像是他自己用的。” 段兴玉很感兴趣地抬起眼来，“噢?你有什么根据吗?” “我这两天就琢磨这个问题来着，我觉得他身上带的钱有点儿怪，缴获的一共是三千一百三十一块多，一个特务被派遣出来，活动经费干嘛不带个整数呢?干嘛偏偏要带三千多那么一点儿呢?其中三千元又是用纸包单独包着的。所以这些钱会不会根本就是两份儿，一份儿是纸包里的三千元，另一份就是那一百多块零钱，他入境以后，坐车吃饭要花掉一些，所以这一份儿的本来数目大概是二百，这是他自己可以支配的经费，而那三千整数，我想是给什么人带的。” 大家沉默了少顷，严君说：“要是钱是给别人带的，那其它东西呢?搞不好也是给别人带的，徐邦呈就是个专勤交通也说不定。” 段兴玉慢慢扒拉着碗里的饭，思索着说：“唔，有道理，你们的分析有道理。我看等过几天，追谣办公室的工作闲一些，咱们就坐下来好好抠抠这个案子。” 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又扯了些别的话题，什么蔬菜恐慌啦，铁路晚点啦，外线丢梢啦。严君哼了一声，说：“咱们老是喊着准备打仗，准备打仗，我看这仗要是真打起来，咱们准得乱了营，当头儿的净是些外行瞎指挥，靠他们非亡国不可。” 周志明说：“瞎指挥你也得听着，对咱们干公安的来说，上级的命令就是错了，你能说就不服从了吗?”他嘴里这么说着，可心里却不知道该不该赞成这个说法。 段兴玉笑了笑，“小周说的是对的，要是下级认为上级的命令有错就拒不执行，那就更要乱了营了。”停了一下，又说，“放心，要真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候，不要说我们，老百姓也不会再容忍了。” 周志明闷头吃饭，这时又插了一句：“非要等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吗?” “就是!”严君马上响应了他。 段兴玉愣了一下，没有接话。看来，他不太愿意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沉默了一会儿，问：“你们现在都在干什么?科里忙不忙?” 周志明说：“我们组在订311案的卷册。看来，这个案子弄不好得一辈子挂在那儿了。” 严君说：“其他组没什么事。‘运动办’老看着咱们科的人松闲，老给找事。” 周志明突然想起来，“小严，大字报写了没有?明天大陈可找我要呢。” “放心，抄都抄出来了。” 周志明松口气，问：“写多少?” “一张纸。放心吧，这事你就不用管了，回头我替你们送到‘运动办’去。他们要嫌少，让他们自己写。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应付差事，都是硬从观众里揪到台上去演戏的……” 严君还在滔滔不停地说着，周志明闷着头，一句话也不接，而心里却忧心忡忡。他知道，严君虽然是个假小子脾气，但像今天这样放胆地发这种出格儿的议论，毕竟少见。尽管在段科长面前说几句过激的话倒也无碍，但若说惯了嘴，就难免在外面言多语失，祸从口出了。季虹也是这么个大大咧咧的劲头儿，肖萌最近似乎也染上了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嗜好。这些女孩子，怎么得了呢?他心里暗暗地直发急。 而严君，是不是因为和自己在一起，才这么话多? 他胸口跳了一下。 便衣警察 十一 快到清明节了，天气乍暖还寒。严君打了一个寒噤，把风衣的领子支了起来。 段兴玉家的楼前是一大片工地。天黑，地上坑坑洼洼的，自行车不好骑，他们只得推着走。 严君不知怎么突然想到，这好像是她第一次单独和周志明在大街上走，四周没有人，他们只隔着一辆自行车的距离，那么近。咳，这算什么事呢，值得她这样宝贵?甚至故意地把脚步也放慢了，以便能延长一点这宝贵的光阴。好笑，她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工于心计了?周志明倒没催她，也跟着放慢了脚步，他一向是随和的。 他们这么慢慢地走着，可光走也不是事儿啊，总得说说话。她看了他一眼，说： “天冷，你胃不好，小心受凉。” “我毛衣还穿着呢。”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刚才，是不是说得太吓人了?” “还好吧。” “我都看出你害怕了，你后来故意装着不感兴趣，是不是?我看出来了，所以我不说了。” “当着段科长，没事。” 严君心坎上像是有股血喷出来似的，忽地热了一下，从周志明这句话中，她隐隐体味到一种格外可贵而又格外亲近的……体贴。她站住了。 “我想，求你办一件事，行吗?” “什么?” “我给爸爸买了个书柜，想送到火车站托人带到北京去，可我不会骑平板车，你帮我一块送去怎么样，平板车我姑妈家的院子里就有。” “行，什么时候去?” “后天晚上，我姑妈认识那趟车的列车长。” “后天，清明节?哎哟，后天晚上我有事呀。” “什么事?公事私事?”她笑着问。 “我想去十一广场看看，我爸爸让我替他献朵花。” “给总理献花?那正好，我也正想去呢，后天我陪你一起去，书柜的事以后再说。哎，我建议咱们干脆做一个小花圈，精致一点的。放心，处里不会知道，上我家去做，怎么样?”她一口气说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精彩打算，只等着他说：“行。”其实，做小花圈的事她是早有准备的，材料都齐了，她后悔为什么没早一点想到拉周志明做伴儿。 可周志明却说：“啊，不行，我，我，还要和别人约了一起去呢。”“那不管，是我先约的。” “我和人家早约好了，真的。” “人家，谁?”她疑心起来，“是施肖萌?” “啊，不。”周志明躲闪地勾下头去。 严君当然明白了，周志明连撒谎都不会。 “好吧，”她笑笑，“那你们去吧。”她知道自己脸上的笑一定比哭还难看。而周志明却像是有些不过意了，还给她出谋划策： “那柜子你叫小陆帮你拉，你托他办事，他准高兴。” “行。”她敷衍地微笑着，喉咙里却发咸。 他们在路口分的手。尽管还不到九点钟，她却盼着他能说：“天黑，我送送你。”可他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全身都乏透了似的，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家。一进门，姑妈就放下手里的毛线活，问她： “吃了没有?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 她心烦意乱，不想多说话，走到圆桌边上，拿起玻璃杯想喝水。 “君君，你到底上哪儿了?” “加班。”她皱着眉头哼了一句。 “瞎说，刚才你们单位的人还来找你呢，你根本没加班。” “谁来了?”她端着暖壶的手不由停住了。 “还是那个，胖胖的小伙子，原来是你们同学。” “来干什么?” “他没说，反正他说你没在机关里。君君，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在外边乱跑什么?还跟我说假话，再这样我可要给你爸爸妈妈写信啦。” 严君倒了水，喝了一口，勉强笑笑，“没事，流氓不敢惹我。” 她走进自己的屋子里，坐在桌前，百无聊赖地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放下。每次，只要和周志明在一起呆一会儿，她便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心里骚动不安。 桌上的小圆镜里，映着她的脸，俏挺的鼻子，小巧的嘴，眉毛很黑，直通额角，这像个男孩子的眉毛……福相，还是悲相? 她应该说是一个福女，命运给她的慷慨厚待，曾使多少人望而生妒啊，她也许不该再这样多所欲求了。想想，和她一起下农村的伙伴中，有多少人不是至今还在大田里荷锄耕作，在烈日下车水溉苗吗，大概已经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父母一起，都快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她，被生产队推荐进了工厂，又被工厂推荐进了大学，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年，她就搞上了311这种货真价实的大案。这种尖端案件连那些久经世面的老侦察员们也会为之技痒的。想想，处里那一大堆“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还不就一直是扎在那些平凡、繁琐、甚至是枯燥的基础工作中，度过了最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吗?什么敌情研究啦，线索查证啦，档案清理啦，资料建设啦，积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干着，而这些年，又只是搞运动，被整，整人，然后就是逍遥，让人心灰意懒的逍遥。比起他们，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不，她不是看不起成了农民的伙伴和埋身于平凡的老同志，对他们她只有敬佩，但在人们的眼睛里，在人们的议论中，她确是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妞儿”，是吃着甘蔗上楼，节节甜步步高的。 “君君，你说找的那个帮忙送书柜的人，找了没有?”姑妈把头探进来，说了一句，又缩回去了。 帮忙送书柜，谁呢?她是决计不会去找小陆的，沾上他的人情，来日拿什么还?姑妈扯出的这句话，又勾上她的烦躁来。 她，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小妞”吗?如果一个妙龄女子在应有尽有之后，唯独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她能够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不，她认为不能。她忘记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爱情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假使没有这一半，生活就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这话是实在的。 她的这一半在哪儿啊? 她一向认为自己在感情上是个粗线条的人，她不习惯苦心观察和分析别人，甚至也懒得去认识和体会一下自己，她没有，也不想有林妹妹式的那种细而又细的灵性与伤感。像现在这样，让自己停顿下来，安静下来，专门地，去回顾过去和窥探未来，在她还是从未有过的习惯。在她的记忆中，周志明给她的第一面印象，除了那张很中看的脸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周志明跟不熟的人是不爱说话的，不像科里、处里的其他小伙子们那样，在她初来乍到的时候，或哗众取宠，想引起她的注意；或俯首送媚，以博得她的好感；或故作窘呆，以换取她的同情，那帮人有意无意之间使的小手段，她不但心中了了，而且有点厌烦，但那个时候，她也并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会爱上一个当时她毫无一顾的人。不，她并不看重人的外貌，也不是看上了他在业务上受培养受重视的地位(这一点不管年轻干部们是否公认，反正老同志背后都是这么评定的)，她对周志明的最初的好感只不过是因为他在他们新来的同志面前，从来没有老侦察员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她，也没有其他追慕者那种动机昭然的殷勤。他的天性忠厚；他的为人随和；他的委屈求全；他的总爱替别人操心的习惯，全都是在无形中被她一点一点地感受到的，以至于她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周志明的影子就开始勾留在她的心室一角了。但是，当一个怀春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候，除了怦然心跳之外，有谁能够很快地把朦胧的感觉转化为明确的理念，产生具体的愿望和实际的行动呢?她对这事，就和搞案子一样，既缺乏经验又缺乏胆量。等到她明确了信念，而且建立了胆量的时候，一切都迟了，周志明一车轱辘撞出个施肖萌来。她没有料到，老实汉子的罗曼史也会发展得如此神速，才几个月的功夫，已是“九尽杨花开”了。 现在，周志明是个有了归宿的人，按理，她不应该再作非分之想了，应该放弃他、疏远他。这个理智的念头也的确无数次地控制和约束过她的感情与向往，却又无数次被感情和向往的冲击所打破。也许正因为她的爱一开始就面临着幻灭的威胁，所以有时候就更加显出超常的坚固和迫切，她居然抓住周志明在去湘西之前托她给施肖萌捎信儿的那个机会，跑到施肖萌的家里来了。这是她过去绝对不会干的事，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怀了损害别人的动机去干的事! 这都是为什么呀!她为什么要去找施肖萌?为什么要主动向周志明透露施肖萌父亲不体面的现状?难道爱情达到炽点，就没有理性的成分了吗?不，不，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不是一个以施阴谋诡计为乐事的女人，当她看到施肖萌热情礼貌地给她倒茶，看到她对周志明那种真情实意的关切的时候，原来想好的那几句破坏的话竟全部梗在喉间，不能启齿了。她不忍心，不应该，也不能够，去损害这个天真的，正在等待幸福的姑娘。 可她自己呢，她同样需要幸福，如果失去周志明，她那颗已经被他扰乱了的心，能在谁那里得到安慰和平伏呢?处里，追她的人不少，可是一个个算过来，她觉得都不行。小陆在毕业前就给她写了信，到现在又托人来说，她万没想到被托的恰恰就是周志明，真是冤家路窄呀。 “小陆人不错，工作认真，也能耐苦，心直口快，长相嘛，也不错。”他翻来覆去老是这几句话，论起做媒，周志明可不是个善于辞令的人。 但是在爱情上，她却敢断定他一定是最高明的，因为她觉得最高明最动人的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粉饰和矫揉造作的。周志明就是一个真实的男人! 从仙童山回来以后，周志明一下了班就往施肖萌家跑，这是她凭一个女人的最基本的神经末梢就能看出来的。清明节，他们还要一起去广场……他在施肖萌面前是什么样儿?是的，他是懂得如何去爱的，可是，他懂得那种毫无指望的爱是什么滋味儿吗? 严君又想起她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个美丽的象牙书签了，书签上面刻的那一行小字是她念熟不忘的，那是但丁的一句诗，“爱，应当成为美德的种子。”而且爱的本性是排他的，是不能分享的，或者，她真的应该把那个已经被冲破和揉碎了的理智再重新收拾起来，不然，她就得在一个不能调和、无可两全的矛盾中生活一辈子，难受一辈子。还是理智一点吧，躲开他、忘了他，多想想他的缺点，这大概是一条迟早要走的路，而迟走，还不如早走。 ——小圆镜里是你的眼睛?湿了?不，你不是一个掉泪的女人，你没有失掉什么!你是一个侦察员，你有你的事业! 她望着镜子里的眼睛，仿佛是在对着另一个人默默地告白，她，要和事业结婚! 第二天上班，她在走廊里和周志明打照面，交臂而过，她没有理他。看得出来，她的反常的冷淡使周志明有点儿惴惴不知何故了，说不定还以为她还在为拉书柜的事生闷气呢，她横心闭眼，不理他，也不解释。 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感情这玩意儿，要想一朝忘却，也难。上午她被叫到处长办公室给纪处长抄讲话稿，甘副局长来了，和纪处长在外面套间的沙发上坐着说话，当虚掩的门缝中隐约传来“周志明”三个字的时候，她仍然情不自禁地停下了手中的笔，尖起了耳朵。 “那个周志明可靠吗?徐邦呈的跑，我总感到有点儿怪。” 她听得分明，这是甘向前的声音。 “人是可靠的，”纪真果断的声音，“他是六九年咱们局从初中学生当中招的那批人，干公安已经七年了，是党员。” “这次运动中表现怎么样?” “表现还可以，在科里写大字报挺积极，他不会有什么问题。” “唔——”甘向前很保留地唔了一声。 她心里直打哆嗦，不知道是气还是怕，甘副局长怎么可以这么怀疑周志明呢!全无根据地怀疑，毫无道理地卸责，这是什么领导啊，以后还有哪个侦察员敢在他手下干!她的胸间起伏难平了。 外面屋子里又说起来了。 “不管怎么样，人是从我们手上跑掉的，我是局里主管侦察工作的副局长，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我已经向市委亦得同志做了检讨。当然喽，亦得同志讲，不以成败论英雄，可我考虑，你们作为具体办案单位，总得有个检讨吧。” “检查报告是应当有的，可目前徐邦呈脱逃的原因还没搞清，是不是等……” “不用等吧，主要从思想上检查嘛，你们先拟个稿子，我看一下再往上报。”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甘向前大概是要走，说话声又随着穿大衣的声音一起传进来。 “今天下午局里在广济路礼堂开科股以上干部大会，要宣布市委的一个重要决定，要求侦察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参加，你们接到局办公室的通知了吗?” 纪真说了声接到了，随后，砉砉的皮鞋声便响起来。纪真这时候又说了一句： “今年的手枪射击训练，周志明的成绩名列全局第八，在我们处是佼佼者，说不定，徐邦呈早已经成了他的枪下鬼了。” “也可能吧，对，这一条在检查报告上想办法写上去，我看我们也未必就是输家。” 脚步声移出了屋外。 严君的心绪缭乱起来，笔下连出错字，用小刀刮掉，再写出来，又是错的，只得再刮，纸上弄得一塌糊涂。纪处长送客回来，看着她的艰难劲儿，皱着眉头挥挥手，说：“先歇会儿吧，歇会儿再抄。”停了一下，又说：“你去秘书科问问，看看他们把今天下午广济路礼堂开大会的事通知下去没有。” 还没走到秘书科，她在走廊里就听见有人叽叽咕咕地议论：“下午什么会，这么郑重其事的?” 便衣警察 十二 六点都过去了，大会才算开完，坐得离太平门最近的那一片上黄下蓝的消防兵最先拥满了礼堂的门道，接着，一身全蓝的户籍警和治安警，胳膊上戴着白套袖的“马路司令”，为数不多的穿绿军装的军代表，还有他们这些一身朴素便装的干部也混杂着从礼堂大门口漫出来，挨挨挤挤地灌满了半条胡同。 “散个场都这么费劲儿，局里的礼堂干嘛非盖在胡同里呢。” 周志明急着想快些出去，心里头直堵得慌。 礼堂选的这个地方的确不理想，散场慢且不说，胡同的出口，又正好插在了广济路的半腰上。广济路在南州，恰如王府井在北京，南京路在上海一样，是个最繁华的商业区，往常在这儿开会，总免不了要有许多人半截里溜出去逛商场，局里虽然也三令五申地禁止过，却是松一阵紧一阵不大见效。然而今天下午的情形却迥然不同了，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在台上居中落座，局里十几位副局长分列两厢，只有局长马树峰因为免职去参加市委办的学习班而没有到场。可以容纳一千三百人的大礼堂坐得满满的。会，开了三个多钟头，竟没有一个人敢于中途退场。 杂沓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声顺着胡同往前拥去，全不同往日散场时的吵吵闹闹。人们脸上的表情庄重而又肃杀，这使周志明的脑子里又隐隐浮起刘亦得那浓厚的唐山口音来。 “南京已经闹了，北京正在闹，南州怎么样?我看也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吧。” 山雨欲来风满楼，指什么，指这几天又有人不断地往十一广场送花圈吗?当然，刘书记后来的话说得更加明确无误了。 “清明节，什么节呀?鬼节!完全是‘四旧’嘛。再说，用铁架子做那么大的花圈，究竟是悼念总理呢，还是向谁示威呢?” 周志明不明白，连清明给烈士扫墓都成了“四旧”，那以后过春节、吃粽子、吃元宵、吃月饼、喝腊八粥是不是也要以“四旧”论处了呢?他在听到这儿的时候，觉得刘书记的声音让人格外不舒服。可那特别土气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耳边不停地响着。 “在座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拳头，铁拳头!铁的，不是豆腐的，市委对公安局的广大干警是信任的，市局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放到广场上来，市委已经决定，要对那些在广场上闹事的人实行反击!” 看来，郑大妈的那个所谓“传达”，自己这两天的担忧，现在全都应了。 他不愿意再想下去，如果确实有人在广场上闹事，当然是应该制止的，但刘书记，不，市委为什么要这样小题大作呢?送花圈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何必非要视做洪水猛兽不可?广场上有坏人，对，但不能都是坏人呀，施肖萌的姐姐，还有安成他们，不是也要往十一广场送花圈吗?连他们941厂的团委还要组织团员做花圈送去呢，难道都成了反革命了吗?他觉得说不通。 安成就是941厂的团委书记，他们相识才几个月，但现在已经很熟，安成比他大了有一轮儿，在他面前像个仁爱的兄长，那种自然的、恰如其分的亲切，决不会让你感到半点儿拘束和生分。他几乎没有多久就喜欢上安成了。如果安成是坏人，江一明老头是坏人，施伯伯一家是坏人，那可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散场的人漫出胡同口，一部分涌向马路西边的停车场，一部分涌向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他和小陆、严君几个人都向存车处走去。 推出自行车，刚要走，小陆拉了他一把，一脸兴兴头头的样子。 “走，十一广场看看去。” “干嘛?”严君跟上来，“你也想闹事去?” “不是，我估计咱们过几天的工作，也得往那边转，先去熟悉熟悉情况嘛，去不去?” “没你那么积极。”严君骑上车走了。 “我也有事儿。”周志明把车子推上马路。 “那，明儿见吧。”小陆怏怏地说。 周志明把车子骑出广济路，匆匆奔神农街头条来了。 他走进施肖萌家的小矮门的时候，江一明老头儿也正在屋里。看样子是刚刚在这里吃过晚饭，从杯盘狼藉的桌面上，还能看得出晚饭超乎寻常的丰盛，桌上摆着的半瓶喝剩的“五粮液”，尤其触目。 江一明坐在小沙发上，一边啜茶一边哈哈地笑，“老施一向惜杯吝盏，今天居然大开酒戒，难得难得。”看见周志明进来，又笑话道：“啊，来了一位官方人士。我听说连你们公安局都送了花圈，是真的吗?” “没有吧，不太清楚。”周志明顾着跟宋阿姨和施季虹寒暄，只随口应了一句。 “你没吃晚饭吧?”宋阿姨的情绪也佳，热情地拉住他，“我这儿饭菜还挺热的，叫季虹给你盛来?” “不不，我吃过来的。”周志明撒了个谎。 “你可别客气，”施季虹说，“客气了自己吃亏。” 周志明笑笑，他并不觉得饿，只是急于想把要说的话说了。他用目光在室内寻找了一圈，“小萌不在?” “上十一广场了，”宋阿姨说，“一会儿就回来，你真吃了么?” “她也上十一广场了?” “广场上这几天很热闹，你没去看看么?”施万云酒酣耳热，红彤彤的脸上像涂了一层发亮的油彩，和周志明前几次见到的那副谨慎持重、不苟言笑的神态相比，活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季虹这几天下了班就去，抄了不少好诗回来。唉，我是老了，挤不动，要不也真想去看看呢。” 施伯伯的情绪，使周志明的心头更加沉重。过去，肖萌曾几次向他说过她的父亲，她说的和周志明的直观印象大抵是吻合的，这几年老头儿自己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女儿们有什么失态的言笑和出格的观点，在肖萌的眼睛里，他是个多少有点儿“孤僻”的父亲。周志明刚刚在路上是盘算了一番的，他觉得，以施伯伯的谨慎和正统，大概决不会对女儿们的越轨行为取漠然态度，所以他本来是打好主意要通过这位父亲来说服肖萌和她姐姐不要再去广场冒险的。没想到施伯伯对广场上的事竟也持了这么热烈的情绪，这情绪增加了他的焦急，不过在他内心的另一面，倒是觉得施伯伯比原来更可亲了。 宋阿姨像对大人一样在他面前摆了个热热的茶杯。他喝了口茶，听着江一明在旁边同施万云说着话。 “这回是石头城打头炮，现在北京的天安门也热闹起来了，咱们这儿还算是一般的呢。” “虹虹抄回来的那些诗怎么样，你昨天不是拿去看了么?” “好诗!我把那半本子都看完了，的确好。既非矫揉造作，也非无病呻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写的，感情很充沛，催人泪下的。我算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这些个人民呀，伟大!” “党教育这么多年了嘛。”施万云又简短地接了一句。 “喂，公安人员，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呀?现在广场上的花圈可是成千上万了。”施季虹一面擦桌子，一面挑战似的问他。 他看了她一眼，又把目光移向坐在小沙发上的两位老头儿，抓住这个说话的机会毫不拐弯抹角地说道：“公安局今天下午刚开了一个大会，市委第一书记给我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南京事件已经定了性，是反革命事件。最近十一广场上的事虽然没明说，但意思和南京事件差不多……” 屋里人一下子在他的声音中沉默下来，只有施季虹没容他说完就打断了他，“什么反革命事件，你到十一广场上去看看好不好!”她火冒三丈地把抹布往桌子上一摔，“悼念总理，正大光明，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你们都当反革命抓起来算了!” 他张口结舌，看看施万云，施万云紧抿着嘴不说话。宋阿姨插进来圆和道：“虹虹，你怎么冲小周发起火来了，又不是他给定的性。” 周志明还想努力说服大家：“广场上现在也的确混了不少坏人，昨天一天光在那儿抓的小偷就有几十个。” 江一明摊开两手，涨满一脸没有方向的愤然，“难道说那么多花圈都是小偷送的，那么多怀念总理的好诗也是出自小偷们的手笔?这没道理嘛!” 周志明哑口无言了，他也知道自己的话不能自圆其说，本来还想把刘亦得在会上说的送花圈是以悼念总理之名，行破坏批邓之实的话说出来，又怕这话更其火上浇油，所以只好咽下没说，但一时又找不出什么有点道理的道理来引起他们的自警，沉默了一会儿，他想不如索性明说了： “施伯伯、江伯伯，市委已经决定要给予反击了，这两天再去广场就很危险，我看还是叫肖萌她们先不去的好。” 施万云脸色铁板，手指头下意识地不停敲打着沙发的扶手，没有答他的话，鼻子里哼了一声，“反击去吧。” 施季虹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反击?广场上那么多人，谁怕谁呀，一点儿也不知道现在群众都是什么情绪!我看咱们中国算完了，真他妈没劲儿!”停了一下，她又冲志明问道：“喂，我说你自己是什么观点，你说到底是不是反革命?” “我……”他堵了一肚子的闷气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却紧紧抿住了自己的嘴。他何尝不愿意痛痛快快地说心里话呢?他也不想这么窝窝囊囊地把自己实际的感情压在心底下。可今天是来干吗的?是来说服他们的，他们不像他，把面前的危险看得那么清楚。季虹大概还以为，但凡是众怒，就必定难犯。其实她根本不懂如今的事，批邓小平谁服气呢?不服气还不是照样搞运动批吗! 季虹几乎不容他再说什么，嘲弄地笑起来，“在你们这帮警察的眼睛里呀，只要上面一说谁是反革命，你们大概就看着谁像反革命吧?哎，你知道我们厂的工人都管你们叫什么吗?叫狗子，管工人民兵叫二狗子。哈——” “季虹!”施万云从沙发上站起来，声音中透着严厉，“你有你的观点，别人有别人的观点，谁也不要勉强谁，不用说别的了。”说完，他连江一明也不管，一个人阴沉沉地踱到里屋去了。 屋里的空气重压着难堪的沉默。周志明听出来施万云话中的弦外之音，心里不是滋味，坐在那儿又尴尬，又委屈。正在这时候，房门砰一声打开了，施肖萌一脸风尘钻进屋子，人还没站稳，嘴中先嚷嚷开了，“妈，还有饭吗?安成和援朝他们都还没吃呢。” 安成和卢援朝有说有笑地走进来，他们都看见了他，肖萌丢下别人，兴高采烈地和他说起话来。 “你们都到广场上去了?”周志明淡淡地问她一句。 “啊，这会儿去的人可多呢，我们本来想多转一会儿，可是他，”她指着卢援朝，“说什么也不敢多呆了，老怕出事，老怕出事，还说他看出好几个便衣来，我怎么没看见?草木皆兵，援朝哥哥，你怎么那么胆小啊!” 卢援朝指着手表给她看，“也该回来了，都几点啦，你不饿呀?” 宋凡招呼小萌到厨房去下挂面，安成和周志明闲扯了几句，突然想起什么，问江一明道： “江总，您不是也要写首诗吗，什么时候写?我们好给你往广场上送啊。” 江一明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叠得四四方方的竖格子纸，说：“昨天晚上信手填了几笔，一诗一词，文白相杂，平仄也不工对。但我想，做这种诗，只须真情实感就行，格律上不必太讲究，免得因韵损义。你们看看行不行。” 安成接过诗稿，先浏览一遍，然后朗声念道： “清明感怀周总理—— 清明祭日满地花，断肠哀思遗万家。 临风草木皆染泪，为感心血注中华。 区区数丑灵前嚣，芸芸国人曰可杀。 忽喜人间传未死，遗灰铺成助阵霞。” “太盖了!江伯伯，这诗太盖了，要感情有感情，要文采有文采，明天我们就给你贴到观礼台墙上去。”季虹的情绪十分热烈，抢过诗稿接着念道： “满江红—— 一年一度，又匆匆到了清明，人相问，寒食今日，举国悲声。莫谓等闲儿女泪，莫谓寻常骨肉情，看国愁民怨多少人，此心同。 几人欢，万家痛，挡不住，悼周公。一生功与罪，史家怎评?壮士如今何处也，齐心同慨即英雄。最堪慰灵前众百姓，奋请缨!” 季虹念罢，安成说：“我看，咱们干脆把这两首诗词抄成大字贴出去，弄得醒目一点儿。江总，这下面落什么款呢?” “就写江一明，我这老头子做事情真名实姓，敢做敢当，不怕什么。” “还是换个名字好，”安成说，“我提一个，叫‘百姓点灯’，如何?” 季虹首先赞成：“好，这个落款没治了，又明白又新鲜，哼，要是我，我就落个‘放火’，有时候我生闷气，真恨不得放把火。这日子有什么过头呀，破桌子烂床，小黑屋，你们瞧这俩小沙发，原来在我们家是最赖的一对儿，现在倒他妈成了宝贝了!我一瞧见那些暴发户就有气。” 周志明听着那一诗一词，心里也挺痛快，但又觉得季虹的那几句话不免有些杀风景，这种时候老把个人和家庭的不如意扯出来，反倒没劲了。 江一明笑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偏要点点灯。好，就用这个落款。其实这个典故原不过是个小小的笑话，是说宋朝的一位知州叫田登，封建社会‘讳名’的风俗很盛，因此他不许百姓说点灯，叫他们改说放火，老百姓于是编出这两句话讥笑他，后来又被人们引申为对官吏暴虐的不满了。我看可以，就用这个名吧。” 施季虹扯扯江一明，半真半假地说：“江伯伯，说话留点儿神，那儿可坐着位公安人员哪。” 江一明冲志明笑起来：“放心，从我嘴里出不来反动话。” 周志明对江一明也笑了一下，可心里却对施季虹的玩笑有股说不出的恼火，几次想告辞回去，可都没有合适的机会，只好挨挨地又陪了一会儿，直到宋阿姨和肖萌端着面条儿走进来，招呼安成他们吃面，他才站起来，抓起放在床上的帽子，说：“你们慢慢吃，我得走了。” 宋阿姨拉住他，“你跟小萌他们一块再吃一点儿嘛，吃完再走。” 他这时才觉出腹中空空，可没有留下，还是向大家道别要走，肖萌拿了自己的围巾，说了声“我送送你”，便跟他一块儿出来了。 南州的夜晚，春寒还未曾退去，细长弯曲的胡同里，时时有一小股一小股的风直砭在脸上，很凉。堆在路边等候清洁车的垃圾土被风吹得窜来窜去。路灯吊得高高的，昏黄的灯影在风中摇曳着。还不到静街的时候，可胡同里却已没了人迹，只有他那辆自行车的链条发出哒哒的响声，空洞而又乏味。 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施肖萌转过脸，先开口道：“怎么了，你好像不高兴?” “没有，我哪儿不高兴了?” “别老是心事重重的，损寿。”她有意想把两人之间的气氛搞活泼一点儿。 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是承认的，他这个人心太重了，肚子里要是装点儿事，就总放不下，这性格对于他，当然已经不是个优点了。 走到胡同口，他扶着自行车站下，犹豫片刻，问道：“你这是第几次去广场了?” “第一次，干什么?” “你姐姐他们常去?” “常去，怎么啦?”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小萌，你知道，我心里也是想能和你们一起去悼念总理的，可是……，你听我一句，这几天不要再去了，叫你姐姐和安成他们也不要再去了。” “明天就是清明节了，为什么不能去?” “不为什么，这几天……可能会出乱子。” 她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出什么乱子?我看广场上秩序挺好的。难道送花圈写诗词也犯法吗?我看你们干公安的就是事儿多，什么你们都想管。你不知道现在大家一看见街上穿‘官儿服’的人就有多么讨厌，我要是你，干脆改行算了。” 肖萌把话收住了。他的脸上是映着神农街上明亮的灯光的，她大概已经看出他的面色很难看，他也感觉出自己的身体在微微地抖，不是冷，不是气愤；也不是委屈和激动，全不是!他只是觉得自己像个虚弱的病人，心里犯堵，难受，不舒服，是一种说不清名堂的不舒服，他所热爱的，全身心热爱的公安工作，这一向被人们尊敬的职业，现在在人们眼里竟是这样可厌!使他心寒!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样一句话送到舌尖： “好，我是瞎操心呢!” 他说完了，骑上车子就走，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便衣警察 十三 第二天，是清明节。 早上，周志明因为去技术处取材料，来到班上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机关里静静的像一座空楼，他们组的办公室也是锁着的，他满腹狐疑地打开门，屋里空空无人，站在屋子当中发了一阵愣，他突然看见墙上的小黑板上写着两行粉笔字： “小周：今天全处干部去十一广场执行任务，你马上来，到观礼台后门去。陈全有。” 他用黑板擦缓缓把字擦去，走到桌前，打开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习惯地伸进手去拿他的手枪，指尖触到那硬而滑的牛皮枪套上，他却停住了，想了一会儿，缩回了手，把抽屉重新锁好，又带上办公室的门，离开了空荡荡的大楼。 十一广场居于南州市的中心，离处机关并不很远。解放前，这儿原是个军校，解放这座城市的时候，在攻城的炮火下成了一片瓦砾场。十一广场是在一九五四年的国庆节正式落成使用的，恰好和周志明是同岁。广场南面立着一座朴素而高指的方尖碑——革命烈士纪念碑；北面遥遥相对，修起一座乳白色的观礼台，在观礼台和方尖碑之间，一律大方的水泥板墁地，形成了广场宏大的规模，再加上东、西、南通衢大道三面环抱，让人一眼望去，是那么宽阔而庄严，伟岸而有气魄! 周志明骑着车子，顺广场东沿的大马路由南往北奔观礼台来，马路上，人流如潮，似乎全然没有了交通秩序；广场上，花海一片，密簇的花圈把方尖碑的基座层层叠叠地盖住，拥成一个白花花的花团。从几面大道上，仍然能看到一个个的花圈浮在人海中向方尖碑这边移动，整个广场构成了一幅既火热又肃穆的画面，他心头涌上一阵激动，是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出的十分复杂的激动。穿过纷乱的人流，沿着马路拐了个弯，又贴着观礼台的斜墙绕到后面，他一直把车子骑到观礼台的后门。和广场上相比，这儿出奇的僻静，两个荷枪的解放军战士仔细看过他的工作证，才把他放了进去。 门内，是个又宽又长的院子，往常市里在广场上举行什么大型活动的时候，这院子就是停车场；院子里有一排矮矮的平房，就权做了司机们休息的地方。 这会儿，靠院子的北墙边摆着一大片自行车，院子中央，还停了几辆卡车和小汽车，一群群民警和解放军战士散乱地布满了一院子，他发现有几个他们处里的干部正在一间休息室的门口说着话，便放下自行车，向那排房子走去。在房檐下，穿一身崭新军装的甘向前正在和纪真谈着什么，声音虽不大，手臂却不停地在空中挥动，纪真脸色苍白，看上去很疲倦，眼神甚至有些憔悴。甘向前每挥一下手，他就强打精神点一下头，他们都没注意到他从旁边擦身过去。 走到房间门口，他碰上了段兴玉。 “你来了，快进去吧，一会儿就要交待任务了。” 他走进屋子，屋子很大，已经挤满了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抽烟的，有喝水的，乱哄哄地说着话。他游目四瞩，在一个窗户边上看到了大陈，挤过去问道：“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局里临时通知我们处今天到这儿来，现在这儿是打击十一广场反革命活动的第二分指挥部，咱们处就在这间屋子。” 吵吵嚷嚷的噪声突然安静了许多，站着的人纷纷找座位坐下来，他看见甘向前和纪真一前一后走进屋子。 纪真阴沉着脸，先说：“各科看看是不是人都到齐了?好，现在请甘局长布置任务。” 甘向前脸上挂着踌躇满志的冷漠，有人给他搬过一把椅子，他没有坐，两手按在椅子背上，向屋里环视了一下，然后用他特有的缓慢节奏说道：“目前，广场上发生的事，性质嘛，我想不用多讲了，大家都是公安干部，大是大非问题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也不多讲了。时间不多，我扼要把敌情介绍一下。从昨天广场上的情况看，送来的花圈比前天多了三倍，从今天早上的情况看，还有增加的趋势。刚才广场上大概就有五六万人了，现在可能更多。昨天夜里，六处、十处和十一处的同志已经干了一宿，现在他们准备撤下去休息，由你们处、刑警队和从各分局抽出来的同志接他们。昨天傍晚，我们在纪念碑那儿抓了几个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了冲突，十一处的一位同志还受了伤。有些人是狂得很呐!昨天中午市局政治部的一个军代表在观礼台那儿只是对几个青年好言相劝了几句，就被打了一顿。今天，同志们上去，也要做挨打的思想准备。第二分指研究了一下，今天，我们在策略上可以灵活一些。你们上去，主要是通过观察来发现那些利用送花圈进行闹事和那些张贴、宣传反动诗词的坏人，至于围观的群众，可以不去管他。发现坏人以后，尽量不要惊动，在这些人离开的时候再尾随出场，跟出下落。如果非当场抓捕不可的，也要以多胜少。昨天六处的同志摸出一个经验，群众一般最恨小偷，对那些闹事的坏人，我们可以以抓小偷的名义公开扭获，这样还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哩。这经验我看很好，你们也可以试试。” 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周志明向四周看看，人们都在出神地听着，许多人脸上凝然有一种庄严的神气。“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铁的，不是豆腐的!”“大是大非问题站在什么立场上……”什么立场?……一张张庄严神圣的脸……他不由联想起三月二十五日那个傍晚，他们带着徐邦呈从小招待所出发前甘向前的一番临阵动员，自己当时大概也是这么一副深受鼓动的神情吧。可现在心里头为什么这样矛盾，这样发虚呢?他闭上眼睛，不论怎么想也不能从甘向前的声音中找到一点儿激动和光荣了。他甚至产生了一个近于荒唐的感觉，仿佛他们不是去抓贼而是去做贼，反正不是去干什么光彩事情。 甘向前终于结束了他那慢条斯理却又暗藏锋芒的动员，在椅子上坐下来。纪真又说了几句什么，没听清。只见大家都轰隆轰隆站起来往外走，他便也跟着动作起来。 “不要太集中，分批出去。”纪真在门口说了一句。 走到广场上，他没和别人在一起，一个人着各处转，看到有讲演的，就挤在人群中听，听完了抹身一走，根本不管；有新送来的花圈，他也凑上去看；一个中年妇女想跟一个花圈合个影，拿着个相机求他帮忙，他用心仔细地给人家照得好好的；他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一个大花圈面前呜呜咽咽地鞠躬，竟也忍不住站在边上跟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看着一片片的花圈，看着一片片的人，他心里直想大哭一场。这些年，人全是那么自私、冷冰、疏远、互不关心，天下大乱，老是乱，人心成了不可收拾的一盘散沙，而今天，他好像是头一次亲眼看到现实生活中还有这样万众一心的场面，叫他激动得两腿发软，全身都被一种极为纯洁极为悲壮的英雄主义感染了。 从方尖碑的脚下回来，他在广场中央看见了大陈，大陈倒背着手，悠悠地像在逛大街，走到每个制做精美的花圈前都站下来欣赏地看两眼，他正想叫他，突然觉得胳膊被人拉了一下，原来是陆振羽。 “发现什么了吗?”陆振羽一头灰汗，疲倦地问。 “没有，你怎么这副德行?” 陆振羽懊丧地摆了一下手：“别提啦，有个大鲨鱼，我一直跟到岐山路南口，还是给那小子甩了梢。妈的，我这身膘干外线还真不灵，累惨了，你看，”他从兜里掏出张公共汽车票，“我坐七路汽车回来的。”说完又放回兜里，“回去报销。” 他拍拍小陆的胸膛，“得了，你看大陈就是外线出身，你比他还瘦点儿呢?” “哎，我问你，可能你也不知道。”小陆换上一副正经的神气，“我看不少诗词挽词里都提到什么三个人、四个人的，好像有一个是张春桥，那几个是谁呀?还有，东边儿那个花圈你看见没有?个儿挺大的，好多人在那儿照相的那个，是给杨开慧的，你说怎么现在又单给杨开慧送上花圈了?我刚才问三科的小吴，他也稀里糊涂。”周志明咬着嘴唇，他知道公安局有不少干部的耳目是很闭塞的，有些社会上早已四处哄传的小道消息，在他们却是闻所未闻。小陆虽然在南州有家，可是在那种部队大院里，思想比较沉寂，消息也封得紧。他很想一古脑儿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全跟小陆说一遍，可又觉得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何况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也只是有个感情上的好恶，并不能说出多少道理来。“他们是政治局的，反他们算不算反党中央?”如果小陆反问一句，该怎么解释呢?他想了想，算了，让他自己去看去想吧，谁也不是聋子傻子。笑了一下，他说：“你呀，太孤陋寡闻了，多看看那些诗词去，多看看多听听就明白了。” “咳，那些个诗，尽是文言文儿的，看又看不懂，哪儿有功夫费那个脑筋呀?” 小陆又扯了两句别的，说要到方尖碑那儿去转转，走了。他转身向南观礼台走来，观礼台的墙上几乎贴满了诗，他想看看。 诗墙下围着密匝匝的一圈人，在摇动的人头中，他看见段兴玉也挤在其中，正对着一首长诗看得出神，显然也并没有在抓什么“小偷”。他没有叫他，顺着墙从东往西看下去，在观礼台中央的一棵柱子上，他看到一张不大的白纸，上面只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敬爱的周总理，从今后，我再也不偷了。”落款是：“您的不争气的孩子。”他反反复复把那行字看了好几遍，觉得一团热气从心窝里确切地，有力地往上升!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小字中仿佛含蕴了许多既简单又深刻的感情和道理似的，叫人感叹不已，琢磨不完。他继续往前边走边看，快到西头的时候，眼睛刺地闪了一下，他倒真的看到了个小偷! 当过刑警的人看小偷，眼光是最准不过的。比如在商店，小偷的眼神和正经买东西的人就不一样，不看商品专看人，并且无缘无故地在别人身边乱贴乱挤。他现在看到的这个人，有二十多岁年纪，生得膀大腰圆，不算太灵巧地在一个老头儿身后蹭来蹭去，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经验的“嫩毛儿”。老头儿呢，一来是上了年纪，感觉不太灵敏，二来全神贯注在诗文上，对身后的把戏一点儿没有察觉。周志明眼睛热辣辣的，一腔子无名火直往心头拱，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神圣的场合和气氛中偷东西，就像在纯洁的荷花上拉上一泡屎，把满广场那么多真诚的人心都给玷污了，所以就显得尤其可恶，让人特别的恨。他耐着心等了一会儿，眼看着小偷得了手，挤出人群要溜，便一步上去拦住了他。 “钱包交出来!”他的声音很低、很重，像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唇上。 “什么?”扒手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大概是估计着动起武来不是自己的对手，便也压低了嗓门吐出三个字：“找抽哪!” “我是公安局的，交出来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对方已经一拳打过来，他急忙一蹲从拳下钻过去，那扒手的身体前倾，几乎和他站成齐肩一条线，对付这种小偷流氓，和在仙童山的阵势不一样，他一点儿不发慌，看准是个“后掏裆”的机会，他左脚飞快地跨上一步，一手抓住对方的后脖领，一手抄到他的裆下，一抓一提，把这个比他壮实得多的扒手生生地摔在地上。 他们这一打，把许多人的注意力引过来，几秒钟的功夫就围成了一个人圈儿，那个壮小子从地上爬起来，嘴上蹭了一层灰，周志明叉着手等着他反扑，没料到那家伙却大喊大叫起来： “公安局抓人啦!” 人们不知就里，全愣在那儿没动，这时候，一个大个子挤进人圈，猛地抓住那扒手的肩膀，粗声喝道：“喊什么!” 周志明心里一喜，大声说了一句：“马三耀，看着他。”自己抽出身去寻那个老头儿，老头儿正好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呢。 “您的钱包呢，看还在不在?” 老头儿看了他一眼，顿时明白了味儿，手脚慌张地在身上翻找起来，“哎，钱包呢?哎呀，丢了，同志。” 马三耀提着扒手的肩膀，“拿出来!” 钱包还给了老头儿，人们这才散去。他们把小偷送到了广场治安派出所。 “今天这是第二个了，”马三耀往派出所办公室里一坐，吐了口唾沫，说，“头一个是九点钟碰上的，妈的，那小子耍流氓。” 周志明在门外的水管子那儿洗着手，隔着敞开的门，笑着问：“你没抓着个反革命?” “反革命?反革命该由你们五处抓，咱们刑警队是专跟小偷流氓过不去的。”见周志明洗完手要走，忙又说：“那么积极干什么，坐下歇会儿。” 周志明拧动着表的弦头，“快十二点了，我得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去，你们队里食堂不送饭?” “不送，自己在外面吃，吃完了报误餐呗。” “我们送，我得走啦。” 他离开派出所，往观礼台后院走来。 便衣警察 十四 陆振羽没有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就在周志明和马三耀押着小偷走进派出所那会儿，他匆匆忙忙离开十一广场，回到处里来了。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径直地向屋角那架绿铁皮保险柜奔去。 打开柜门，他从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一只比拳头还小一点儿的密拍照相机，又取出一件深灰的卡布军便服。照相机是固定在一条皮带上的。他脱掉自己的外衣，用皮带把照相机系在肚子上，外面再套上那件灰的卡。披挂完毕，他急急地锁上办公室的门，又奔广场来了。 在组里，大陈的密拍技术是在外线队打的底子，自然十分过硬。周志明参加过局里办的外线技术训练班，密拍的技术也能拿得起来。他现在穿着的这件伪装服就是当初周志明参加训练班那会儿做的，现在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瘦长。搞密拍，他并不是出自正宗的科班，而是前不久才开始跟大陈和周志明学着搞的，但由于对此道的兴趣很浓，所以虽然只学了几个月，那一套技巧大体上也掌握得差不离了。对于自己的这点儿小聪明，他一向很自矜。没兴趣的事不敢说，但凡是有兴趣的，大概总不至于比一般人入门慢。在他的五个兄弟姐妹中，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出息。在他之前，陆家门里还从来没出过一个大学生。父亲虽然已是副军级，可一个工农干部，就那么个水平，这几年又越发显得老朽昏聩；母亲是家庭妇女，更其没有文化。他心里明白，父亲和母亲之所以在孩子中格外另眼看他，无非是陆家的历史上，只有他这么一个“读书人”，无论跟谁提起来，都是个光彩罢了。 他是个“读书人”，其实一身上下没有一点儿“书卷气”，陆家的习惯，跟书没缘。在上中学的时候，他曾经弄到几本福尔摩斯探案集看过。可以说，福尔摩斯的形象对于他的刺激和引诱，很使他神魂颠倒了一阵。不过福尔摩斯那种神秘而又饶有兴味的故事只能在夜里头，给他增加一些荒诞的梦，他自己就是那些梦的主人公，一个机智的、勇敢的、出神入化的、硬汉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混合体。可是醒来，他还是他，一个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的小屁孩子。他当然想不到几年以后会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到公安机关，既不是个户籍警察，也不是个交通大岗，好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命中注定，他当上了一名反间谍人员。命运的安排居然没有辜负少年时代的辛苦幻想，他现在应该说是如愿以偿了。是的，他不怎么爱看书，不关心别的问题。比如像十一广场上的事，他就不那么清楚，也没兴趣去搞清楚。可是他爱自己的工作，他一心希望在事业上有点儿成就，也许到四十岁吧，或者不到那么老，就能成为一个全能的、经验丰富的、独当一面的、受人信任和尊重的骨干侦察员，别的事他一概不关心，无论是“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他都不关心，处里科里组里摊派的一应杂事，也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可是一有案子，他就非抢到手不可。上次仙童山的一仗没捞上前敌临阵，后来越想越觉得是个终生的遗憾。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对徐邦呈的逃脱毫无责任干系而产生一点儿庆幸，而是到现在还在心里抱怨没得上这个机会，这种传奇的经历也许一辈子不会再有了。他甚至想，如果当初那个机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一定不会辱没了它。 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广场东面的马路往北来，看着广场上一片一片的人群，感觉到肚子上那个硬梆梆的家伙，随了喘息的节奏一松一紧地蠕动，暗暗压抑着内心的得意。他把车子骑进了观礼台，一走进屋子便情不自禁地咋呼起来： “嘿!广场上现在人又多起来了啊，有油水嘿!” 周志明把一份包子和一碗鸡蛋汤递给他，说：“怎么现在才回来，我要不给你留一份，你就得饿一顿!” 他本来不想说是回处里挂相机去了，可还是给坐在一边的段科长看出来了，一双眼睛在他身上打量着。 “你怎么把这伪装服穿上了，里边挂相机了?” 照规矩，侦察员使用密拍相机须经科长的批准，段科长这么问他，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连忙吞下一口肉包子，支吾地解释道：“刚才，唔，我请示了一下纪处长……” 段科长皱着眉，好像这事儿没有通过他就不满意似的，“你行吗?”他问。 “行，学了十几个卷了。”他生怕被剥夺了这个机会，好在段科长没再说什么。 吃过饭，大家零零落落地开始往广场上活动。他肚子里填满了包子，觉得身体的“竞技状态”空前的好。他在广场上转来转去，舍得走路，不怕挨挤，自信一定能摄下几张外线密拍的“经典镜头”来。约莫转了两个小时，他才开始觉出事情有点儿不妙。下午广场上人多，可基本上都是些看诗、抄诗的，闲逛的也不少，还有不少人只是匆匆赶来，冲个花圈鞠两个躬又匆匆离去。那些大声讲演的，朗诵的，送花圈的，贴诗词的他一个也没碰见，真后悔上午没想起向纪处长提出挂相机的事。眼看着手表的指针一个劲儿地往三点滑去，中午纪处长交待了要大家四点钟以前回处里汇报的，三点半就得离开广场到观礼台后院去取自行车，他担心自己这一下午是白忙活了。 他发了急，哪儿人多就往哪儿钻。在方尖碑的西侧，周志明截住了他，冲着他指着手表说：“该回去啦，走吧。” 他垂头丧气而又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声，跟着周志明往观礼台这边走。天上的黑云从中午就开始集结，这会儿越来越厚，平地里起了风，满场的花圈都哗哗地鸣响起来。他抬头看看天，怕要下雨了。 “照到什么了吗?”周志明在身边问，好像是很不屑的口气。 “没人闹事儿，我往哪儿照去。”他有点儿没好气，可话里又透着为自己的晦气辩解的意思。 “我看你带着就多余，硬梆梆的贴在肚子上也不舒服。” 他听不出这话是随便那么一说，还是嫉妒他争功出风头。不过，周志明倒一向是个老实人。 快到观礼台了，好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他看见前面不远围着一大群人，人群中央，更有两个人站得高出半截身子，举着一张大白纸，上面用粗体的毛笔字录着一首诗、一首词，这两个人约莫四十来岁，像工人，又有点儿像干部，另一个女青年站得低一些，正在高声读那首词。他只听到了最后几句： “壮士如今何处也，齐心同慨即英雄，最堪慰灵前众百姓，奋请缨!” 女青年读完，又大声念道：“百姓点灯!” “大鲨鱼!”他扯了把周志明，全身都兴奋起来。 “哗——”一片鼓掌声从人堆里爆发出来，举着大白纸的一个男人把举着纸的手放低，露出脸来，大声问道：“这盏灯要不要点?” “要!”人群齐齐地喊了一声。 那男的又问：“要不要啊?” 人群又喊：“要!贴到观礼台墙上去!” 陆振羽拼命往人群里挤，周志明却一把拉住了他。 “走啦，到点了。” 他一甩手，“好不容易碰上个货真价实的，还能让他溜喽!” 周志明不松手，把他的胳膊都攥疼了，“走走走，到点啦，到点啦!” 他觉得有点儿怪，周志明表现出一种少见的粗暴，好像要红着眼同他吵架似的。 人群晃动起来，把他们两人冲开。他听见周志明在身后使劲儿叫他，也不答声，自顾往前挤，跟着那手执大白纸的两男一女，夹在助威的人群中，向观礼台下拥去。 等他从人堆里挤出来的时候，肚子上那个小铁盒的暗室里，已经印上八九张全景、中景和特写的“摄影作品”，他带着满身的得意和轻松，一路小跑回到观礼台后院，处里的人已经走光了。他拉出自己的自行车向机关赶来。 回到机关，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推开办公室的门，屋里空空的，他听到对面那间全科最大的房间里，有人在高声说话。 “六处、十一处怎么就比你们强呢?昨天他们也是人自为战，发现坏人也是一对一地跟嘛，不要强调客观原因啦，还是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上找找原因吧。” 光从这慢条斯理的节奏上，他就能听出说话的是副局长甘向前。他推开大房间的门走进去，屋里站着不少人。甘向前板着脸坐在一张办公桌前的软椅上，纪真坐在桌子的另一头，脸色沉重地朝他看了一眼，随即垂下眼皮。 “处长，”他走到纪真跟前，解开伪装服，“我回来的时候，观礼台那儿正有几个人闹着呢，跟着哄的也不少，情况都在这里头了。”他从腰间解下密拍相机，放在桌上。 他这番战报像一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屋子里死沉沉的气氛似乎活转了一些。甘向前拿起相机，问：“都照上了吗?” “照是照上了，效果怎么样还得把卷冲出来再看。”他有意给自己已经不成问题的密拍技术留出些余地来。 “好，马上冲洗!”甘向前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来。 纪真把相机顺手交给身边的周志明，“送暗室，叫老丁他们冲出来。” 周志明接过相机出去了。甘向前对纪真说：“你看，你们处里的年轻人本来是很有潜力的嘛。” 纪真的头很不情愿地似点非点地动一下，说：“等会儿我们处里几个领导再研究研究，争取明天搞得好一点儿。” “明天，明天广场上就不会是今天和昨天这个局面喽。市委已经通知，清明节一过，全部花圈一律收缴，市里准备集中三万工人民兵，今天夜里收花圈，明天对广场闹事的人实行公开反击!你们处的任务，局里没有最后定，不过这一回，仗是有得打的。市里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棍棒对棍棒，徒手对徒手，这对我们每个干部都将是一次考验。” 甘向前和纪真说的话，陆振羽有时在听，有时思绪又飘忽开，他在想着那个被泡在显影液里去的胶卷，最好能在甘局长走前冲好送到这儿来…… 周志明很快就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那只小小的相机。全屋的人都把目光注视在他身上。甘向前最先问：“怎么样?” 周志明把相机端至齐眉，平静地说出一句谁也没有料到的话来： “相机里，没装胶卷。” 大家全愣得出不来声。陆振羽的脑袋轰地炸了一下，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搞的嘛!”甘向前发作了，“你们就是这样抓阶级斗争吗?儿戏一样!”他的话不知是在对陆振羽说还是在对纪真说，他真火了。 “你使用相机之前上胶卷了吗?”纪真很疲倦地冲陆振羽问。 陆振羽完全蒙了，浑身都刺刺地冒出汗来，结结巴巴地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我以为，我记得，原来好像有卷儿，我，我也记不清了。” 甘向前拿起桌上的军帽，脸色僵硬地向门口走去，拉开门，又回过头来说：“老纪，你们考虑考虑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哼，这样上不得阵呀!” 甘向前怒气冲天地走了。纪真站起来，声音中带着无尽的烦恼和疲乏： “全处开会，现在就开。” 陆振羽哭丧着脸，跟着大家走向会议室。技术室搞暗房技术的老丁见到他，用一半嘲讽一半体贴的口吻骂道：“你小子，整天想什么呐?三岁孩子都知道装胶卷儿。”他耷拉着头，眼泪几乎都要掉出来了。 纪处长在大会上讲了什么，他全不记得。只听到陆振羽三个字不断地从那张有气无力的嘴里蹦出来。自己这一锤没砸着钎子，反倒砸在了脚面上，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只能认倒霉。他木呆呆地坐着。散了会，又木呆呆地随了人们走出会议室。虽然低着头，却知道大家都在看他、议论他。周志明丢了徐邦呈，怎么说也还是个失败的英雄。可自己算什么?密拍不装胶卷，给几个反革命分子一通精神感光，谁听了谁笑话。这笑话没准得让他背一辈子。 回到办公室，纪处长也来了，要参加他们的小组会。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段兴玉对大陈问：“周志明呢?” “不知道。”大陈摇摇头。 “上厕所了吧。”严君说，“刚才开会的时候，我看他出去了。哎，他桌上有个条子，是不是他留的?” 段兴玉朝周志明的办公桌扫了一眼，走过去，拿起桌上被墨水瓶压住的一张字条。 “大概是到医院看他爸爸去了吧，今天要给他爸爸会诊呢。” 段兴玉说着，飞快地把条子看了一遍，脸色骤然不对劲儿了。 纪真最先注意到他脸上的变化，“怎么了，是不是他留的条子?” 段兴玉有口难言地犹豫了一下，大陈满腹狐疑地探过头去看那字条。看了，也不说话。 “出什么事了吗?”纪真过来拿过字条，看了好半天，才表情复杂地皱着眉，把字条给陆振羽，“你看吧。” 陆振羽茫然地接过这张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小纸，上面的确是周志明的字，严君也凑过来看： 段科长：别再责备小陆，胶卷是我曝毁了，我认为群众悼念总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对待他们我想不通。我是共产党员，凭党给我的良心和感情，我这样做了。 我去医院看我爸爸，明天再找您和纪处长谈。 周志明 陆振羽的手微微颤抖，不知道对周志明应该感激还是应该恨。他没有来得及细想，嘴上却已经先叫起来： “这家伙，什么党员，干这种事。我记得里面明明是装了胶卷的嘛，怎么想怎么不对!”他嘴里这么狠狠地说，可心头，对周志明却并不怎么特别恨。他觉得光凭这张字条，周志明到底也还有点儿侠骨，叫人敬他三分。 段兴玉似乎很快就冷静下来，“处长，我们明天上班后先找周志明谈一下……” “明天?”纪真瞪了一下眼，“这么大的事!” 他开始拨电话，屋里没有人再说什么，都僵立着盯着电话号码盘哗哗作响地转动。 “甘局长吗?我是纪真，刚才那件事我们已经查清了，是周志明擅自把胶卷曝毁的，对对，就是那个周志明。这件事是他主动谈出来的。什么?啊，对。什么?我们的意见?”纪真犹豫着把征询的目光递给段兴玉。还没等段兴玉说出什么，便又开口对着电话筒说：“我们想先同他谈谈，把详细情况搞搞清楚，暂时嘛，先让他停止工作，给什么处分，以后看态度再说。什么?您的意见……，什么?立即逮捕?这这……我的意思是不是以教育挽救为主，先不要……” 陆振羽听见，电话里的声音突然抬高了许多，哇哇地很刺耳，却一句也听不清。纪真脸色很难看，最后说了句：“好吧。”便缓缓地放下了电话。 “甘局长马上来。”他转过身，对着大家，半天才闷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楼道里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和咚咚的脚步声，下班的时间到了。他们都坐下来，谁也不说话，纪真和大陈狠狠地抽起烟来，层层烟气在难堪的沉默中蔓延。天色慢慢地黑了，谁也没有站起来去开灯，也没想到要去吃饭。陆振羽望着窗外，在初沉的夜幕下，远远近近的一些灯火，次第放射着黄豆般的光芒。他心里慢慢猜度着周志明此时的行在。是在医院还是已经回了家呢?论个人感情，他并不认为周志明作了什么恶，然而那个电话却如此干脆地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看得出来，甘局长的激烈反应，连纪处长也是没有想到的。周志明在处里人缘儿不错，大概不会有人希望他倒霉。他心里突然有点不安起来，仿佛周志明的倒霉有他什么责任似的，可这怎么能怪他呢，且不说周志明办的这件混事险些叫他背了黑锅，单说湮灭罪证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明明的犯罪呀! 甘局长来了，随身还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民警。他的面孔是严峻的，甚至——陆振羽觉得——是凶狠的。他把一张空白的逮捕证很重地拍在桌子上，声音中带着控制不住的恼怒。 “侦察部门内部出了这种事，性质的严重还不明显吗?如果你们还需要转弯子的话，也可以，逮捕任务就由刑警队来执行。” 纪真看了一眼甘向前身后那几个高大勇武的年轻民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那张逮捕证推给严君。 “填上。” 甘向前这才在椅子上坐下来，对大陈问：“周志明身上带没带武器呀，他不是枪法很准吗?” 大陈很迟钝地答道：“不会吧，不知道。” 陆振羽本来不想说什么，可是一句话突然自己溜出了嘴边，“他的枪平常是放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的。” “撬开看看。” 抽屉撬开了。枪，好好地躺在里面。 “他的格斗技术也不错，有点儿干巴劲。”又一句话从他嘴边溜出来。 “他没枪就不要紧。”一个撬抽屉的年轻民警捋起袖子，露出半截粗铁棍一样的胳膊，“徒手打，不怕他。” 一直没有开口的段兴玉这时候冷冷地说话了，“放心吧，打不起来的。他，不是那种人!” 便衣警察 十五 天亮了，周志明从铺上掀起半个身子，习惯地去看床头柜上的闹钟，而猛然撞进视觉的，却是一面陌生的水泥墙和墙上一具沉重的黑铁门。淡青色的晨曦从头顶上一扇尺方的小窗喷进来，把水泥墙上粗糙的砂粒照得清清楚楚。被子头上有股潮霉味直钻鼻子，他打了个哆嗦，这才完全的清醒过来。 啊——，这不是家，是一间牢房。这是他有生以来在牢房中度过的第一夜! 他坐起身子，靠在有点儿发凉的墙上，似乎从五脏到四肢都在颤抖，一种空茫茫的、不知所措的颤抖。昨天晚上，他去医院看过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把一切都仔细想过了，他完全想象得出那张字条在处里会引起怎样石破天惊的哗然。他想到他会在第二天就被弄去办学习班；想到会背上一个严厉的处分，他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永远离开他所热爱的工作，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的结果比这还要可怕十倍，而且来得这么快，他刚回家不一会儿，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被逮捕了。 他在五处的几年经历中，纪真作为一处之长亲自出马掏窝捕人，还是破天荒。纪真随身带了四个人，大陈、小陆，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年轻民警，郑大妈作为搜查的见证人也被领了进来，只有十几平米的外间屋挤得满满的，使紧张的气氛中夹带了一层混乱感。 他记不得处长一进屋子先说了句什么，他一看到这个阵势就明白了。纪处长把逮捕证取出来给他亮了一下，又放在桌子上叫他签字，他签了，并且熟练地沾上印泥在名字上压了一个红指印，这一套他是用不着别人教的。 压完手印，他才看清楚逮捕证上的字是严君的笔体，虽然运笔不似往日的洒脱与流畅，却仍旧能一眼认出它来。他猜不出严君在填这张逮捕证时会怎样看他，心里有点别扭。 他又在搜查证上签了字，签完，小陆上来，用一只亮闪闪的电镀手铐麻利地磕在他的手腕子上，磕得他生疼。他想对他笑一笑，以便也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但碰到的却是小陆那副俨然的面孔。而实际上他也笑不出来，如果不忍着，他说不定还会哭出来。为什么?他说不清，脑子里已经乱得什么也说不清了，也许只因为那时“白白”忽然跑到了他的脚下，温柔地蹭着他的裤角，他有点忍不住了，这个不懂人事而又那么通人性的“白白”呀…… “东西呢，放哪儿了?”纪真问他，态度温和。 “什么?” “胶卷。” “从厕所的马桶里冲下去了，就是三楼楼道里那个厕所。” 说这话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腾地一下又热起来，他懂得自己干的决不是一件辱没本职的卑鄙勾当，他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谴责的，于良心于公理都说得出口，他甚至还感到一点儿安慰，在浑大的世界里，他，一个微渺的人，软弱的人，毕竟是向着不公正的势力，也向他本身，证实了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就像一个被重物压得长久地佝着身子的人突然直了一下腰似的那么舒畅、惬意。 “走吧。”纪处长没再嗦。 “我得拿件衣服。”他站着没动。 纪真看看他身上单薄的衬衣，马上点点头：“拿吧。” 他走到里屋拿了件外衣，想了想，又打开柜子想要拿双袜子，紧紧跟着他进来的小陆拦住了他。 “干什么?” “找双换的袜子。” “先甭找了，穿上衣服走吧。” 他看了小陆一眼，没说话，刚要穿上衣服，小陆又拦住了他。 “等等，”陆振羽把衣服拿过去，从上到下捏摸一遍，又还给他，“穿上吧。” 小陆跟他进里屋，大概是怕他从窗户那儿逃跑，尽管那窗子已经有一冬天没有打开，窗台上还满堆着东西，但小陆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卡住他通向窗户的路线。他知道小陆这个人，论感情，他不至于多么恨自己，论情理，他也未必真的相信自己会逃跑，大概更不会相信这件衣服里藏着什么行凶的武器，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他觉得小陆和自己的最大区别，是无论执行什么任务，脑子里一律没有感情活动。的确，小陆也热爱这个职业，但完全是另外一种爱法，他只是把侦察工作当成一种很投合趣味的职业，甚至是当成一种“技术性”的职业来热爱。小陆说过，他从小就爱当侦探。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一丝不苟地防备着自己逃跑、行凶、自杀和毁证，不过是兴致勃勃地想表现出某种业务上的严格和老练，并不一定真有什么担心。小陆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员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侦察员不承认感情，只承认理智。他是一个够格的机器人。 穿好衣服，又回到了外屋。感情有什么用呢?他尊重了自己的感情，可是尊重理智的小陆到底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就连找双袜子也要看他的脸色了。 投在水泥墙上的光渐渐发黄，又渐渐泛白，天大亮起来，门外的甬道里，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回音很大，脚步声走走停停，一会儿，在他的门前停住了，停了几秒钟，又走开了。他知道是值班的干部在通过铁门上的小镜子对各牢室进行查看。这块只有巴掌大小的镜子从里边看可以照人，从外面看，却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监管干部可以从这儿把整个牢室洞悉无余。 他是第一次坐牢，而牢房里的陈设却是以前就熟悉的，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五处，预审处的这个看守所他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一个月以前，徐邦呈也就是住在这样的单人牢间里的。使他感到陌生的，只是这里枯燥阴沉的调子。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环视四周，漆黑的门，铁色的墙，几块砖头矮矮地垫起一张床板，豆腐块般的小窗子上方，悬着一个尘土封盖的有线广播电匣子，这倒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一阵汽车的引擎声从小窗外面传来，打破沉闷的宁静。他记得外面正是看守所院内的一条马路。大概是一辆卡车从窗外驶过，车窗玻璃上的反光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划出一道道水纹般的光弧，恰似昨天晚上路灯在吉普车顶篷上滑过的一条条亮斑一样，那滑动的光斑使车子里一明一灭，晃得人心里发慌。 他当时坐在后座上，夹在两个年轻的民警中间，开始上车的时候，两个民警把他往座位下面按，他想起过去在刑警队抓刑事犯的时候，照例是要让犯人在座位下面蹲成一团的，后来听见纪真在车外说了一句：“让他坐着吧。”他才算没受那份窝囊罪。透过黄蒙蒙的有机玻璃窗，他能看到晚间马路上一片模糊的景象，听见孩子们在路边嬉闹的声音…… 那时候，他觉得腕子上的手铐越发冰冷沉重，似乎全身都被它镇凉了。他的胸口突然堵上了一阵沉甸甸的懊悔，这叫人受不了的懊悔心情几秒钟之内就发展得异常强烈。从有机玻璃窗上透来的一片朦胧而又斑斓的色彩中，他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自由生活的疯狂留恋，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在车子里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他干嘛要那么迂呢，干嘛非得留下那张字条呢，就让小陆去受一阵小小不言的委屈又有什么呢?只要他不说，凭他在同志们当中的印象，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他在胶卷上做了名堂。他当时是发昏了，叫一股子突如其来的激越，一股子宋襄公式的英雄感搞得头脑发昏了，好像只有挺身出来承担一切，才算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强者。一向，他痛恨自己的软弱和低能，可也不能那么傻呀! 他懊恼地追索着写那张字条时的心情，他离开会议室本来是为了要给肖萌打一个传呼电话的，他担心他们晚上还会再去广场，接通电话以后，施肖萌告诉他，他们——她、施季虹和卢援朝，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安成家，他才放了心。他知道安成住在941厂附近，离广场隔了半个城区，只要他们这一天晚上去不了广场，就不会再出什么危险，因为半夜就要收缴花圈，今天一早三万工人民兵就要开进广场，局势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恐怕谁也不敢再去公开地“闹”了。 他放下电话，想想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地就救了江伯伯，救了安成，救了那个不认识的工人，还救了施季虹。虽然施季虹的刀子嘴常常搞得别人下不来台，但她总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他们，还有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感情是相通的，觉悟是一致的，那么多人原来都是一条心，季虹老爱说，咱们中国算完了，这回她该看到，中国完不了! 那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痛快，觉得自己也应该异常的勇敢，才能无愧于与他们为伍。于是，那个傻劲就在一瞬间冒出来了。他希望自己办的这件事，不仅正大，而且光明。如果说，刚才钻在厕所里拆胶卷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心虚害怕，那么现在他觉得就是当着处长科长，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猥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 这股子无所畏惧的激情烧得快，熄得也快。现在，他蜷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嘛要那么傻、那么迂呢! 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式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 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 “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 “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 “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 “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 “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 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 夜里，他躺在硬梆梆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天快亮了才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 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牢门不知所措。 “四号，出来打饭!”甬道里，一个声音高叫。 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 甬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 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 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 “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 “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 “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 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 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 “四号，出来。” 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码。 他出去了，走到甬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他过去见过这个人)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 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 “坐下吧。” 便衣警察 十六 离打下班铃还差半个多小时呢，追谣办公室的人就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段兴玉刚刚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有人推开他的门，探进一张脸来。 “段科长，纪处长电话找你。” “从局里打来的?”他知道纪真从下午一上班就被甘局长召去谈话，便一边走向外屋的电话机，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电话听筒里，传来纪真死气沉沉的声音：“兴玉吗?” “你还在局里?” “不，回来一会儿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放下电话，他原地呆站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借这个机会，把那封写给公安部的信拿给纪真看。那封信写好已经在抽屉里压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大前天拿给大陈看了一遍，但在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是不是真的让它去见天日。 311案的是非账到底该怎么算，仙童山诱捕行动的失败到底咎由谁取，难道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吗?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加仙童山的行动，但对这个案子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311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察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从那天和严君、周志明在他家里谈过话之后，他就动了写这封信的念头，他那天对这案子做的那一大段分析，实际上也是借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事情越想越清楚，越想，就越能看出危机感来。311案的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不令人忧虑，要是老这么搞案子，侦察不讲侦察的方针，审讯不顾审讯的原则，愚昧无知、毫无规格、阻塞言路、个人独断，怎么能像整天叫唤的那样，“无往而不胜”呢! 那么这封信该怎么写，倒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未及提笔，已经几易腹稿。他最初拉了一个大提纲，想尽量把情况反映详细一点，观点摆得透彻一点。试着写了几页，结果全都揉烂撕碎了。因为他越写越觉得，没搞过这个案子的人，没亲身接触过徐邦呈和甘向前的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封信来分清曲直，评断是非的。于是他改了主意，现在定稿的这封信，字不满千，除概括地讲了几句案件的梗概和眼下的结局之外，中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部里派人下来，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为今后戒，为他人戒! 信是私下写的，到目前为止，只给大陈看过，大陈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惊讶，惊讶中带点害怕，害怕中又带点为难。 “哎呀，当初去局里开会，只有你和纪处长参加了，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其实我也不清楚，对徐邦呈的审讯我又没直接参加……” “啊，你放心，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不代表你。以后部里要是真有人查下来，我当然会说事前没有给你看过，这你放心。” “咳咳，那倒没什么，那倒没什么。”大陈尴尬地解释着，“我的意思是，写这种信，大概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吧。” 他收回信，脸色有些不快，用一种泛指的口气说：“我怕的是，连咱们这个最讲究认真的部门里，也找不出一个认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出了什么事，只要牵扯了头头儿，就没人愿意出来说说话，较个真儿，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在糊弄国家!要说起这个，我倒要讲句公道话了，周志明再有多大错误，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就讲认真，是真心实意地尽责任，我不是给他鸣冤叫屈，你说是不是吧!” “那是，那是。”说到周志明，大陈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真诚了，周志明被抓起来已经满一个月，处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私下里说他的好话了。可大陈的声音依然放得小小的，仿佛深怕隔墙有耳似的，“我是说，你信里讲的什么侦察的方针，审讯的原则这些话，有人会钻空子，说你给十七年旧公安局的反动侦察路线翻案，不是我草木皆兵，事儿就是这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树林子大了，你犯不上去沾惹那些恶鸟。” 大陈的口气是很郑重的，段兴玉也不得不沉吟了一下，“当然，措词上还可以再斟酌。不过，十七年侦察工作上的那一套，是不是一概不能用了，还是让历史来定论吧。”停了一下，他又一次声明似的说：“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绝不借用你们311专案组的名义，也不指名道姓引用你们的观点。知无不言，我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干部，向上级反映一点情况，总不为过吧。我之所以把信拿给你看，也无非是私下里交换一下意见罢了。” 大陈迟疑片刻，索性挑明了态度，说：“我看，你也用不着署名，信迟早要转下来，犯不着让头儿们记恨你。” 段兴玉摇摇头，说：“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一躲躲闪闪地干，反倒让人疑心有鬼了。再说，知道311案情况的人一共没几个，他们要是查，还怕查不出来是谁写的吗?” 大陈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主意实在不高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应该说，大陈还是忠厚的，偶尔使一点小诡计，也让人觉得很拙。可他的忠厚又常常表现为安于现状，能忍则忍，对这一点，段兴玉是不大喜欢的。 那么纪真呢?如果他把这封信拿给纪真看，又会得到怎样一种反应?支持，还是反对?他早在启笔动墨的那一天，就想着信写成后要请纪真把把关，行文的角度、口气，都要向纪真讨个分寸才好。那时他居然没想到，纪真，毕竟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之一，责任系之，利害系之，还能不能像自己这么旁观者清，实在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纪真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问题上，有着更甚于大陈的敏感，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进去。 这样转念，他决定不把信带到纪真那儿去，于是空手出了门，往二楼的处长办公室走去。 纪真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弥漫的烟气几乎把他的身子罩起来，段兴玉走进屋子，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低垂的头也没有抬起一下来，仍旧闷闷地抽烟，屋内的空气，已经十分浊呛。 段兴玉在沙发上坐下来。在这一瞬间，突然觉得眼前的纪真，他的老上级，事业上的挚友，近三十年来共忧患同欢欣的知己，竟像一个全不认识的陌路人。 “甘局长和你谈了?”段兴玉打破沉默。 纪真把烟蒂慢慢地在烟灰缸里碾碎，脸色晦暗，“谈了。” “下午局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段兴玉随便把话头扯起来，“让我们明天去一个人到局里，说是谈周志明父亲的事，电话是打到值班室的，值班员也没问清楚。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不过，对他封锁消息是医生的建议，局里当时也是同意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默然递给他，他一看纸眉上的几个字，禁不住发呆了。 “死亡通知书?” “我今天和甘局长谈完，碰上局办公室的人了，他们和我简单谈了谈。”纪真苍哑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父亲的食道癌自从上个月确诊以后，变化发展得很快，昨天早上咽气的。” 长时间的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那，这份通知书，怎么办?” “明天我到看守所去，交给他。” 段兴玉觉得脑门上的血都凝固了，脸部直发僵，但他还是用了一种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会受不了，我想他准会受不了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总得让他知道。” “你知道吗?这父子俩相依为命二十年，……他受不了的。” “唉——，这也要怪他自己，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也不至于连父亲死了都不能见一面。” “老纪!”段兴玉声音很低，但那格外深重的语气使纪真不由地抬起眼来。“老纪，广场这件事，还有我们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不光是他一个人想不通啊，我不相信你就真的那么无动于衷。” 纪真半晌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晰无误地默认了段兴玉的话。屋里一时又没了声响，只有楼外临窗的一棵古槐传来如泣如诉的絮语，落日余晖映在墙上，被摇曳的树叶搅成闪动的碎片，风，带了些热气从纱窗里扑进来，使人依稀嗅到一点儿夏天的气息。 “对当前的运动，对广场上的事件，想不通不要紧，转弯子也允许有个过程嘛。”纪真低低地说：“但是行为上发生抵触，性质就不同了。即便这么说吧，他要是单单在广场上应付差事，我也不会说什么，连我，连咱们全处，甘局长都认为是在应付差事。本来嘛，搞那么多人上广场上去抓人，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呀?可是周志明，怎么那么大胆子把密拍胶卷给曝了?我气的不是没能抓到人，悼念总理嘛，即便有点儿过火行为，也不见得非得抓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公安干部，自己想不通就这么干，得了啊?特别是一个侦察人员，使用这种手段，我不是指这件事的内容，而是指它的作法，这种作法对于侦察员来说是最可卑、最要不得的。兴玉，咱们干侦察快三十年了，这样的事真还是闻所未闻，你也许能接受，我可接受不了。” 段兴玉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长长地吁出来，他放弃了同纪真争辩的打算，换了个平缓的口吻，问：“这些天，审讯的情况怎么样?” 纪真摇摇头，隔了半晌，问道：“你们科里的同志有没有发现他最近都和社会上什么人接触?” “他可不是个交际广的人。” “唔——对。他们向阳院的主任和他是对门邻居，也反映周志明平常在家挺老实，家里也没什么人走动，可甘局长总想从他这儿抓点儿线索出来，唉，真是天晓得。另外，甘局长今天又提到了311案。他怀疑徐邦呈的逃脱和周志明有关，当然他也是以一事推一事……” 段兴玉脸上微微冷笑，内心里有一股子火气一拱一拱地往上顶，恨不得摔点儿什么东西才能发出来，但他的声调仍旧平静着。 “老纪，咱们都是干了二十几年侦察了，可甘局长呢，毕竟是半路出家。对311案究竟该怎么看，失败在什么地方，咱们心里头还不明白吗。捕前没有侦察过程，审讯中指供引供，把自己的怀疑和成见全暴露给徐邦呈；对全部证据和全部情况又不做细致的综合分析，不让大家发表意见。什么‘三月计划’、什么‘特遣分队’、什么‘破坏批邓’，全是鬼话。你没有直接参加审讯，要是参加了，你也会看出问题来。我明白你当时把我调到追谣办的意思，是怕我得罪甘局长，甘局长我倒是没得罪，可你看这案子搞的，你们去边境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应验了吗，结果比我们想的还要坏。从边界的情况看，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准备好了接应他脱险的。要讲责任，甘局长首先应当负责，往下面一个小侦察员身上推诿，还讲道理吗?” 纪真微微点头，说：“是嘛，我也向甘局长表示，不同意他的怀疑。你要说周志明在广场事件上销毁证据，那是板上钉钉，他自己也承认的。可徐邦呈的逃跑是不是也和他有关，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没证据嘛。这个问题甘局长倒也没再坚持，不过总有点耿耿于怀的样子。” “甘局长今天找你，就为这个吗?” “不。他对我在预审处谈的那几条意见有看法，他认为周志明应该以反革命定性。其实，我说的那几条，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预审处的同志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可甘局长偏偏把我叫去，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好像周志明出了问题，连我，连我这个处，也有问题了。” “那对周志明究竟怎么处理呢?” “我还是跟甘局长争了一下，周志明对广场事件的看法，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嘛，发展到犯罪的，还是他的做法，一个侦察人员做这种事的确是很恶劣的。我原来向预审处提的意见是劳动教养三年，预审处后来定的是有期徒刑三年，今天甘局长又改成十五年，不过，不按反革命定性，只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处理这一条，他倒是同意了。” “十五年?”段兴玉觉得自己张开的嘴都没法收回去了。纪真没理会他的惊愕，继续说：“甘局长又要把周志明也列入巡回批斗，我没同意。周志明毕竟当过公安人员嘛，一巡回批斗就得讲他的罪状，一讲罪状就会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引起群众不信任，有副作用。我这个理由甘局长也扣不上什么帽子，最后改为到全市公判大会上陪斗，不单独宣布他的罪状。” 段兴玉没有答话，他望望窗外，天是灰暗的，屋子里也是灰暗的，有几粒灯光在越来越深沉的暮色中刺目地闪动，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人在感到矛盾的时候，会同时感到空虚。他现在空虚得竟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应该何以为怀，他一向是喜欢周志明的，这不仅因为他的能干好学和俊美的外貌，而主要是喜欢他那忠厚为人和文静的性格，谁又能料想这样一个老实孩子居然做出了这么一件叫人吃惊的事儿呢。就这件事的内容来说，他是能理解他的，甚至也能把自己的同情放在他一边，就这个事的做法来说，他也不像纪真那么深恶痛绝，因为作法总归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现在仍然觉得周志明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不敢想象，明天周志明在看到那张“死亡通知书”的时候，该会怎样。这小伙子并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也太重感情，他唯一的亲人，二十年终日厮守的父亲，死得那么孤独，而他却不能伏在尸体上哭上一声。人间可怜事，莫过于此吧。段兴玉的眼睛有些湿了。 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无心再谈下去，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对纪真闷闷说道：“时候不早了。” 纪真神形委顿地站起来，穿上他那件旧了的风雨衣，说：“走吧。” 两个人的脚步声在静无一人的楼道里响起来，下楼梯的时候，纪真突然凭空叹了口气。 “唉——马局长给弄到自新河农场当副场长去了，像我这类干部，怕是更不行啦，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啦。” 以前他也发过类似的感叹，但不过感叹而已，而今天的声调中却能让人感触到一种切切实实的悲哀和无可奈何的自弃。段兴玉没有说什么劝慰的话，对一个丧失了冲刺力的人，劝慰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大门口的风又稍猛了一些，卷起些细沙，面皮上麻苏苏的有点难受，纪真把脖子缩在支起来的风雨衣的领子里，脸上映着路灯惨愁的光，更加像个颤巍巍的老人了。 “兴玉，……今天，今天我们的话就算没说吧，我知道，你嘴紧。” 他点点头，目送着纪真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夜雾依稀的路口，然后返回身，又走进大门里来。 他要去办公室拿出那封信来，他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它发出去。 便衣警察 十七 在段兴玉到纪真屋里进行那场沉闷的谈话的时候，严君随着下班的人流走出了机关大门。 这么些天了，总好像有什么事不顺，心里头总是无着无落地悬着，不通不畅地堵着，不舒服，烦! 街上，正是人来车往的高峰时间，公共汽车拖起长长的阵列，一辆一辆紧挨着挤在十字路口，喇叭的鸣叫声、沸腾的人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一片交响，高居在交通岗楼里的民警时而通过高音话筒把生硬的讽刺和申斥压过一切声音，参加进路口的喧哗中来。她艰难地穿过被汽车的洪流和自行车的海洋封锁的马路，几乎是拼命地挤上了去幸福南路的无轨电车。 今天中午，在从看守所回来的路上，她的自行车放了炮，扔在街口的一个小修车铺子里了，真是什么都不顺! 自从311案被搁置以后，她这是第一次去看守所，值班的杜队长是个熟人，一见了她就用大大咧咧的公鸭嗓儿喊起来，声音几乎要传到甬道里去了。 “嗬!今儿个是穆桂英单骑出阵啊，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啦，带提票了吗?” 杜队长爱开玩笑，敢于当着女同志的面说粗话，她一向避免和他过分厮熟，所以只简简单单地答了一句：“送东西。” “什么东西?衣服，给谁送的?” “就是原来在我们处的那个。”她把带去的衣服放到办公桌上，“我们从他家拿来的。” “嗬，你倒成了他的家属了。” 她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看守所的成规，未决犯是不发囚衣的，一应必需的穿戴及用物照例要由家属送来。她无暇细心考究这个玩笑是否过分，在听到“家属”二字的瞬间，一颗心忽地提了上来，在嗓子眼儿里咚咚直跳。 “我可没那个福气。”她低声地说了一句，杜队长当然是会当做反话来听的。 杜队长清点着衣服，她装做随口无心地问道：“他关在哪一个甬道啊?” “左边第六个，现在都放风去了。” 一个念头突然跳出来，踌躇了片刻，她把语气放得亲热多了： “老杜，带我去看看放风的地方行不行?我还没见过放风什么样呢。” “这有什么难的，呆会儿我领你去。” 在监区的西角，四面高高的红墙围起一个小城堡似的建筑。看守所和监狱不同，所押的都是没有审决的人犯。某些未决犯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所以这个放风的地方就很特别。红墙中间有一扇挂满黄锈的铁门，铁门进去是一条细长笔直的通道，通道两边能看到一个挨一个的“放风室”的门。他们当然不走这条路，而是从旁边一扇小门进去，凭一条狭窄的楼梯上到了“小城堡”的顶部。几个带班的队长正在城郭的一圈走道上监视着下面放风的犯人，其中有认识她的，便过来打招呼。从这儿俯瞰下去，放风室是露天的一片方格，恰似一个象棋的棋盘，中间那条通道便是“界河”。她沿城郭由东往西走，每个约有十来平米的放风室都有一个犯人呆在里边，或像疯子似的来回走动，或像傻子似的蜷缩一隅，但是多数人都站在斜射在方格内的一块阳光下，仰脸眯眼地像是很舒服。她从东头走到西头，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而实际上却是在紧张地寻找他，可是没找到。她正打算再到对面城廓上去看另一面的放风室，走了几步却蓦地收住了脚，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几个白制服警察的陪伴下这么走来走去，实在有点儿像个巡视古堡的“女总督”，不，她不能叫周志明看到她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况且，即便是见了他，她也不能向他表示些什么，一点儿也不能，她和他都会难堪，那样还不如不见的好。 “怎么样，还看吗?” “不，不看了，我想回去了。” “不看就不看，反正那一面和这一面一个样。” 她向那一面望了一眼，喉咙里咸咸的。 电车停住了，不知道得在这个站上耽搁多久，严君算了一下时间，施肖萌大概已经早到了幸福南路了吧? “别扒了，下一辆车马上就来了，坐下一辆吧!”售票员无效地喊叫着。严君挤在人群中，四面都是墙一般的胸背。慢慢熬着，直熬到车门砰地发出声响，电车才又开动起来。 “下一站，幸福南路，没票的在车上买啊!”售票员威胁性的声音从头顶上新安装不久的有线喇叭里传出来，很像电话里那种失真的音调。 幸福南路是严君回家路上换车的地方，所以她才在电话里把施肖萌约到那儿去，那儿离神农街也是挺近的。 施肖萌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售票员的喇叭还要失真，在她没有通名之前，严君似乎是凭了一种灵感听出她来，但仍然故意问了一句： “你是谁呀?” “我是他朋友，如果他不在，劳驾你给我找一下那个姓严的女同志行吗?好像叫严君。” “我就是严君，你是施肖萌?”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她心情很败坏，是女人的嫉妒吗? “你就是?喂喂，你是严君吗?”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起来，“我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了，都找不到，他是不是又出差了?” “你，什么都没听说吗?” “没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现在……”她看了一下四周，小陆很警惕地在旁边瞅着她。 “现在没法说，晚上七点钟吧，你在幸福南路的十三路无轨电车站等我。” “幸福南路，七点。”施肖萌很不安地重复着。 严君把电话挂上，胸口壅塞着一股无法排遣的气闷和委屈，那张逮捕证，由她亲笔填写的逮捕证，还有施肖萌那理直气壮的声音，“我是他朋友，他朋友……!”在眼前晃着，在耳畔响着，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约的是谁呀，保密吗?” 耳边响起一个故意轻描淡写的声音，她睁开眼，瞥一瞥踱过来的小陆，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朋友。” “什么，你什么时候有朋友了，我怎么不知道?” 她算是找到了一个出气筒!“怎么，我找朋友还得在你这儿备案吗?” 小陆愣了一下，“随便问问，干嘛那么大肝火呢。”他讪讪地走开了。 电车的速度慢下来，头顶上的喇叭又开始叫：“幸福南路到了，先下后上啊。” “下车吗?” “换一换。” “都下，这儿下的人多。” 车门开了，她没怎么用力挤就双脚悬空地被一大坨下车的人裹了出去。 这儿是个交通枢纽，人多、车多。她站在路边喘了口气，略略整理了一下头发，举目四望，发现施肖萌已经站在了面前。 “小严。” “你早来了?” 施肖萌忐忑不安的脸上生硬地挤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车很挤吧?” “还可以，我们往那边走吧，我要到那儿换车。”施肖萌跟着她往前面的车站走去。 “他没出差呀?” “没有，他……被抓起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一点没听说吗?”她站下来。 “什么?”施肖萌睁圆了眼睛，瞳孔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倍，“为什么?”她的声音发抖，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恐惧。 “因为，他包庇了广场上闹事的反革命。” 施肖萌像没听见一样，声音猛然放大，泪水随着涌出来，“为什么，为什么!” 她望着那张挂着眼泪的脸，的确是一张很美、很单纯、很善良的脸，一张令人不忍嫉恨的脸。是的，她不应该，从道理上不应该嫉恨她。你既然爱一个人，就应当尊重他的愿望，服从他的选择。女人，女人有这样的胸怀是不容易的，可对于一个爱别人而肯于牺牲自身的女人来说，应该是容易的，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容易的! “别哭，这儿人太多。” “不不，他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施肖萌的情绪略略压制下来，“你们总该了解他，一起工作这么久，总该替他说说话。” 她胸口堵了一大堆话要说，却忍住了没说，近两年的公安干部的生活，使她懂得该怎样克制和谨慎了。 “我该走了。”她本来还想说：“你别对人说我告诉你什么了。”但没有说出来。她决不在施肖萌面前显得这么胆小怕事! 施肖萌紧随了几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见见他呢?” “在押犯在预审期间是不能会见亲属的，连通信也不行，何况你也不是他的亲属。”她现在的口气几乎是冷酷的。 “你是公安局的，你帮帮忙，让我见见他。” “……” “我不会连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连我都见不到他，”她的心一下子被施肖萌流出来的和自己吞下去的泪水泡酥了，“……过几天，可能有个公判大会，如果有他的话，我看能不能给你找张票吧。” 走到公共汽车站跟前，施肖萌仍旧随在身边，但是再没有说什么。车来了。 “那我怎么找你呢，还打那个电话?” “你最好别再往我们那儿打电话，我找你吧。”她挤上汽车。 “谢谢你啦，小严。” 她听到这句充满真挚感激的致谢，车子开走了。 下了车，她拼命地往家跑，她不愿意也不能再憋下去，再忍下去，只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里去，哭! 她要痛快地哭! 便衣警察 十八 雨，斜斜地飘洒，似剪不断的银丝，拖拉机的铁皮拖斗里已经被洗得精湿。他觉得冷，缩成一团的身体微微地打抖，腕上的手铐冰凉沉重，尽管同车的犯人把自己的一块不大的绿色塑料布慷慨地匀了一半在他的肩上，他还是觉得贴身的衬衣已被雨水透入，凉丝丝地贴在腰间，不知棉被怎么样，坐在屁股下的被袱卷想必也早已湿了。 这部带拖斗的拖拉机下午三点从自新河农场的场部出发，已经在泥泞中蠕动了一个多小时了，一路的稀泥、坑洼几次使它险些抛锚，两个坐在驾驶台阳篷下的人却满不在乎地一路说笑，笑声在沙沙的细雨里显得格外响亮。驾驶员是个年轻人，周志明始终没有从正面看清他的脸，坐在他并肩的那位三十多岁戴眼镜的人，倒是时时回过头来看一眼身后拖斗里的两个犯人，驾驶员有时叫他老常，有时叫他常文树，这大概就是他的名字吧。 周志明的身体凭了车身的剧烈颠动来回摇摆着。延目远方，茫然眺去，在铲平的田野尽头，间错拔出几株形状古曲的树木，他叫不出那树的名字。地平线上，一抹黛色山脊浮沉于雨雾空之中，他也辨不出那山的远近。耳边嘎嘎啦啦的柴油机的响声和几乎被它淹没的簌簌的雨交汇成一种单调而又有点儿苍凉的音响，从这音响中，他似乎能够想象出前方的目的地是怎样一种色调的世界，他将在那里度过十五个漫长的冬春，这本来应该是人的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他真不知道能不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寄托和快乐。雨线虽然是款款细细地飘来，他却感到像一片麻乱的鞭抽，他不想哭泣，生气枯竭的眼睛是干涸的，但是，从脸颊上流下来的雨丝却浑若一片泪水，仿佛一直滴到了心里。 “嘿，快到了。”与他合披一张塑料布的犯人向前方张望着。他大约四十来岁，干巴巴的脸盘上极不协调地鼓出一对肉肿的眼泡，剪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些毛茸茸的刺儿，还遮不住青虚虚的头皮，他是跟随那个常文树到场部一起去领一批铁锹和他这个新来的犯人的。他用粗筋暴露的手指着远处，“喂，看见那个砖窑了吗?是个报废的旧窑，现在的新窑还得往西。”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看，在荒芜的旷野上，一座行将倒塌的土窑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映入眼底，土窑的周围，取坯土留下的大坑已是一片泽国。周志明把视线收回来，向自己的同伴瞥了一眼，问道：“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那犯人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六八年进来的，本来到今年七月份就满期了，可是不小心又犯了个错误，刚刚加了三年刑。你呢，犯的什么错误?敌矛内矛?” “我?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出语踌躇地说。 “没犯错误?没犯错误到这儿干嘛来了，跟你说，往后可别这么说话。”老犯人善意地告诫着。 “预审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 “得了。”老犯人戒备地往驾驶台瞟了一眼，“甭找那份不自在，你多少年呀?” “十五年。” “嗬，够重的，怪不得进了场还不摘铐呢。你还不到二十岁吧?”“二十多了。” “二十多啦，嗬，长得倒是副学生样，你看我才四十，可人家一看都以为五十多了呢。我叫卞平甲，六班的，你叫什么?” “周志明。”他犹豫着，很想问问砖厂的情况，又不知该从何问起，好容易憋出了一句：“到砖厂，几个人住一屋?” “几个?”卞平甲笑了笑，“二十几个!大通炕一排。”又说：“看你这样儿，准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大概从来没受过委屈吧?” “我，我爸爸打过我。”他眨眨眼，很认真地辩白，声音不觉响了一点，冷不防坐在驾驶楼上的常文树扭过头来喝斥道：“你们嘀咕什么?老实呆着行不行!” 卞平甲背对着驾驶楼，冲他挤了下眼，两个人不作声了。 小时候，父亲是打过他的，因为只打过这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次他在邻居家玩儿，亲眼看见那家的保姆失手打碎了一件青花古瓷瓶，那保姆怕了，一口咬定是他打的。主人心疼不已，父亲只好当众揍了他一顿屁股，又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天不让出门。此时想起这件尿布时代的倒霉事，周志明心里倒油然生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情。 雨停了，拖拉机离开大道，拐了两个弯，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停下来。这是个破损的篮球场，场地已经被横七竖八的车辙和凌乱的脚印弄得烂糟糟的，一个自制的篮球架歪歪吊吊地废置在一边。不远，有一排低陋的平房，污浊的红砖墙显然经历了年深日久的风剥雨泡，留下坑坑点点的残蚀痕迹，不堪入目，门窗也是七拼八凑，破破烂烂，周志明没猜错，这该是砖厂的厂部了。 常文树打开他的手铐，指挥他和卞平甲把领回来的几大捆铁锹从车上御下来，放在平房的房檐下，然后领他们走进了一间不大的屋子，指指一个满是尘土的条凳，说了一句：“在这儿等着。”便又出去了。 他看了看抱在怀里的被袱卷，还好，湿的不大。脚上沉甸甸的，他正想搓着两脚把鞋上的厚泥板搓下来，被卞平甲拉住了。 “别，你把泥巴弄队长屋里，不是找不自在吗。”他笑笑又说：“这儿有句顺口溜，‘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再没有哪儿比这儿的土更粘了，一下雨，门都出不去。” 正说着，屋子背后不远的地方，猝然几声哨鸣，接着便听到一个人在高腔大嗓地讲话。卞平甲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晚点名就提前了。”不一会儿，一阵乱哄哄的歌声传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是唱歌，不过是一种失谐的嘶叫，周志明的心尖直抖，不住地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干部跟着常文树进了屋。那人看了一眼周志明，用细绵绵的声音问常文树： “就是他呀?” “就是他。准备分到六班去。” “噢，”那人指指卞平甲，“你先把他带回去吧。” 常文树领着卞平甲走了，屋里只留下周志明和那胖子。从刚才他和常文树说话的口气上，周志明已经听出他显然是一位负责干部，便不由抬起眼打量了一下。 这个人矮矮的个头，相貌不老，肚子却已显眼地腆了出来，后颈上肥嘟嘟叠起的肉褶，使他在转动脑袋时十分不灵便。他泰然在屋里唯一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下，眼皮懒懒地抬起来，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砖厂。” “还是什么?” “……” “这儿仅仅是个砖厂吗?” “是监狱。” “唔，知道就好。你的罪行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你也当过公安干部，我想你应该明白你的改造任务比别人更艰巨，!” 周志明没有同他争辩，争辩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答话，却把眼睛垂了下去。 “你还很年轻嘛，在这里只要服从政府管教，认真改过自新，在自新河里把丑恶的思想、丑恶的灵魂洗洗干净，是可以争取减刑的嘛，!” 又说了几句简单的、威德并重的训导，这位胖胖的领导便叫来一个人领他去监区。监区就在厂部的背后，隔着一条斜坡路，用白围墙围起的一个长方形大院。院里东西相对长长的两排监舍，朝南一面，在黑色院门的两侧，是几间队长办公室和值班室；朝北一面，是伙房，房顶上铁锈斑驳的烟筒里正喷吐着浑浊的灰烟。 进院门的时候，周志明并没有发现荷枪而立的岗哨，只有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头子从门边亭子般的小房里探出头来，同领他的那个干部点头打了个招呼，便放他们进去了。 那干部拉开西边的一个监房的门，让志明进去，跟着冲里面喊了一声：“田保善，给你们六班加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下铺位。”说完，门一关，走了。 他拎着行李卷，呆呆地站在屋门跟前的空地上，首先感到的是一股热烘烘的酸臭气味，因为光线很暗，他不得不用力睁大眼睛来打量这个今后长久的生存空间。 这是个二十多米的房间，沿着南北两面墙，用砖头搭起了两排齐膝高的木板铺，只给整个屋子留下一条窄得转不开腰的走道，木板铺上，大约有十几个犯人懒散地歪靠在各自的被子垛上，一个左颊上带着块可怕创疤的中年犯人用不正经的笑眼直盯着他，使他立时生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哟嗬，来了个英俊小生。”那人一边从鼻孔里掏出些东西来在指尖上揉着小团，一边狎浪地笑着。 其他人都不作声，只拿眼睛浑身上下地打量他。 “我睡在哪儿?”他尽量低声下气地问。 墙角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郑三炮，你往墙里挪挪，回头叫杜卫东再挪这边一点儿，让他睡你们中间。” 那个被称做郑三炮的，是个五短身材的犯人，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被子往墙里推了两下，横起脸上的肉棱子骂：“妈了个蛋，好不容易松快两天，又往咱们班塞人。嘿嘿!你这是什么呀，是水还是尿?”他指着志明褥子上的一大块水渍，厌恶地问。 “是雨淋的。”志明赶快说，“现在雨停了，我到外边晾晾去。” “你凑合着睡吧。”墙角的哑嗓子说，“不到星期四，外面不准晾东西。” 周志明躬身上床，把被子卷打开来，塞在指定给自己的位置上，又默默地换着湿衣服，他能感觉到犯人们全用冷漠的目光望着他，不由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一个犯人打破沉默，用厚厚的鼻音最先说起话来： “妈的，雨又停了，今年就没下过长雨。” 犯人们的注意力于是从他身上转移开去，一个粗粗的声音接着说：“还是去年那场黄梅雨过瘾，足一个星期没出工。” 一个老一些的犯人说：“没出工是没出工，可也盖了一个星期绿毛被子，也不是好滋味，再说一出去就是一脚烂泥，洗都没法洗。” 郑三炮叼起一根压扁的烟卷：“你们城里人，不是说的，全是假干净，我在南州市最高级的澡塘子里洗过澡，那里面有个大池子，好嘛，那水，甭提多脏了，上面浮了一层白沫子，嗬!你们没看见，要看见，非吐了不可。你们城里人可不在乎，恨不能连脑瓜子都泡里头。” “泡澡、泡澡嘛，不泡怎么行。”脸上带疤的犯人很在行地说。 “你嫌脏，不会别下去，冲淋浴不就完了。再不然，靠墙边还有好多洗脸池，你就在那儿洗嘛。”年长的犯人是一副很耐心的神情。 “可不是吗，我就找了个洗脸池，在墙角那儿，就是太浅太矮，洗着不得劲儿，大洗脸池别人又都占着，就这个空着。嘿!我拧开龙头刚洗没一会儿，过来一个人，不让我洗，说他要撒尿，我他妈洗澡碍你撒尿什么事了，这不是神经病吗?” “啊呀!”年长的犯人突然悟出点儿味儿来，“你是不是把小便池当洗脸池了?墙角的，这么矮，这么浅是不?那是小便用的!” “哈——”犯人们粗野地齐声大笑起来。 “能洗就成呗，臭讲究。”郑三炮讪讪嘟囔着。 这时候，卞平甲同另一个年轻犯人端着两个饭盆从外面走进来，犯人们轰一下爬起来围上去，照盆里看了一下以后又慢慢地退下来，怏怏地骂：“又是妈的臭萝卜。” 那个打饭的小伙子把盛窝头的盆子往地上一，骂骂咧咧地在门槛上蹭着鞋上的泥巴，“鬼地方，伙房门口都快拔不动脚了，**……”他突然发现了通铺上多出了一套被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又给我这儿挤一个?” 一个犯人咬着窝头说：“田头儿叫他睡那儿的。” 小伙子不吱声了，目光敌意地斜了周志明一眼，眼珠子忽然凝止不动了。 “咦，你不是南州市公安局的吗?” 周志明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在那张似曾相识的脸上注视了一下，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 “你不认识我了吗?”年轻犯人用筷子杵起一个窝头，在他脸前阴阳怪气地晃着，“在十一广场观礼台底下，咱们见过面儿，还多亏了你呀，要不，我还吃不上这份窝头呢。” 全屋的人都不约而同停止了嘴里的咀嚼，惊讶的、冷漠的、仇视的和嘲弄的目光一齐投向他。 “公安局的?”郑三炮捧着菜碗，着凑过来，“真新鲜，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便衣，”年轻犯人恶狠狠地努努嘴，“咱哥们儿就是这小子抓进来的。” 周志明一下子想起来，这年轻犯人就是他和马三耀在广场事件时抓住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他直视着那张冷笑的面孔，皱眉说：“你到这儿改造这么多天了，怎么还那么流里流气的?” “哟嗬，像个公安局的啊，哈——”犯人们怪笑起来，郑三炮嘴张得老大，几乎能看见那血红的嗓子眼儿。 墙角那个沙哑的声音威严地咳了一声：“快吃饭吧，今儿咱们班倒泔水。”这句话使杜卫东没能发作，尴尬地哼笑两声走开了。 卞平甲递给他一碗煮萝卜，两个窝头。他经过一天的路途颠簸，肚子早就瘪瘪的了，黄澄澄的窝头还是温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他刚进看守所那几天，每口窝头都得在嗓子眼儿里打几个滚儿才能咽下去，而现在他不但能大口吞咽，甚至已经能从中嚼出一种甜味来了。他接过窝头，就着菜汤，坐在床沿上大口吃起来。 犯人们吃起饭来是很专注的，屋子里除了咕唧咕唧的嚼咽声和稀溜稀溜的喝汤声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说话了。杜卫东最先吃完，把两只碗重重地摞在一起，巴唧两下嘴，说：“操!没吃饱。哎，林士杰，今儿又没干活，你吃得了俩吗?” 林士杰嘴里正嚼着，脸上的疤痕一上一下地运动着，见杜卫东要打他的主意，忙用手护住碗里剩下的一个窝头，一连气地声明着：“怎么吃不了，怎么吃不了，我还不够呢!你和公安局那孩子不是老相识吗，还不让他匀一个?” 杜卫东的眼睛果然盯上了周志明碗里摆着的一个窝头，冷丁一筷子戳过去，窝头就插在了他的筷子头上，狠着劲咬一口，才冲志明笑着说：“怎么样，咱们俩实行共产主义吧。” 志明完全给弄愣了，好半天才悟过劲来，虽然被拿去的不过是一个窝头，但这种当众受辱的羞耻感甚至比拉他上万人大会上示众还要难以忍受。他狠狠咬住腮帮子没发作，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作，闹起来又会有什么后果，何况将来既要同这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关系就得设法搞好才行，否则何以自处呢?想到这一层，他索性顺水推舟地把人情送了过去。 “你吃吧，我吃一个就够了。” 对他的忍让，杜卫东显然没有估计到，仓猝中竟也稀里糊涂地点头“啊”了两声，算是领情了。周志明看出周围的犯人都露出发呆的目光，他们原来大概是准备好了要大打出手的吧?他想起去年看到的一份公安局内部发的通报，那是马局长在市南分局搞整顿试点中调查的一桩老犯人压迫虐待新犯人的事件。在市南分局的看守所里，新犯孝敬和服从老犯是条不成文的法规，这条习惯法是依靠老犯人集体的武力来维持的，很有点儿像李伯元在《活地狱》那部小说中所描写的清代监狱的弊恶。所不同的，是以老压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现在当然不会有勒索“孝敬钱”和叫新犯睡在马桶边上的事了，但是抢饭扣饭，睡觉挨挤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他记得当时看完了这份通报后，还就“新犯人为什么不去找看守人员告状”这个问题和大陈辩论过，“干嘛受这份气?告他们嘛!”他当时那种愤然不解的议论言犹在耳，现在竟也做为一个新犯人在体会屈服的滋味了。“你是用一个公安干部的心理状态来看问题的，犯人可不一样，就是那么个受制于人的地位，自我感觉和一般人就不同嘛，他们才不愿多惹什么事，都是抱了能忍且忍的宗旨。”现在看来，还是大陈说得实际。 屋角沙哑的嗓门又响起来：“有水吗?怎么不打水去?”他这才注意地循声望去，在靠北墙墙角的被子垛上，歪斜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和他苍老喑哑的声音正相反，他有一副骨骼宽大的脸盘和魁梧的身躯，又圆又小的眼睛深陷在隆起的眼眶骨里，眉毛既浓且乱，如两撇干草堆在额上，乍看上去像个精力极壮的大猩猩，只有眼角撒出来的鱼尾纹儿和开了顶的天堂才显示了他的实足年龄。 杜卫东懒懒地站起来，走到门边的水桶跟前，刚要拎起来，郑三炮用匙子敲着碗边，说：“傻小子，今天你有接班人啦。”杜卫东先愣了一下神，然后会意地看了志明一眼，脸上登时挂出老犯人的倨傲，用脚踢踢水桶，空荡荡的水桶发出的响声。 “嘿，打水去。”他冲志明发号施令。 志明没说什么就从铺板上站起来，走到门边，提起水桶。 “在哪儿打?”他脸上像烧了火，他恨自己的卑屈和下贱! “出门，往北走。伙房前面。” 卞平甲走过来：“我陪你去，我告诉你在哪儿。” 一出门，卞平甲便热心地把院内的一些诸如厕所、水池一类的公用设施指点给他，又把日常监区里的一些规矩关照给他。自从和卞平甲相处以后，他潜然觉得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所以在无形中对他产生了一点儿信赖感。他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卞平甲的每一句话都报以感激的表情。 “这几间房子是放工具的。”卞平甲嘴不停地说着，“这间也是。怎么着，闹了半天你也是公安局的呀?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因为什么折进来的呢，”他突然压低声音，“是不是和十一广场事件那批人一回事?” 他若明若暗地点点头，岔开话题，问道：“那边那间小房是干什么的?带锁的那间。”他把手指向大院墙角下的一扇隐蔽的小门。 “那间呀，你想进去住两天吗?我还在里头住过一天哪。” “什么?” “反省号。” “你进去反省过，为什么?” “咳!那次才叫不值，我刚来头一天，晚上点名，于教导员把我的姓念错了，卞字念成了卡字，我没答到，他问我为什么不答到，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可于教导员愣说那字也能念卞也能念卡，说我是有意犯葛，就这么着，让我蹲了一天反省号，倒正好，省得我干活了。” “咱们这儿都干什么活?” “做砖呀，咱们班是管往机器里运土的，你推过那种独轮车吗?可不好推呢。” 周志明想了一下，“你说的于教导员，是不是刚才胖胖的那个，说话细嗓门。” “对对，就是他，他叫于中才，砖厂的第一把手，”卞平甲又把声音放低，“其实原来是六分场园林队的一个工人，前几年乱的那阵子，他一个人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叫‘一棵松’战斗队，算出了点儿标新立异之名，后来就参加到全场大联筹里去了，出来就当了砖厂教导员。” “那个常，常文树，他是干什么的?” “就刚才领咱们回来那个?他叫常松铭，咱们砖厂的文书。” “文书?我还以为他叫常文树呢。” 俩人沉默片刻，卞平甲看着他，叹口气，说：“小伙子，十五年，够熬的。咳，其实想开点儿，也没什么了，熬出去你还不到四十岁嘛。” “四十岁……”周志明不由打了个寒战。 便衣警察 十九 一进了六月份，天气便明显地热起来，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路面像个大火炕似的直冒虚烟儿，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暑气还没有退尽。 严君骑车子出了机关大门，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坏极了，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恨不得马上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一场。 公安部派来的311案调查组上个星期五到达了南州市，一到，就被局里接进惹人注目的南州饭店住下，并且配上了一个颇为庞大的接待班子。宴会、游览、和局长们的互拜，然后又是市委领导接见，日程安排得紧凑而又周到，耽搁到第四天，才下到五处来。调查组到五处的当天，就召开了有关人员的会议，当众宣布了四条，这四条毫不留情地撕破了严君很久以来一直保留在自尊感上的那块神圣天地，她终于明白了，在她理想中纯而又纯的公安机关里，也有人人自危的时候。 第一条没什么，无非是说调查组下来的任务和宗旨：专案专查，不把潜入特务徐邦呈脱逃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誓不收兵云云；第二条，严君就有些不明白了，调查组是受部领导的委托而来，但调查工作却讲明是在南州市公安局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委是谁?是311案的负责人甘向前呀，这岂不等于说，甘向前领导着调查组来审查他自己吗?这样一来谁还敢说话?第三条也叫人不舒服，是希望大家认真回忆、大胆揭发、主动坦白、不准串联。名曰“希望”，实则命令，口气是相当严厉的；最叫她接受不了的是第四条：所有和311案有关的卷册、文件，甚至连个人的工作笔记本，一律交出封存，不许片纸遗漏，就跟防贼一样，仿佛他们这些侦察员当真都有涂改和销毁这些证据的危险似的，这算什么事呀! 接下来，就是开会，发动大家揭问题，摆看法。参加会的，除了他们承办311案这个小组的成员外，连几个当时帮过忙或者知道点情况的干部，也被提拎来了。纪处长垂着头，一言不发，调查组的人更是面孔僵硬，一脑门子官司，严君坐在墙角，心里真是委屈透了。 那个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信是段科长写的，他当然要先说。 “我的观点，信上已经写明了，导致这个案件失败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我们自己判断指挥上的失当，这个失当，又是由一系列侦察工作的漏洞和审讯工作的错误造成的。现在，人已经跑了，损失是没法儿挽回了，我写信的目的，不过是想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和警觉，侦察工作像这样子干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呢!” “那么你说该怎么干呢?”甘向前横着插过来一句话，把严君吓了一跳，心忽地提到了嗓子眼儿，会才刚刚开始就像吵架似的，她不知道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侦察是一门科学。”段科长从容地环顾四座，声气并不见软，“既是科学，就得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科学的态度是不排斥一切有益的经验的。说到这个案子，对徐邦呈，究竟该不该那么急着就抓起来，还有对‘三月计划’的认定，究竟有多少根据?大家可以摆出来，一块儿分析……” “你当初不也是一口赞成逮捕徐邦呈吗，记性何以会这么坏呀?”甘局长声色俱厉，又打断了段科长的话。 “对，我当初是赞成逮捕徐邦呈的，但那是出于侦察工作正常需要以外的其它原因。这个问题以后是要讲的，我现在只讲明面上的毛病，比如像审讯上的毛病就很明显。我不赞成把所有案卷材料匆忙封存起来，既然要彻底查原因，不如索性把审讯录音拿出来，叫在座的都听一听，看有没有我信上说的那些问题，指供啊，引供啊，这都是过去明文禁用的手段嘛。我并不是为十七年翻案，可过去有些规章制度、工作经验，是在长期对敌斗争中总结积累起来的，如果一概看成是九分反动一分无用的东西，是不是太简单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文化遗产，还主张批判继承嘛……” “段兴玉同志!”甘向前地敲起桌子来了，“我提醒你注意，对旧公检法的那一套办案方针，我们的态度绝不是什么批判继承，而是彻底砸烂、彻底决裂!你不要越说越出格了!公安部的同志下来，是为了帮助我们查清罪犯逃脱的原因，局党委也是有信心查清的。你今天借题发挥，执意要扯出这些早有历史结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逼着局党委发动一场政治辩论!” 段科长大概完全没有料到甘向前会如此盛怒，怔了片刻，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了。一屋子人大气不敢出，都把眼睛直勾勾地盯在自己面前的茶杯上，连公安部的几个人也默默无言，脸上表情颇不自然。甘向前的声音略略放低了一挡，接着说： “我前些天就已经向有些同志吹过风了，311案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局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要害。当时我们是几十个人夹着徐邦呈上山的嘛，为什么还给他逃了?根子在哪里?我看就在于我们公安队伍的严重不纯，内部出了坏人，让周志明这样的异己分子混进侦察机关，还有不出错的!” 甘局长住了嘴，哗地打开扇子，呼哒呼哒地摇着，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屋里长时间地沉默，好一会儿，公安部调查组那位领头儿的人才开口问道： “纪处长说说吧，有什么意见，畅所欲言嘛。” 纪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合上，喝了口水，又下意识地打开来看看，语气格外迟疑： “呃——，我说说，我说说。我拥护公安部和局党委关于调查311案的决定，呃——，311案的失败，我首先应当负责任，这个……对周志明的事嘛，我也要负责任，也要负责任，这个，侦察队伍中出了这样的败类，是我们全处的耻辱，全处的耻辱，特别是我，更应当认真吸取教训。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略略放开了一点，语气似乎也渐渐顺畅些了，“但是周志明在311案上是否有通敌纵敌的问题，我看，我看……当然，也不排除，但要下结论，恐怕也不宜太草率，还要搞点扎实可靠的证据出来才好服众，最好别单单地以一事推一事。呃，从形式逻辑上讲，在三大推理形式中，类比推理是最不可靠的一种，这个这个，我也是个人看法，不成熟……” 话虽说得婉转，但与甘局长的意见相抵触，却是十分昭著的。不过严君倒是觉得，纪处长的话，使会议的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了，大家似乎也都透了口气，因为他的话不仅转移了一下甘局长的雷霆之怒，而且在甘局长和段科长激烈的两端之间，起了一种缓冲的作用。 那个叫人心惊肉跳的会，当然没法儿议出什么结果来，自然也不会再开第二次了。从星期二到今天又是整整的四天。段科长天天被调查组叫到秘书科临时腾出来的一间屋子里去谈话，无话可谈时也得在那儿呆着，在严君看来，简直是被变相地办了“走读”学习班了。前天，甘局长在全处干部大会上宣布：因为纪处长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上，所以处里的日常工作暂时移交；昨天，纪处长就送来了一张请假条，告病不朝；今天早上，局里任命的新处长便走马上任了。 如果不算刚被降职“发配”到自新河劳改场去的马局长的话，纪处长便是全局唯一留在处长职位上的“前朝遗老”了，前后才三天，终于被换下了台，而且简单得连一句交代都没有。 按说，她这样的普通侦察员，毕业不满两年的大学生，在处里，人事关系既不深，业务上也算不上骨干，本来是用不着为这些处科级头头儿们的起落荣枯操心费神的，可她偏偏老是觉得，这些变动都是和自己的命运、事业、生活息息相关的，纪处长被撤职还倒罢了，她怕的是段科长也呆不长，怕再冒出一个甘局长一类的人来当她的科长，如果整天在一个屋子里办公，横竖都不对劲儿的话，那该多么别扭啊! 不过看上去，段科长反倒比她还要沉着似的，每天照样上班来，下班走；走道里迎面碰见了，照样和人点头打招呼；在食堂打饭时，该说该笑，没事儿人一样。 昨天，她、大陈、小陆，分别被调查组“请”去谈话了。和她谈话的，除了两个调查组的人以外，还有一个市局来的人和他们五处政治处的一个干部，那间小屋子被坐得满满的。她进去的时候，一看到摆在这些人面前的那张预备给她坐的空凳子，心里先就不舒服，她想起审讯徐邦呈的那间预审室来了。 “来，坐吧，坐吧。”公安部的一位同志最先招呼她，口气倒还亲热，“你叫什么名字呀?”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她有点反感，冷冷地答了一声： “严君。” “严君，严肃的严?” “严肃的严，君臣的君。” “嗬，严肃的皇帝，哈哈哈。” 驴唇不对马嘴，真是拿肉麻当有趣。她心里发笑，在凳子上坐下来，眼神漠然，一副很不合作的表情，“有什么问题，问吧。” “咳，没事，咱们随便扯扯，随便扯扯。”那人有些尴尬，先是漫无边际地胡绕了几句，然后很生硬地扯到正题上来了。 “311这个案子，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不用顾虑，大胆说，啊。” “这我可说不出来。” “你个人总有个看法嘛，说错了不要紧。” 这人的神态简直像是哄小孩似的，她心生厌恶，出言也就有点噎人。 “我算老几?侦察方案都是领导定的，我能有什么看法?”场面挺僵，冷了几分钟，一位公安部的人忍不住突然问： “311专案组离开南州去边境的时候，周志明是不是让你给他寄过一封信?” “什么?”她皱起疑惑的眉头，“和这有什么关系?” 那人没回答，却接着问：“信是寄到什么地方的，寄给谁的，你能回忆一下吗?” 周志明托她给施肖萌寄信的事，她当然记得清清楚楚，可她却拧着脾气，非要反问：“这和311案有什么关系?” 市局的那个人终于忍不住了，沉下脸，用一种教训的口气说：“严君同志，你今天的态度很不冷静，部里同志问你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嘛，怎么这么费劲?” 她也瞪起眼来：“那当然，你们不解释清楚，我私人的事凭什么告诉你们?” “什么，你私人的事?”对方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话柄，“周志明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他和别人通信，怎么成了你私人的事了，啊?据我们了解，周志明平常从来没有什么通信关系，偏偏在仙童山诱捕计划确定之后，临去边境之前，匆匆忙忙往外发信，难道不值得我们打一个问号，啊?”稍停，对方又稍稍缓和了语气说：“严君同志，我们相信你是有觉悟的，会积极配合我们调查的，周志明和什么人通信，究竟有没有问题，不查怎么能知道，你说对不对?” 她的心情已经十分败坏，口气也越来越烦躁，“我忘了，早忘了那信是寄给谁的了!” “时间并不久嘛，怎么能忘了呢?” “三个月了，怎么就不能忘?”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这简直是在顶牛抬杠了，严君咬了咬牙站起来，“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 “干什么?” “上厕所。” 她并不需要上厕所，只是不能忍受这种无休止的纠缠，一出了那间小屋的门，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地进厕所，又慢慢地洗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洗，然后再慢慢地走出来，听到旁边一个办公室里有打扑克的声音便走了进去。 四个男的，围着一张办公桌甩得正欢。她看了一把，没走，又看了一把…… “嗬，怎么着，严君也不怕浪费青春啦?” “哼，”她冷笑一下，“我没什么青春，无所谓浪费不浪费!” 一连看了四把，直到政治处的干部领着市局的那个人气急败坏地挨门找到这儿，才算结束。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市局的人脸红脖子粗，“我们好几个人都在等你，你什么意思?” 严君恨得真想一扭身走开，可她却用了一种平静得近于戏谑的口气，说： “哟，又不是办我学习班，还不让人歇口气呀，我还以为你们早散了呢。” 倒是市局的那位，先给气走了，一边走一边气势汹汹地叫：“你们处长呢，你们处长呢?” 要找处长?找去吧，我一没辫子，二没把柄，怕谁! 大陈和小陆也被谈了话。虽然事前早做了“不准串联”的规定，但在办公室里没外人的时候，小陆还是忍不住要说。 “哎，怎么跟你们谈的，问你们周志明的事没有?” 大陈没说话。她没好气地说：“周志明怎么啦，噢，就因为有了胶卷的事，什么都想赖人家呀!” “听口气，他们好像还是有点什么根据似的。”小陆脸上略带着几分神秘，说：“让我回忆周志明到边境以后都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别看咱们是干侦察的，当时还真没注意他，谁想到他是那么个人呀。调查组怀疑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收买，想查查他的社会关系。咱也不了解他都有什么社会关系，好像有个女朋友，是不是?我反正没见过。” 大陈声音小小的，“唉，咱们尽力给部里的同志回忆吧，回忆不出来也没办法。况且调查组现在也并没有肯定周志明准有纵敌问题，咱们千万别把有影没踪的事和那种定不了否不掉的东西往外端，反而给部里的同志添乱。刚才他们也问我当时山上的情况来着，他们怀疑周志明为什么早不开枪，偏等着徐邦呈跑了才开枪。我也只能照实说呀，周志明当时还和徐邦呈打了两下呢，从开打到徐滚下去，总共几秒钟的事，根本就来不及出枪嘛，而且靠敌人的那面坡很陡，往前一蹿就能滚下去。我还给他们画了一下。他们好像挺失望的，可事儿就是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部里要是说这样就属于纵敌了，那部里定吧，咱们服从。” “那当然，那当然。”小陆连连点头。 看来，无论是大陈的巧妙敷衍还是小陆的稀里糊涂，都没有和调查组搞僵，这就使严君的顶撞更显得突出和孤立起来了。她暗暗做好了挨整的准备，这也许是她有生以来心情最灰暗的时候。 报复果然来得快。今天上午，政治处通知她两天之内到城东区公安分局报到，虽然她早就听说过处里要抽一个人长期支援分局加强一些信托商店的堵赃工作，但无论从哪方面说，她都想不到会轮上她去，这时候到分局去，显然会给人一种犯错误下放的印象。她愣了半天，索性也横了心，去就去!就是叫她改行搞一辈子社会治安，反刑事犯罪，她也心甘情愿了!比起五处这块是非之地，分局，也许还算一块净土呢! 严君想着想着，思绪不由地又移到了周志明身上。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些卑鄙的家伙要把311案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这不是落井下石，找替罪羊吗?唉，假如那个徐邦呈被打死了该有多好，周志明说他一共打了四枪，全局射击训练第八名的好成绩，总有一枪能中吧! 便衣警察 二十 硕大的无影灯低低地悬在头顶上，四周一片金黄，徐邦呈仿佛是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阳光下，心情也不由得平静安详起来。这是哪儿? 身下，垫着软硬适度的垫子；脑袋，十分贴切而又十分舒服地嵌在同样软硬适度的托架上。不，你用不着怀疑，用不着心跳，这儿不是漆黑的边境，而是世界的中心——巴黎，是巴黎最著名的医学院中的一间洁白的手术室，空气中浓重的来苏水的气味，可以证明这儿的确是洁白的手术室。啊，人的一辈子，死里逃生的运气能有几回啊? “徐先生，”生硬的英文，“牙还疼吗?” 他看不见问话人的脸，声音也那么陌生。他的脑袋被箍着无法转动，只能笑一笑，用眼睛来摇摇头。 “左面还有点发炎。”声音抬高了，显然是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果然，另一个声音接着说： “不要紧。” 他们是在说他的腮帮子，左边的腮帮子，已经三个月了，还在隐隐作疼。真想不到那个外表秀气的小家伙竟还有那样一手闪电般迅猛的拳击，害得他到现在还只能用右边的牙吃饭。***! 哗啦哗啦的金属碰撞声，搅得人心惊肉跳，这一定是动手术用的器具，刀子、钳子、镊子、纱布，一定摆了满满一盘子，像要宰牲口似的。来苏水的味儿……，那锋利无比的刀，马上就要在他脸上割来割去，割得他面目全非!别怕!想点别的，想点别的，想点别的，想什么呢? 想想他的童年，少年，青年?算了吧，实在是无聊得很。现在想想，他简直是在一群信奉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中间长大的，那生活，刻板、枯燥、清苦，左右全是规矩，前后都有尺寸，不给他一点自由，不允许一点放纵，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乐趣。他的乐趣是现在，现在他一切都有了，都尝到了，口福、眼福、女人，都体会过了，享尽一切人生情趣之后，还有冒险生涯的刺激。至于说客居异国的那种心理上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他倒不像有些人那么在乎，实际上也完全用不着那么封建，非得死守着故土死守着穷不可!他才没那个老地主的脑袋瓜子呢，不要说几百万人口的南州市，就是整个中国，在繁华的世界面前也不过是个山沟子。他从那山沟里走出来，看到了触到了尝到了人欲横流的大千世界，将来即使老死他乡，也算不枉此生了。 无影灯是不是比刚才更亮了点儿?刺眼的灯光仿佛要把他的身体洞穿，不，你应该对自己坦白，你才不是个有福的人呢，不过是个靠玩儿命活着的可怜虫罢了。……无边的疲倦啊，他全身的肌肉一点劲儿也没有，整个身子完全是瘫在手术台上的，连眼皮也沉重地耷拉下来了，灯光隔断，一片黑暗。 黑暗中他看见了，红色的晚霞，墨色的山谷，昏鸦安详地叫着，在红色和墨色的交融中盘旋起舞；远处有个古老的教堂，深沉的钟声把人的一颗心带向宁静的小城，带向牧歌式的田野……，霍夫曼就是用这样幽美的环境来抚慰他的神经创伤的，但马尔逊却坚持要他搬出这古堡式的山庄别墅，换到简陋的据点里去住。现在他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到那美丽的晚霞、山谷、钟声和田野，如果能永远那样逍遥那样安乐……，是的，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激烈的刺激了，他需要逍遥安乐! “对一个间谍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死亡的危险，而是九死一生之后立即让他接触安宁和舒适的生活，他的意志会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毁于一旦!” 看来马尔逊说对了，那铁门重重的牢狱，那杀气腾腾的审讯室，那阴森恐怖的边境之夜，难道他会一朝忘却吗?这些年，霍夫曼对他的兽性的训练，已经使他的神经像一根快要绷断的琴弦；这次实习性的派遣，是他在数年训练之后第一次涉入真实的间谍生活的急流，虽说从入境到脱险才只有二十多天，可在他的感觉上，就如同一个死囚在断头台上等待那举起的钢刀落下来一样，像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人啊，难道只需要二十几天，他的意志、勇敢和对冒险生涯的那种天然喜好，就会变得枯萎如此吗?在霍夫曼为他安排的山庄别墅里，他也才只享受了五六天的“公爵”生活，难道对安乐和舒适的渴望竟会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连一直维系自己信念和胆气的那点狂热，也从此冷却，一蹶不振了吗?确实，马尔逊确实是高明的，人，受不了强烈的对比…… 霍夫曼只负责对他的训练，他的真正统治者和指挥者，是马尔逊。如果单从外表上看，霍夫曼是个很富魅力的硬派男子，身材魁梧，面容冷酷，有一副典型的军人风度；而马尔逊却其貌不扬，干枯瘦小，头发稀疏，纵酒过度的鼻子又大得不成比例，活脱一个摆摊儿的小商人。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人，居然以间谍计谋的设计为擅长，在世界谍报战的舞台上驰骋了大半辈子，而且名气之大，已经使他成为d3情报局内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相形之下，霍夫曼不过一介武夫罢了。 他不喜欢霍夫曼，尽管他的无线电收发报、跟踪反跟踪、射击、游泳、登山、格斗等等技术，都是出自霍夫曼的门下，可他很难设想，一个间谍的献身热情在霍夫曼式的冷酷无情的统治下能够维持多久。霍夫曼曾经说过：“间谍事业的神圣就在于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限制和约束，杀人、诈骗、造谣、色情，都得干。”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读《圣经》那样安详平静。霍夫曼还说过，他特别信奉中国的一句名言：“无毒不丈夫!”霍夫曼的毒，甚至能使跟他同舟共济的人都要提心吊胆，生怕遭了他的暗算。 马尔逊的为人却完全不同，任何间谍都愿意跟着这样的头儿干。马尔逊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他最重视的不是情报，而是情报员本身的安全；在间谍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技巧运用上，马尔逊的见地也处处显示着霍夫曼所无法比拟的科学和老辣：霍夫曼要求情报员的活动一律遵守教程规范，而马尔逊却主张不必拘泥，甚至根本就不造成对情报员的过分训练，主张一任自然。“过去我们曾经在五角大楼内部很难得地安插了一个情报员，可是就因为这位英雄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使用反跟踪技术，结果引起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注意。假如他每天下班都老老实实地走路，大概永远不会被‘山姆大叔’抓住的。”马尔逊总喜欢把这个雄辩的例子挂在嘴上。在他这次潜入之前，马尔逊对他做了一次反审讯的考核，他的反应机敏，对答如流，使这位上司恼火异常，“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保安人员马上就能看出训练的痕迹，你不是普通人，而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他冲他发火儿，实际上的矛头却是指向霍夫曼。霍夫曼当然不甘示弱，“如果每个普通人都自然具备当间谍的条件，完全用不着训练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马尔逊也不客气，当着他的面就和霍夫曼争吵起来，“那么请问，什么是当间谍的条件?什么?”连徐邦呈当时也不明白马尔逊何以拿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来诘问霍夫曼。当然，霍夫曼的脸马上涨得通红，“间谍的条件，难道还用现在讨论吗?做一个间谍，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健康强壮的体魄，忘我的献身精神，敏捷机智的反应力和应变力，通晓多种语言和职业，还有……外表要平淡无奇。”霍夫曼想尽量说得全面些，而马尔逊却鄙夷地打断他，“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比你还要书生气，像这种纸上谈兵的条件我可以一口气举出三十条来!可现在是七十年代了，你这一套只有小说家才欣赏。在现实世界中，詹姆斯邦德0071是不存在的，任何类似的、无所不能的超人式间谍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职业谍报人员的眼睛里，间谍的最高技巧就是自然，间谍的最好条件就是能够接近情报目标，如果一个间谍不能接近情报目标的话，那就是把所有优秀素质集于一身，也毫无用处!” 他不能不叹服马尔逊的坦率和实际，可他又不明白了，难道自己不是最好的间谍吗?他这次潜入南州市，尽管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尽管他今后也并不会具备接近情报目标的条件，但他却成功地应用了马尔逊亲自为他设计的自我营救计划，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难道不是马尔逊的一份荣耀吗?不，马尔逊是器重他的，爱护他的，不然，何以会这么不惜工本地为他动这次手术呢?他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为他压惊洗尘的酒宴上，马尔逊是那么热烈地拥抱他，亲吻他，“你是d3的光荣!”马尔逊说这话的表情是真心实意的，“中国的先哲孟子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马尔逊的汉学水平的确很深，背诵这段文绉绉的古训竟可以不打一点折扣，而他这个中国人都还不能尽解其意，实在惭愧，但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话，显然是表露马尔逊对他的褒奖与赏识的，这不能不使他感激涕零了。如果没有马尔逊这个精神上的靠山，他简直不知道自己的荣誉心和胆气还能不能重新凝聚和振作起来。 “徐先生，不要紧张。”陌生人的声音又凑了下来。紧接着，冰凉的酒精棉花触到了他的脸，柔和地移动着，他打了个哆嗦，不，不要怕，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那惊心动魄的一页的的确确已经翻过去了，下一页……下一页又该是什么? “这是你的护照，这是你的履历，亲爱的徐，在手术之前的这些天，你得把自己的历史先熟悉一下，要背熟……” 颧骨一阵刺痛，给他打针了，是麻药。整个脸慢慢地膨胀起来，而意识倒一点点迟钝下去。啊，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马尔逊，你在哪儿?不要抛开我，千万不要抛开我! “你放心去吧，亲爱的徐，我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 ………… 便衣警察 二十一 头一天活儿干下来，周志明就有点儿顶不住了。精神上的过度紧张和体力上的超量支出使他在回到监舍以后头重脚轻，几乎连铺都爬不上去了。 这里从早上七点半钟开始干活。第一天是一个姓丁的队长带队出工，队伍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灰亮的三角枪刺上系着耀眼的小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犯人们一到窑上，队长往办公室里一坐，解放军战士远远地拉开警戒线，工地上就是那个外表阴沉的老犯人田保善说了算。他给周志明派推小车给制砖机送土的活儿。周志明从来没推过这种独轮车，他望望搭在取坯土挖成的大坑上那狭长的木板车道，心里直发怵，嗫嚅了一下，对田保善说：“我，不会推这车，是不是先……” 田保善没等他说完，一扭脸走了，像全没听见一样。郑三炮拿棒槌腿踹踹那辆小车，在他耳边揶揄道：“你当这是义务劳动呐?这是强迫改造!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会学着点。” 他没说话，硬着头皮去推那小车，和他搭组装土的是杜卫东，这小子一声不响地一通猛装，把小车的斗里装得满满的，拍得实实的，临了还冒尖加了两锹土，然后把下巴颏往锹把子上一拄，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流氓!”他在心里骂了一句，鼓起全身的力气，两条长长的胳膊把住小车的铁把，一挺腹提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只走了四五步，控制不住，车身一歪，从窄窄的木板道上翻了下去。险些连他也一起翻下去。 犯人们都冷眼看着，没有人哗笑，也没有人过来帮忙。他跳下木板，把小推车扶上来。杜卫东二话没说，又给他装了个冒尖满，他使出全副力气来把握车子的平衡，走了七八步，重心一偏，仍旧翻了下去，这样一连翻了三车，杜卫东说话了。 “装什么孙子，成心的是不是?” 他压住火儿，“你装的土比别人多一倍，要不你推试试看。” 郑三炮一脸蛮横地凑过来：“喝，还当着你小子是便衣呢!头一天就窜秧子。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你拔份的地方，叫你干你就得干，臭他妈便衣。” 他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寻衅找碴子，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把车子咣地一扔，“我找队长去。” 丁队长来了，皱着眉头，先朝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的田保善问：“你们是不是给他装得太多了?” “不多。”田保善肯定地回答，“刚才我看见了，装得不多。” 丁队长把目光向其他犯人扫去，郑三炮恶人先告状： “他是故意耍奸捣蛋。” 另外几个犯人也都众口一调，随声附和，丁队长把周志明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说：“我可警告你周志明，你的态度要放老实些，这儿可不是让你摆架子养大爷的地方，劳动改造嘛，不吃苦还能改造好!” 周志明气急败坏，“你相信他们，他们串通……” “好，真要是他们串通了整你，你再找我来。”丁队长又转脸对田保善说：“他新来的，给他车里装少一点儿。我可提醒你，对新犯人不能再来你那一套。” “行啦，您放心。”田保善点头哈腰，然后挥挥手，“大家散开干活儿吧，抓紧时间。”他吆喝着。 周志明没办法，又回到小车旁边，虽然他是败诉而归，但杜卫东毕竟也收敛了些，第四车装得不是那么满了。 昨天下了透雨，今天换了毒花花的太阳，才六月天气，却燥热得出奇，还不到中午他就已经出了几身透汗，仿佛全身的水份都出空了似的。小车的铁扶把晒得灼手，一身黑布服也被烤得极烫极硬，可他又不敢脱下来，那样身上保险会一下子晒脱了皮。中午饭是在工地上吃，他好像头一次尝到饿急了的滋味，还没容其他老犯人来抢，他的两个窝头就已经狼吞虎咽地下了肚。菜汤是萝卜和茄子煮在一起的，说不清是股子什么怪味，他尽量不让它在嘴里多停留，囫囵吞下去，整整一下午就不停地打着这种菜汤味的臭呃。晚饭是回监区吃，吃的是高粱米，这是种杂交高粱，嚼在嘴里又麻又涩，非得伸脖打噎不能咽下去。刚刚放下碗筷，郑三炮过来，乜斜着眼睛说：“嘿!田头有令，今儿你倒泔水。” 他筋酸肉麻地从铺上爬起来，尽量把口气放得友好，问道：“到哪儿倒啊?” 卞平甲放下碗筷，凑过来：“我跟你去一趟，我告诉你。” 卞平甲带着他到伙房推了泔水桶车，又陪他挨班去收泔水，然后再推到伙房后面的猪圈去倒。卞平甲在前面推着车，他跟在后面走，望着卞平甲窄削的肩背，他直想大哭几声，把一腔感激之情有力地表达一下，“好人啊，真碰上好人啦!”他心里喊着。 在午饭后休息的时候，卞平甲凑过来同他闲聊，他这才知道了卞平甲的案由。他原来是南州市第二医院的一个化验员，因会涂两笔仿宋，六七年在一次给单位写标语的时候，笔下一糊涂，竟把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判刑七年。在刑期临满的前两个月，正赶上普及样板戏电影周，在看了《红灯记》回来讨论的时候，他说他最爱听“狱警传，似狼嗥”那段唱，还说李铁梅要是活到文化革命怕也要打成叛徒，奶奶和父亲都死在狱中，她一个人让敌人放出来，几十年后在毫无旁证的情况下如何说得清呢?这两段话被其他犯人汇报了，最后以“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影射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加刑四年，所以一直在监狱里呆到现在。 他们来到猪圈，把泔水桶从车上抬下来，卞平甲见他很吃力的样子，叹了口气说：“这一天，真够你受的，明天还行吗?” 周志明脸上露出一点儿笑容，说：“凑合吧。” “这是给新犯人的下马威，杜卫东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整服的，新犯人，都得当几天孙子辈儿的。” 周志明默默把泔水桶往猪圈里倒，倒完，他问：“田保善算干嘛的，好像老犯人也怕他。” “他呀，是厂里的杂务。” “杂务?” “就跟班长组长差不多，管教干部不在的时候，他负责。” “那干嘛不叫班长组长，要叫杂务呢?” “犯人中间是不能分三六九等，不准封官挂长的，所以就叫杂务。就跟前些年外面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叫这个长那个长，而叫‘勤务员’一样。”卞平甲停了一下又说：“他解放前是郑庄煤矿的大把头，坐了二十多年监狱，老狱油子了，你别惹他，郑三炮、林士杰都是他手下的。” “郑三炮犯什么罪?” “他叫郑三波，郑三炮是外号，抢劫犯，混小子一个。” “林士杰呢?” “杆儿犯。啊，就是流氓qiang奸。”卞平甲说完，特又补充了一句：“你提防他一点，这小子不正经。” “田保善那么狂，队长们知道不知道?” “队长?两眼黑，知道个屁!这儿的干部不怎么样，从教导员那儿就没水平，连话都不会讲。我在三分场渔业队那会儿，他还是全场革命组织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哪。有一次到三分场来给犯人讲话，讲什么来着，我想……反正稿子是别人给他写的，咳呀，他念都念不好，那个笑话大了。” 他们推着倒空的泔水桶从猪圈往食堂走，西面天际，晚霞把云霭烧得一片通红，金灿灿的十分耀眼。监房年久变黑的房顶被火烧云映上了一层绚艳的色彩，一眼望去，倒也有几分动人。周志明站下来，向房顶上跳动着的光晕望着，卞平甲却还在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连人家那稿子上有个括弧，里面写着‘少举几个例子’，他都楞给念出来了，‘括弧，少举几个例子，括弧完。’当时下面全笑了，把他笑火了，问我们笑什么，大家都不敢吭声，那时候田保善我们都是三分场的，唯独他站起来了，他说大家是因为听见有人放了个屁才笑的。田保善老狱油子明明是骂他哪，他不但没听出来，还训斥说：‘放屁有什么好笑的!” “田保善既然这么耍他，怎么还叫他当杂务?” “咳，田保善什么人物啊，见风转舵快着哪，于教导员一当上砖厂的头儿，他立刻就糊上去了，舔屁股溜沟子这份儿拍，别提多露骨了。教导员只要一到工地，自行车往办公室门口一支，他准过去给擦得锃亮，结果还真给提了个杂务。” “于教导员怎么不提防他一点儿呢?” “也就是于教导员吧，要是在三分场，他这一套谁吃呀，三分场文化革命前是劳改系统的红旗单位，虽说现在不那么香了，可实际上就是比这儿强。丁队长就是从三分场调来的，在砖厂就吃不开，连犯人都看得出来。” 卞平甲这一席话，使周志明在后来几天里心情格外沉重，他越来越明白地看到，在这个砖厂里，干部队伍涣散，牢头狱霸横行，管教力量薄弱，改造质量……当然更谈不上了。十五年!他将要在这里度过十五个寒暑年头，前途茫茫，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懊悔一天甚于一天地折磨着他。那么急切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那么天真地想不辱没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和责任，结果怎么样呢?连党员的称号也被剥夺了，而自己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强者，说不定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软弱和猥琐，他得服从田保善之流的支配，连杜卫东，一个扒鸡摸狗的偷儿，也敢公然从他碗里抢饭吃，他还得赔笑脸，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来。十五年!在这群历史的和社会的沉淀物的包围中，他也许会被这帮人淹了，溶解了! 每天，他仍然很留意早上喇叭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新闻，农业战线一片大好，工交战线一片大好，教育战线一片大好，可在这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形势下，这个办了二十多年的大农场，为什么连一点荤腥都闻不着?为什么连段科长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硬汉，在一次偶尔听到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中周总理为老百姓的苦日子难过这话时也要掉眼泪?为什么性情耿直的江伯伯，谨慎持重的施伯伯，待人如兄长的安成，本来自己就是弱者还要同情弱者的萌萌，还有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们，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们，都要到十一广场，天安门前，去泼着命地闹事呢?难道那么多人都错了，都疯了吗?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替自己的国家着急，替自己的党着急吗!他曝毁胶卷为什么?从根儿上说，难道不是为公安事业本身吗! 可是，国家，党，现在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看不见老百姓的心呢?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在这儿和田保善他们挤在一通炕上?他想不通!他肯定是冤枉的，可跟谁说去，谁承认! 一次在窑上休息的时候，他和卞平甲去推开水，路边没人，他忍不住问： “老卞，你说，外边那么乱，里边又这么糟糕，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卞平甲没听明白似的。 “你说咱们国家，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咳!”卞平甲笑起来了，“你这都是操的什么心哪!” “老卞，”他犹豫了一下，“你过去是党员吗?” “我?哪儿够啊。” “我，我在外面是入了党的，你知道，我们搞公安的人就爱认真，我实在不愿意我们国家老是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我，你要是在外面就知道了，有多少人上了十一广场，还有北京的天安门!” “哎哎，咱别说这个了，咱别说这个了。”卞平甲胆战心惊地前后看看，“你呀，将来非得跟我一样不可，吃亏就吃亏在这张嘴上。你不是党员了，不是公安干部了，你是犯人，犯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弄不好罪上加罪。” 他生气地叫了一声：“我没罪!” “得得，说这没意思，没意思，这不是找不自在吗?”卞平甲实在不愿意再谈下去了。 他也不再说了。也许因为卞平甲关的时候太久了，对外间的民情已经十分隔膜，所以才没有他这种强烈的苦闷?可卞平甲是因为写错了个字而蹲牢的，岂不是比他更委屈吗?大概正像卞平甲第一次见他时说的那样，他是从小就没有受过委屈，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委屈感的。其实卞平甲并不深知他的身世，公允地说，他也是经历过一些委屈的，至少当过几年“可教子女”吧，而且父亲因那个坏保姆推脱责任，也错打过他，还关了他一整天呢，可父亲是爱他的，非常非常爱他的。想到这儿他心里突然轰一声亮起来了!是的是的，党是爱他的，公安队伍也是爱他的，但是，就像父亲也有受骗错打他的时候一样，党，有时也会被坏人蒙骗而一时委屈她的儿女们，而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党员，仍然是一个公安战士，不会永远被抛弃的。 他知道，这也许纯粹是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欺骗，但是这么想着，心里便能好受一点，有时连脸上都能情不自禁地绽出一丝笑来。 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把他的精力全部榨去，使他无暇去做更深的思考。杜卫东每天还是那么冷冷的、有意的在加大他体力的消耗。他心里的火儿已经越积越旺，不过他明白，杜卫东并不是他的直接对头，他不过是一杆枪，使枪的是那个田保善，至于这个封建把头干嘛要这样和他过不去就不得而知了。他私下里琢磨，也许是他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俯就他；也许是他身上那点儿不和其他犯人同气合群的孤傲劲儿刺激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折磨新犯人的虐待狂的习性。连着一个星期，他咬着牙干活，田保善越整他，他反倒越发狠地不愿屈服，不愿逆来顺受。他的手掌心被小车的铁把磨得血肉模糊，有时累得几乎一松劲儿就能昏过去，但他仍然支撑着，支撑着，连他自己都惊奇，在他缺乏锻炼的筋骨里，何以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韧性和耐力来! 人很快就瘦下来，瘦得脱了相，筋骨历历可数，手抚在上面，只能觉到隔着一层薄薄的皮。伙食又差得要命，菜里没有一点油水。这也难怪，这几年连南州市都见不到什么菜，更不要说这个主产粮食的劳改场了。他最恨的是每一次到开饭的时候，田保善便以杂务的身份支派他出去干这干那，等回来，饭盆里常常只剩下一个窝头或者半碗高粱米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郑三炮和杜卫东故意从两边挤他，翻个身都别扭，也亏了田保善安排这个铺位的苦心。饥困交加之下，他常常虚得两眼发蓝，差不多每一车土都要经过拼命挣扎才能推上通向制砖机的小坡。因为饿，吃饭吃得太急太猛，他的胃又开始捣乱，腹内常似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地搅动，疼痛越来越多地耗去了他要用来干活的体力。 这一天上工，他照常歪歪扭扭地走到那辆小车前，田保善，突然拦住了他。 “从今天起，你装土吧，杜卫东推车。” 他警惕地看了一下那张阴险的老脸，放下了车子。 林士杰笑微微地把那张大疤脸挨近了他，嘴巴里一股子口臭味儿直窜他的鼻子： “喂，小家伙，轮你报仇了。嘻——” 杜卫东一脸丧气，蔫蔫地把车子推到周志明面前，等他装土。 他装了一平车，便直起了身子不装了。从感情上讲，他倒是真想报复杜卫东一下子，出出前几日的恶气。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想到自己到底是个共产党员、公安干部，不能随了他们的样子行事，连点正气也不要了。 杜卫东却完全是一副挨打的面孔，戒心十足地望望这一车平平松松的土，凝聚着警惕说：“装不装啦?不装我可推了啊!” “推吧。”他态度随便地说。 杜卫东迟疑着把交叉抱在胸前的手放下来，走到小车跟前，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一提把推走了。 郑三炮在一边直嘬牙花子，“嘿!你小子怎么那么蠢呐，他前几天怎么给你装的?还不趁机会整整兔崽子，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他不搭腔，杜卫东把空车推回来，他还是那么平平松松地装了一车。 田保善提着把铁锹，阴阴地踱过来，说：“这车装得太少了吧?” 他一翻眼皮，答道：“别人不都是装这么多吗?再多装，他顶得下一天的活儿吗?不信你来试试，我给你装。” 田保善给噎得僵在那儿，也没法发作，只好咧咧嘴说：“行，行，你还够仁义的。” 郑三炮用铁锹在土块上打着拍子，哼哼呀呀地念道：“面无四两肉，此人必难斗……”周志明知道是在骂自己，装做没听见。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他悄悄去问卞平甲，“田保善今天怎么黑上杜卫东了?”卞平甲看看近处没人，轻声说：“昨天杜卫东倒泔水，偷着捞泔水桶里的剩菜吃，挨了田保善一顿狗屁呲，不服气，顶了两句。” “吃剩菜有什么，好多人都吃，我看见林士杰倒泔水的时候也吃过。” “大概还因为一本《水浒传》的事，杜卫东前两天在图书馆借来看的，田保善要先看，他没给是怎么的，咳，别管他们，狗咬狗。” 收工的队伍照例要比出工走得快，有人往天上看了一眼，头顶上压着一大块黑而厚的阴云，朦胧发亮的落日余晖沿着它那一直铺向天边的参差不齐的边缘倾泻下来，宛如给大地罩上一层薄纱。队伍里传来三两句小声的猜测，“听，有雷呢，雨不小。”“下也下不长，明儿准晴，照样出工。”更多的人往天上观察了一阵，又低下头去走自己的路，下不长的雨比不下还要讨厌! 刚刚跨进监区大院的门，犯人们突然霍地抬起头来，鼻子一齐拼命地抽动着，周志明也闻出来了，空气中飘溢着一股令人垂涎的大米饭的香味儿!他自从被捕以后，还从来没沾过一粒大米，这久违的香气对他那辘辘饥肠的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的。 值日的犯人端饭去了，其他人都捧着自己的饭碗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屋子里没有了往日那种污秽的插科打诨的笑骂，寂静中能听见远远的地方滚动着沉闷的雷声，活像是预示着一场大战的将临。 偏偏这个时候，田保善说院子里有一堆垃圾得马上清，把杜卫东硬给支派出去。杜卫东刚走，饭就端回来了，熬豆角的菜盆里还夹杂着几块猪腔骨。犯人们嗡地一声扑过去，眨眼间挤成一个人疙瘩，碗、匙、手一齐伸向饭菜盆子。 卞平甲一边往里挤，一边挥手招呼周志明，“来呀来呀，要不你就吃不上!” 周志明下意识地往前挪动了两步，又站住了，他简直见不得这种场面，一阵酸呕从胃里急泛上来，把食欲破坏殆尽，心里头仿佛有一道深沟在拦阻他，沟的那面是一群野兽在争食，不能往前走了，再走，你就也成了野兽，站在这儿，你就是人!此刻，他觉得以前自己并未格外注意到的人的那种最基本的尊严竟是这么难能可贵。他一只手叉在腰上，冷眼望着那一堆人团儿，恨恨地想：“吃不上就吃不上，不吃了!” 不过最后他还是吃上了，虽然半饱，但总算尝到了大米饭的甜腻。他发现，田保善、林士杰这些老犯人的确是有经验，头一碗都不盛满，只盛个七八成，然后守在饭盆边上闷声不响地大口吞咽，趁盆里还有剩的，用惊人的速度吃下去，再盛第二碗，这第二碗就像杜卫东给他装的那一车土似的，盛得满满的，用力压瓷实，然后端着菜，找个舒坦地方一坐，再细嚼慢咽地品味儿去。 周志明闷闷地站在屋门口，向南墙下的队长办公室望了一眼，一个念头突然在心里冲动了一下，“干嘛不找队长谈一下?在我们的监狱里，歪风邪气这么盛行，这是合法的吗?” 他几乎没有犹豫，便大步向队长办公室走去，心里坦荡荡的。田保善他们能怎么着，大不了是再叫他推车，前一个星期他不是也照样挺过来了吗!走到值班队长的屋门前，他鼓鼓气儿喊了一声： “报告!” “进来。” 他走进屋子，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队长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什么事?” “报告队长，我有点儿想法，想谈一谈。” 他充满希望的目光所接触到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我马上要交班儿了，呆会儿你跟丁队长谈吧。”那个队长说了一句便又埋头去洗自己的衣服。 他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呆愣着没动窝。 “你出去吧。”队长又抬起头，不耐烦地看着他。 从队长值班室出来，往回走了几步，他突然看见教导员于中才独自从监区外面踱进院来，犹豫了一下，他迎了上去。 “有事吗?”于中才嘴里嚼着什么，颏下的肥肉一转一转地晃动着，纤细的嗓门变得混沌起来。 “教导员，我想同你谈谈。” “你说吧，什么事?” 黑云越压越低，雷声越滚越近，他迟疑了一下，觉得站在院子当中说话很不方便，但看看于中才那张等待的面容，只好说出来。 “教导员，我觉得这儿的犯人中，歪风邪气很盛，有人成了牢头狱霸，蒙骗干部，欺压犯人……” “谁呀?”于中才是一副漠然的表情。 “田保善就是，这几天我算把他看透了。” “你不简单呐，才这么几天就能把一个人看透吗?” 他还没来得及悟出于中才话中的滋味儿，不知怎么那么巧，田保善远远地向他们跑过来。 “报告教导员，”田保善像个演员似的，声音捏得异常温驯，“报告教导员，杜卫东要闹监。” “想干什么?”于中才问。 “谁知道，可能是嫌今儿晚上的大米饭没吃饱，又吵又骂的。” “少吃一点儿就要闹，像什么话!”于中才的脸沉下来，“你们帮助帮助他，再闹，就找值班队长。” “是是，”田保善诺诺连声，临走，还斜愣愣地盯了周志明一眼。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于中才又对他问。 “教导员，我想能不能以后找机会跟你详细汇报一下，像刚才大米饭的问题，实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田保善他们……” “周志明，我告诉你，田保善坐了快三十年监狱了，改造得是有成绩的，你才来几天?，自己的罪恶又比较大，改造任务还是很重的，我劝你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的改恶从善上，这才是你到这儿来的主要任务，至于别人怎么样，自有政府管教，不是你操心的事，!” 这时候，常松铭跑过来，说是场部有人来了，于中才同他一起往监区外面走了。周志明木头似的愣了一阵，心里像被刺了一刀那么难受，虽然穿这身黑皮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可于中才的这番话仍然狠狠地挫伤了他的自尊，让他觉得有口气梗在喉间怎么也咽不下去。 下雨了，雨点疏而大，干燥的土地上顷刻间印满了鸡蛋大的雨斑。他心绪败坏地走到监房门口，屋子里乱吵吵的似乎有些异样，突然，一记惊天动地的响雷在头顶上炸开，几乎同时，一声惨叫从半开的屋门里爆发出来，又被什么东西闷住了，他吃惊地推开了屋门。 靠西墙的床板上，被褥狼藉不堪，像是刚刚经过一场搏斗。杜卫东被脸朝下按在床上，嘴里塞着一团枕巾，郑三炮和林士杰正用背包绳捆他，他们把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拼命往上吊，几乎够到了后脖子，然后把绳子齐胸横绕两圈，两人各拽一条绳头，用脚蹬着他的身子，像捆背包似的用力一杀，杜卫东猛地弓起屁股，又扑地趴下去，嘴里唔唔地一阵挣扎。田保善像个鬼判官似的，高高地在被垛上正襟危坐。嘴里骂着：“不捆你小子，你还要翻天呢!你服不服?” 郑三炮扯开杜卫东的口衔，一声嘶破的惨嚎从他嘴里迸放出来。 “服!服!田头，饶了我吧，哎呀!田头，田大爷……” 田保善板着脸，“什么田头田大爷的，混叫什么，咱们都一样，都是犯人，你小子破坏监规，大伙不整整你?你说你该不该整!” “该该!放了我吧。”话没说完，嘴巴又被塞住了。 周志明眼睛冒火，全身都滚烫起来，胸中所有积恨一下子喷发了，嘴唇上像炸了一颗雷! “放开他!你们都住手!”他穿着鞋就跳上床，宽宽的肩膀猛一横，搡开两个打手，伸手去解杜卫东身上的绳子。 郑三炮冷不防被他一搡，一屁股坐在墙角里，恼羞成怒地跳起来，正想大打出手，被田保善叫住了。 “算了算了，”他的目光阴阴地在周志明充血变红的脸上停了片刻，又看看脚下的杜卫东，说：“教育教育他也就行了，我看他闹不起来了，解开就解开吧。” 杜卫东嘴里的枕巾被拿了出来，从喉咙眼儿里透出一阵颤动的哭泣。绳子解开了，可双臂仍旧僵僵地向后背着，麻木得动不了。手腕子上被绳子勒出的血红的沟印深得近骨。周志明俯下身想要扶他起来，刚一触及他的胳膊，他就哎地一声怪叫，声音惨得吓人。 杜卫东呻吟哀叫了一夜，第二天，两条胳膊仍旧动弹不了，皮下的淤血片片可见。早上起床的哨声响过好一阵，他才挣扎着爬起来，用身体蹭着墙往起提裤子，周志明过去帮他穿好衣服，又扶他上厕所，帮他脱裤子，系裤子，他的手连饭碗也端不住，周志明又喂他吃饭，其他犯人冷眼旁观，谁也不说话。吃过饭，周志明扯过毛巾给他擦嘴，他突然晃着脑袋呜呜地哭起来。 “痛得厉害?”周志明问。 “呜——，不，我不是人，不是人!”杜卫东晃着脑袋，声噎气断地哭着。 上工之前，丁队长被周志明找来，看了看杜卫东的胳膊，板着脸把田保善狠训了一顿，走了。没一会儿又领着于中才回来，于中才又把杜卫东的两条伤臂上下审视一番，目光凶狠地在每个犯人脸上环视了一圈，没说什么，只是叫厂里的三轮小“东风”把杜卫东送到总场医院去了。 捆伤了人，田保善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照样神气活现地在工地上发号施令，故意做出满不当回事的样子。周志明果然又重操旧业，推起了小车。不过这次和他搭组的犯人没敢给他车上过量装载，装多一点儿他也不客气地拿铁锹给铲下去。跟这帮人不能太老实，不能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架式来，该犯混也得犯混!他让自己像块烧红的铁疙瘩一样灼然不可侵犯! 晚上，在厕所里，他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卞平甲说：“老卞，我要写材料告他们!” “告谁?” “告田保善。” “我看你消停着吧，他们饱狗饿狗乱咬一通，你犯不着掺和进去。” “这难道是我们共产党的监狱吗!简直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小天下了，这是犯法，我非告不可!” “哼，告他也白搭，田保善当杂务是于教导员‘钦准’的，他还能自己扇自己嘴巴?” “我可以越级告，往总场告，往劳改局告，犯人是有这个权利的。我们联名告怎么样，我负责写。” 他用鼓励和期待的目光望着卞平甲，卞平甲的头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总场也不行，你告到哪儿也不行，到时候还不是把你的状纸转回来请原单位解决。去年来了位新场长在这儿搞整顿试点的时候，就想抓个犯人打犯人的典型，结果怎么着，典型没抓成，连那个整顿试点都给批流产了。要我说，咱们一个犯人，身外之事少管，慢慢熬自己的刑期，熬到头走人。” 卞平甲不肯和他联名，他没有生气，甚至觉得这事儿本来就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要别人勉为其难。卞平甲的规劝，他自然也听不进去，既然不屈服这个环境，不屈服这些个混蛋们，不使自己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就不能仅仅像卞平甲那样洁身自好。他横了一条心非告不可，发下的一元五角零用钱全买了信纸和手电。夜里，犯人们呼噜呼噜地睡着了，他在闷热的被子里，在手电筒的微照之下，写起来，汗，把被子都湿了…… 他坚信，四两正理能压千斤邪! 便衣警察 二十二 施万云家的小屋里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听见笑声了，日子垂头丧气地过着，嚼不出一点儿快乐来。一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一类广播时，一家人便相顾无言。最近几天，在沉沉不起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些不安。 最让宋凡不放心的是大女儿季虹。941厂作为全市的重点单位已开始了大清查，像季虹这类老走资派的子女即便什么事也没有，也是当然的涉嫌对象，何况她在广场事件中又是那么活跃呢。前些日子，安成被停职办了学习班，谁能保险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牵连别人呢?这几天，季虹每晚下班回到家，宋凡便先是紧张地观察着女儿的神态，继而又忐忑地询问着她在厂里一天的吉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丈夫都被揪斗隔离的那阵子，似乎也不像现在这般惶惶不可终日，那会儿是群众运动，大轰大嗡，反正一切都是乱的，而现在却截然不同了，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性，十一广场上的闹事当然也得以此类推。季虹若是真给查住，那就是“正式”的反革命了，不但她一辈子翻不过身来，做父母的也难躲一顶“背后操纵教唆”的帽子，真要那样，全家怕要永无宁日了。 昨天，季虹下班回来，总算带回一个叫人宽一口气的消息，安成从“走读”学习班“毕业”了，虽然尚未正式宣布恢复工作，但显然已经度过了审查关。下班的时候，季虹在工厂门口碰见了他，他用难以察觉的动作颔首同她打了个招呼，似乎是暗示一切平安，她则把自己的心领神会连同潜意的感激全都安置在一个隐约的微笑里了。 “安成这人很成熟，他当然不会乱说的。”宋凡捧着一只热水袋议论着，看了女儿一眼，又问：“卢援朝一直没出什么事吧?” “他?哼，书呆子，一贯不关心政治，谁会怀疑他，再说，他只是去广场看了看，又没抄诗又没贴诗，他有什么事。”季虹说。 “唉——，”宋凡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好多天没来了，大概也是害怕了。不过，这一段彼此还是少来往的好。看江一明，就比较懂事，这些日子一直大门不出，避嫌嘛，省得人家背后说三道四，疑神疑鬼。倒不是我们有什么事不可示人，就是犯不着让某些人捕风捉影地乱说。” “哼!”施季虹愤愤地哼出一口气，“又跟前几年文化大革命似的，搞得人人自危。批邓，转弯子，说人家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谁服呀!反正现在人们也皮了，叫批就批，哄事儿呗!” 宋凡一听到女儿这种大大咧咧的腔调就有点儿发急，“小虹，你这张嘴呀，没深没浅的，以后非出事不可，人家准会以为这些都是你爸爸的观点。” 施季虹瞥一眼低头默坐的父亲，不吱声了。 这些日子，施万云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心境十分抑郁，脾气也格外不好，整天不是垂着头便是板着脸。当着孩子们的面，他对十一广场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被镇压，没有表示出半点不满情绪，甚至还言不由衷地批评过季虹的牢骚怒骂。 “你太偏激了。”他对女儿说，“要是都像咱们那样真心悼念总理，当然是好事，可在天安门广场上又烧又打，性质就变了嘛，咱们十一广场上不是也有人乱来，要冲这儿冲那儿的么?坏人还是有的……” 干嘛要这么说呢?是为了怕季虹在外面胡说出什么出格的话，给她的激愤泼一点儿冷水呢，还是为了宽慰自己那颗被惶惑和疑虑弄得快要破碎的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常常陷入很深的孤独感中，觉得自己像个远离母亲、孤立无援的孩子，迷途的恐惧使他战栗得痛苦万分。 “党啊，毛主席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老了，跟不上了吗……” 宋凡这些天也常失眠，使她辗转反侧的倒并不是如同丈夫那样痛苦焦虑的思考。她只是觉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政治生活的大波大折，自己的神经已经越来越虚弱，再不想折腾，也再担不起惊吓了。她已经想好了，反正她所在的那个出版社是个撤销单位，人员还都闲着等分配，大概再等几年也不会有人来管，那时候她也就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地享天伦、度晚年，这对任何人都算不得是一种奢想。可眼下似乎又是一个不祥的关口，真是多灾多难。现在就只能巴望着虹虹不出意外了，她常常自我宽解地往好处想，“这股清查风也许就快平息了吧。” 但是，萌萌，她一向没有去操心的小女儿，却突然提出一件事情来，把她，也把全家都震惊了。 这一天吃罢晚饭，萌萌把桌子收拾干净，洗罢了碗筷，站在她面前，扭捏了一下才说：“妈，给我点儿钱行吗?” 她觉得诧异：“你身上不是还有钱吗?” “我，想多要点儿。”小女儿吞吞吐吐的口气使她警惕起来。 “你想买什么?” 萌萌的话自然也引起了父亲和姐姐的疑惑，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她。 “我要去看志明。”萌萌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果决起来。 “看谁?”宋凡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疯话!你到哪儿去看他。”“我打听了，他现在在自新河农场呢，我要去看他。”萌萌的坚决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你胡来!”宋凡叫起来，她觉得萌萌的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 施万云这一刻也觉得女儿的决定完全是荒唐的，禁不住插嘴说：“自新河，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是劳改农场，是监狱。再说离南州几百里远，偏僻极了，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嘛。” 施肖萌自从那次参加了全市公审大会以后，这个强烈的愿望就占满了她的心。她悄悄四处打听周志明的下落，去西夹道问过邻居，去派出所问过民警，连公安局的接待室她也去过了，结果一无所获。直到昨天她不得不又使用了那个严君不让她打的电话，才算知道了他的确切行止。家里的反对是早在意料之中的，所以她的脸上毫无退缩的意思。 “我主意定了，非去。爸爸，妈妈，你们给我一点儿钱就行，只要二十块。” “不行!”宋凡咬死了口，“你凭什么去看他，你算他什么人?我身体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还要气死我吗!” 施肖萌的眼泪夺眶而出：“妈，他和我什么关系，你问我?那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他的，你，你，现在人家一倒霉，你就这么绝情!” 施季虹觉得妹妹实在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脑子里还存着这么多浪漫得近乎荒诞的梦想，本来想讥讽几句，现在见她真的动了感情，便改用一种委婉的口气劝导说：“萌萌，这不是绝情不绝情的事，周志明究竟犯了什么罪，你完全了解吗?我知道，我知道，包庇广场事件的反革命，那不过是明面上的罪名，其实详细内幕你也不了解，你忘了上次在咱们家他对广场事件的态度了吗?我估计一定是他干了别的坏事了，要不干嘛一判判了十五年?且不说你们原来就没确定关系，就是定了，为这么个全不托底的坏人，值得去殉情吗?” “好，好，别说了!”施肖萌抹了把泪水，“我不求你们!” 施万云皱着眉头，勉强劝说：“萌萌!你冷静一点儿，这不是几个钱的事，是政治问题嘛。你爸爸，你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允许你和一个反革命保持关系。你想为了那点儿卿卿我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施肖萌痛哭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撕开了，父亲、母亲、姐姐……在这一瞬间，亲人们的脸都变得那么疏远陌生、那么冰冷可怖，她抬起泪痕道道的面孔，盯住了父亲。 “爸爸，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了解他吗?你不是说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吗?他现在是反革命，可你，你难道没当过反革命吗?他怎么没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嫌弃……我们?” 女儿的目光像是哀求，却又那么固执；满含着可怜的泪花，却又包蕴着一丝怨恨；声音抽噎断续，却如重锤砰砰地叩击着施万云的心，那常在不眠之夜袭来的惶惑又笼罩在他心头。他垂下眼皮，避开女儿针刺一般的直视，好半天，才用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 “好，你大了，你的终身，自己做主吧。” 但是宋凡依然毫不让步，一连三天，天天盯着小女儿，连上街买菜都陪她一道去。肖萌虽然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但也再没重提去探监的念头，宋凡也稍稍松了口气，她想那天晚上孩子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心气平静下来也就完了。到了第四天，她的腰疼病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发作，焐着热水袋在床上，只好让肖萌一个人出来买菜。 肖萌随便买了点儿黄瓜、西红柿，便从神农街把口的菜市场出来，她并没有马上拐进自家的胡同。站在路边踌躇少顷，过了街，乘上了一辆从南往北开的公共汽车，坐了三站路，在校场口下来，往东走了几十步，进了那家全市最大的信托商店。 在收购部的柜台前，她摘下腕子上的手表朝里递过去。 “委托呀?”一个年逾半百的老营业员看了看那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说：“这表可卖不了多少钱。” “您看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吧，我急等用钱。” “这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发票吗?”老营业员从花边眼镜后面透过怀疑的目光。 这块半旧的“上海”表原来是姐姐的，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更新了块“梅花”，这只“上海”便传到她的手上。至于表是何时所买，发票是否还在，她都说不出。 老营业员想了想，招招手对她说：“来，你跟我到里边来，商量商量值多少价。” 她跟着他走进柜台后面的一间屋子，老营业员并没有跟她谈什么价钱，而是向一个中年人耳语几句，便扭身出去了。 中年人走过来，手里掂着那块表，表情严肃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没工作。”她说。 “你住什么地方?” “你们收不收?不收就拿来，又不是查户口，问住哪儿干什么?” “这表是你的吗?”中年人不再绕圈子，直言不讳地问了一句，见她瞪大了委屈的眼睛，解释说：“我们这儿有规定，委托表呀什么的，得凭买表的发票，没有发票就得开具单位证明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可你什么都没有……” 这是她头一次典当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明规矩，愣愣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几个人从屋外大声争辩着走进来，其中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女同志突然跟她打起招呼来。 “咦，施肖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肖萌也认出她来，大喜过望地叫道，“严君!” 严君的一身警察制服爽挺可体，显出一副英武俊丽的体态。她略带惊奇地问肖萌道： “你是来卖东西的?” 中年人把表递给严君，说：“她想卖这块表，可什么证明也没有。” 严君拿过表看了看，随口问：“怎么了，卖它干嘛?” 肖萌垂下头，对于严君，她从内心里是信赖的、感激的，甚至觉得严君是她现在唯一可以与之倾吐的人，只是眼下人杂，无法启口。 严君审视的目光在肖萌脸上转了转，挽起她的胳膊，轻声说：“走，咱们出去说。” 严君对这里像是很熟，领着肖萌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穿过一个不大的院井，在通向信托店后门的一条阒静的夹道里站住了。 “出了什么事吗?”严君的脸上并无多少表情。 “我要去看他，家里不同意。” 不用解释，严君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了，她断然地摇了一下头：“不，你别去，别干傻事。” 严君的果断看上去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肖萌想笑一笑冲淡一下这种严肃的气氛，嘴角咧了咧，眼泪却先涌上来，她连忙把脸别向一边。 “我打定主意了，我要去。现在他是弱者，需要温暖，需要同情。” “可你不想想，你又不是他的家属，你去了人家会让你见吗?就是家属去，也得先和劳改部门联系好了再去呀。再说，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烦恼，带来痛苦的。” 肖萌摇着头，不让她说下去，“不不，他需要我，我知道他现在需要我去看他，需要同情、需要安慰，他太倒霉了，太惨了!” 前面房子里，有人在高喊严君的名字，严君把手表塞在肖萌手里，说：“你别想得那么容易了，自新河农场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在建国公园门口见面，正门。我详细跟你讲，表，千万别卖了。好，晚上七点半。”说完，她匆匆扭身朝前屋的喊声跑去。 施肖萌站在夹道里怔怔地发了阵呆，茫茫的心绪沉甸甸地堵在喉咙上。她从后门走出去，坐车寻原路回到神农街。这一天，做饭、收拾屋子、看书，她机械地、发痴地干着照例要干的事儿，而真正的思绪却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严君的意见同家里是一致的，但比起家里来，她的话似乎又格外有分量。“难道我真的是在干傻事吗?”她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这到底是不是一时虚妄的冲动?我的决心真的那么牢固吗?在一个有十五年刑期的囚犯身上去寻觅无法实现的爱，去寄与菲薄的同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又何以为了结呢?这些，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和权衡呀!也许，严君是对的，家里是对的，而我……，我就是去了，就准能名正言顺地见到他吗?要是不去……?不不!”公审大会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周志明那被人揪住头发而仰起来示众的脸是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悲惨不忍一睹。这张脸在她心里刺下了抹不掉的印迹，一想到这张脸，一股义无反顾的责任感便填满她的胸怀，“他需要同情、需要怜悯，需要我，我得去!” 整整一下午，两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此起彼落地翻覆着、摩擦着、斗争着，一会儿，她觉得应当实际些，一会儿，又觉得种种顾虑实在是一种市侩的计算。一直到去建国公园赴约的时候，她依然是矛盾的、徘徊的，她无法预料如果严君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劝阻话来，她此行的决心会不会彻底崩溃掉。 她是找了个去同学家串门的借口才出来的，母亲用戒备的目光在她脸上审视了好久，总算没有拦她。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离约好的时间还早十分钟，她便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 节气已经过了立夏，天气一天热似一天，晚上进公园消夏纳凉的人群纷至沓来，公园门前的空场上熙熙攘攘。天色慢慢幽暗下来，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七点半的一记示响，钟楼的顶尖也被天边余下的一片黄昏薄暮的深紫，衬出一个近灰的轮廓，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青晃晃的光线水一般地泼在反光的马路上，有种阴森森的视感。她就着路灯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钟了，仍然不见严君的人影，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她离开公园大门，正要沿迤西的马路走到公园汽车站去，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扭过身，只见严君穿一身便服，拎着一只颜色素淡的尼龙布兜，朝她跑来。 “忙到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车又不顺。”她微微喘着，并没有说什么抱歉的话。 她们顺着街往西走，都没有急于说话，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扩展着。拐过街角，在路灯光照不及的暗影里，严君停下脚步，说话了： “我，呆会儿还得去市西分局，你拿着这个。”她从尼龙兜里掏出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塞到肖萌手上来。 是钱!肖萌手指触在那硬挺光滑的纸面上，她看到手上握的，是三张十元面值的簇新的人民币，不由慌乱起来。 “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我自己有办法，我不要……”她一迭声地把钱推回去。 严君根本不去理会她那伸过来的捏钱的手，用一种极为果断的口气说：“我打听了，得坐慢车，每天早上七点二十从南州郊区站发车，中午就能到自新河了，然后还要换坐公共汽车。来回路费十二、三块钱足够了，剩下的，你给他买些东西吧，他不抽烟，买点儿糖吧，别买太高级的，犯人有规定的食品标准，太高级了就不让他收了。”她顿了顿，声调有点发颤，“你，多费心吧，……谢谢你!”说完，扭过身，头也不回地跑过了马路，一辆刚巧进站的无轨电车把她带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肖萌手里攥着那几张已经被捏得发烫的票子，木然站在马路边上。从严君最后两句话的声音中，她察觉到了她内心的激动，而自己感情的波澜也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牵动起来，决心和勇气终于重新凝结在一起，她毅然向车站走去。 但是，严君的某些细微的表情又使她困惑不解，“她干嘛反要谢谢我呢?”在公共汽车上，她这样想着。 便衣警察 二十三 小火车“咣当”响动了一下，开走了。施肖萌茫然站在清清冷冷的站台上，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同刚才那辆小火车一样老旧的小小车站。在一排简陋的砖房旁边，有些木栏杆向左右延伸，栏杆上早已胶满了狼藉不堪的灰垢，唯一新艳的，是贴在上面的用粉红纸写的一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 她提着一只不大的提包随着零落的乘客走出站台。按严君的告诫，她没敢买什么高级食品，提包里只装了两包普通糖块，一包点心和几斤苹果，显得空晃晃的。刨掉回去的车费，身上还剩下十几块钱，她不知道这些钱能不能被允许留给他。 出了车站，不知该怎么走，手搭凉棚，四外望去。这里，除了几段被芜草蔽没的年深残毁的断墙之外，便全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了。收割后的麦田在暑气蒸烤下散发出异常干燥的气息。远处的大道上，一辆大约是慈禧太后年代的大鼻子汽车停在那儿，她盲目地随了人们向汽车站走去。 汽车的拉门前，站着一位身材矮胖的姑娘，脖子上挎着皮制的售票夹。高声叫着：“快点儿，跑两步，开车啦!” 准备上车的人跑起来，她也随着加快了脚步，到了车跟前，她对售票员问道：“同志，去自新河农场，坐这车……” “上车吧。”胖姑娘不等她说完就挥挥手，“这就是农场的环行班车。” 这可真是辆老古董车了，柴油机引擎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开动起来，整个铁皮车身都在左摇右晃。肖萌紧张地抓住一只座位的扶手，显得有点儿狼狈。售票姑娘靠在油漆斑驳的拉门上，身体随了车子的晃动，倒溶合进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之中。她老练的招呼着乘客买票，不住地同熟人谈笑风生地闲扯，肖萌好容易凑了个她低头数钱的机会，问道： “同志，我是来看人的，请问该在哪儿下?” “那个人是哪个分场的?”胖姑娘反问。 “自新河农场……” “我知道，一下火车就算踩上自新河农场的地圈了，我问的是哪个分场，这儿有八个分场，还有几个工厂……” “我也不知道哪个分场，可能……” “那个人是干嘛的?” “……” “噢，是犯人吧，”胖姑娘恍然地说，“你是不是来探视的?” 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 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 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 “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 “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 “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 “什么?” “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 “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 “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 “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 “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 “我没工作。” “……户口本带了吗?” 她愣在那里。 女干部有些不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 “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 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 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 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 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 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 “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 “我是他未婚妻。” “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 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 “地址也不留了吗?” 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憎。 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埋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 “同志，请问去砖厂怎么走?” 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 “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 “找人。” “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 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 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戛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 “喂，小鬼，要不要我们给你捎个脚啊?我们也是去砖厂的。” 她犹豫起来。那人又笑着说：“凭你这两条腿呀，怕要走到后晌去了，上车吧。”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车。不知道这老头儿还得问她什么，她低着头，不说话，车子又开动起来。 “姓什么呀，小鬼?” 看，来了!“姓史。”她灵机一动，话到口边把施音念成了史音，这样就算以后给查出来，也还可以圆。 “砖厂有亲戚?” “有，是犯人。”她索性自己先说了。 “噢，叫什么?”那人的目光漫不经心地飘向车窗外边。 “叫周志明。” “周志明?”那人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思索着说：“是原来在市公安局工作的那个吗?” 她点了一下头。老头儿显然有了点儿兴趣： “你是她什么人呀?” 老头儿的表情没有半点儿恶意，但她仍然不愿多说话，“未婚妻。” “啊——，”老头儿点点头，又把视线移向车外。 一路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到了砖厂，老头儿领她找到了一个姓常的干部后才办他自己的事去了。 这个干部有三十多岁，一副阔边眼镜给他不怎么好看的脸上添了些文质彬彬的风度，他把她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问道： “不是叫你回去等通知吗，场部没跟你说?” 施肖萌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哀求过别人，“同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求求你让我见一面吧，哪怕一分钟半分钟也成，求求你。”她望着那人的脸，心里有点儿急了。 那人扶扶眼镜，郑重其事地思考了一下，说：“你先坐一会儿吧，我们研究研究。” 那人走出了屋子，她满心焦急而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屋子里的摆设不多，办公桌、文具柜，都是那么简陋、陈旧，墙皮上暴起一块块白花花的硝渍，叫人看了挺恶心；房顶大概是被冬天里取暖的炉子熏的，乌黑一片，早已埋没了原来的本色。 四周围很静，静得让人害怕，空气中重压着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有人从房前跑过，咚咚的脚步声沉重地砸在地上，在寂静中格外震耳。屋子的门吱地响动了一下，把她吓了一跳，看时，却不见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两个人在门外说起话来。 一个细得像女人一样的声音：“马树峰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连犯人家属探视也得插一杠子，真***……”下面骂的脏话她没听懂。 另一个声音断断续续：“……跟他一起坐车来的，可能认识……”这是那个戴眼镜的干部。 细嗓门儿又说：“……认罪态度那么坏，就不该让他见，况且……”越说越细，怎么也听不清。 戴眼镜的干部附和着说，“马树峰既认识那女的，可能也认识周志明，要是让那女的见他，说不定她会把那份诬告材料直接捅到马场长那儿去。而且昨天小丁也问我周志明是不是写了份材料，我问他干嘛，他又不说，哼，他对周志明倒是挺关心的……” “让他们捅去，我怕个什么，别说马树峰这么个挂名副场长，就是捅到陈政委那儿去，我也不怵。他那份材料我昨天又看了一遍，通篇都是攻击性言论，过两天我还想在犯人中公布出来呢。这家伙一来我就看出来了，那副公安干部的架子还端着那，典型的‘乱说乱动’，非好好杀杀他的气焰不可。” 这一段话，细嗓门儿也把声量放大了，施肖萌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虽不很了解其中的原委，但却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周志明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她心里害怕! 戴眼镜的声音又低下去，“……那你看……” 细嗓门儿赌气般地抬高声音，“叫他见，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嘛。你跟那女的交待一下，叫她也配合做做工作。” 以后又静下来，施肖萌抬起手腕，那块没有卖掉的手表嘀嘀哒哒响着，时针斜指在十一点的位置上，一阵烦躁袭来，背上像爬上了毛毛虫，她魂不守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往窗外张望。 “哎，”身后突然有人出了声，回头一看，戴眼镜的干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了屋，他拉开桌子的抽屉，一边找着东西一边对她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特殊照顾你一下，让你见，现在我先把情况和你介绍介绍。哎，你坐吧，坐吧。呃，周志明到这儿来……来了一个月了，认罪态度一直没有端正，表现是不好的，这样下去有什么前途呢?一点儿没有。你见了他，也可以从你的角度配合政府做做工作嘛，可以说说外面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也可以好好劝劝他脱胎换骨，认罪服判，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嘛。啊——”他拿出一个拴着小木牌的钥匙，“走吧，跟我来。” 她跟他出了屋子，绕过这排平房，又穿过一条斜坡路，一个用电网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打开了离大门不远的一扇低而窄的小门。这是一间十几米见方的屋子，里面除了几张条凳和一张没涂漆的长形桌子外，一无所有。 “在这儿等一会儿吧。你先看看墙上贴的探视须知，——接见时间只有十分钟，你先把想说的话考虑好了，谈的时候不准涉及案情；不准说不利于犯人改造的话；不准使用外语、暗语；不准打手语，不准……，你自己看吧。” 戴眼镜干部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走了，在这扇门一开一闭的刹那间，她看见了门外面的大院子，看见了那一排间隔整齐的黑铁门，一股心酸泛起，“这就是他住的牢房吧?” 那人一去不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屋子的窗户都严严地关锁着，空间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闷热得几乎像个大蒸笼。已经十二点了，她耐着性子等下去。 那扇门终于又开了，戴眼镜的干部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人。她紧张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张皇地从凳子上站起了身子。 这就是他吗? 他那种象牙般光滑明亮的肤色从脸庞上褪去了，双颊变得粗糙黧黑，满头泼墨般的软发也只剩下一层被晒干了油色的刺毛儿，还遮不住黄虚虚的头皮，那对深不见底的眼眸现在竟是这样憔悴、疲惫和呆滞，从满是灰垢和汗渍的黑色囚衣领口伸出来的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几根粗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触目惊心地蜿蜒在皮下，……这就是他吗?她满眶泪水憋不住了。 “小周，我，我看你来了……”只说了一句，喉咙便哽咽住。 周志明并没有表现出她原来想象的那样激动和热烈，他只是在一见到她的瞬间发了傻，嘴唇微微张开，不知所措地喃喃着：“你来啦，你来啦……” 她哭了。从他的声音中，一切期待和牺牲都得到了满足和报偿。她不顾危险来奔他，是因为要把自己弱小微薄的同情和怜悯给予他吗?不，她现在才明白，她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给予，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为了得到。因为内心的感情已经无可否认，她自己是多么需要他，需要他的爱和抚慰，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她扑到他的胸膛上，双肩抽动，有百感而无一言。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泥土和汗酸的混杂气味，她的手触在他单薄的脊背上，那肩胛瘦得几乎快要从汗渍板结的黑布服里支棱出来了。 她盼着他能紧紧地拥抱她，但是他没有，却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砰砰砰!”一阵恼怒的响声压过她的欷，戴眼镜干部用门锁在桌上用力敲着，以十分看不惯的神情干涉了。 “哎哎哎，周志明可是个在押犯，这儿是监狱，不能那么随便啊，又搂又抱的成什么样子!坐下谈行不行，这不是预备凳子了吗，要说话抓紧时间，!” 她感到周志明的身子缓缓地往后退了退，她也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生怕由于自己的失当而致看守人员移怒于他，使他今后在狱中的处境更难。 他们隔着长桌坐下来，她说：“志明，我很想你。” “你……”他很拘谨，直挺挺地坐着，“你好吗?你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他的声音轻得近于耳语。 “他们都好，你怎么变成这样儿了，你是不是很苦，很累……”她恨不得把所有想要问的话都问了。 “还有你姐姐呢，她怎么样?她和援朝他们都好吗?”他仍然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声音问着。 “志明，你快说说你自己吧，你在这儿怎么样，你身体怎么样?” “我挺好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最近又去过知青办吗?我看如果……” “别说我了，快别说我了，”她几乎是哀求地说着，“我这么远跑来，我多想知道你的情况啊，你怎么这样瘦啊?全变了样儿了，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你以后可怎么办呀……”她说不下去了。 “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吧。”他喃喃地、发呆地说。那个常干事站在桌子旁，看看她，又看看周志明，突然插进来说：“行了，到时间了，周志明，你出去吧。” 周志明服从地站起来，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她蓦然感到这一刹那的眼神是那么熟悉，一下子把她心中无数记忆都连接起来了。 “同志，还不到十分钟，还不到啊，你让我们再说几句吧。” “怎么不到?是按你的表还是按我的表?怎么得寸进尺呀，让你见一面本来就已经是破例照顾了。周志明，你先出去。” 周志明望着她，后退着蹭到通向院内的那个门边上，用背把门顶开，却没有立即出去。 “同志，求求你了，能不能再让我们谈五分钟，再谈五分钟……” “不行，你这人怎么这么赖呀，?” “小萌!”周志明突然放大了声音，他终于放大了声音!她的心酸酸的，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了。 “你回去吧，好好地生活，再别来了，一定不要再来了，就算最后听我这句话，你自己好好地生活吧。” 他走了，声音留在屋子里，她双手捂住脸，双肩剧烈地抽动，泪水涌泉一般濡湿了手掌，她用全部力气压抑着哭声，只能听到一阵尖细的鸣响在胸膛里滚动，如同遥远的天籁! 便衣警察 二十四 在941厂，坐办公室的“白领阶级”都在星期休息，而在车间、仓库卖力气的“蓝领”们则是挨日轮休的，施季虹得轮上七个星期天，才能和卢援朝凑到一块儿。 碰上这种星期天，卢援朝照例早上九点钟来。今天施季虹家里恰巧很清静，她在里屋一边看书一边等他，萌萌一个人呆在外屋，一大早就没听到她的声响。 萌萌从自新河回来已经三天了。在这三天里，除了爸爸还和她说说话以外，季虹和妈妈全都不理她。萌萌自己呢，也不说话，老是一个人发呆，像傻了似的，看着也怪可怜。 卢援朝从外屋进来的时候，施季虹没听见他同萌萌打招呼，一进了里屋，他放下肩上的书包就指指外面，问： “回来啦?” 她放下书，轻轻说了句：“早回来啦。” 卢援朝在椅子上坐下来，没精打采地问：“你爸爸妈妈呢?” “我妈腰疼，爸陪她上医院了。” 他又指指外屋，“净干这种随心所欲的事，你妈能不病吗，没病也得气出病来。” “你小声点。” “没事儿，她睡着了。” 对卢援朝的话，施季虹心里是感到一丝痛快的。萌萌的确是办了件触犯众怒的事情，这事眼下虽然还没张扬在外，但以后会不会被劳改农场捅出来，可就是没准儿的事了。厂保卫处那几个凶神本来见了她就老是横眉冷对的样子，要是这件事再让他们知道了，瞧吧，还不晓得怎么狂呢。卢援朝大概也有了这种预感，不然何以会口出怨言呢?他过去是从来不说萌萌坏话的，对于萌萌那个同情弱者的观念，甚至还抱了一种相当理解、相当赞赏的态度。她望望卢援朝沉郁的脸色，问了句： “是不是听到谁说什么了?” “没有。” 卢援朝烦躁的表情，更增加了她的疑心，同时也把她自己的心情搞得烦躁起来，忍了忍，她说：“出去走走吧。” 还不到九点半，外面的太阳已经开始烤人了，出胡同走了好半天，仍然看不到一个卖冰棍的。卢援朝低头不响地只顾往前走，她也不急于找话说，她知道卢援朝是个无事不出门的闷性子，平时要叫他陪着逛逛大街，就像宰他一样，今天之所以老老实实地跟出来，显然是有话要说的。她等他说。 果然，走了一会儿，他忍不住了。 “昨天下午，厂里保卫处找我谈了。” “什么?”虽然是意料中事，但施季虹还是一下子站住了，她胸口一阵跳，表面上却很快镇定下来，“你怎么不早说呀!” “刚才萌萌在外屋躺着，我能说吗?”卢援朝突然厌恶地抬高了声音，几乎是在冲她叫喊了，她的火儿也腾地窜上来，要不是急于想知道保卫处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她非发泄一通不可! “找你谈什么啦?” “还不是为萌萌!”卢援朝又喊了一声。 附近没人，她的声儿也狠起来了，“你跟我发什么火儿?”见卢援朝不吱声了，她又问：“他们到底谈什么啦，你直说好不好?” “问萌萌是不是有个男朋友给抓起来了，问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周志明的事他们怎么知道?再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连我都没问，问得着你吗?” “怎么没关系?我和你可不一样!我在技术部工作，有人就眼红，跟保卫处说我政治上不可靠，和反革命有亲戚关系，不适合在保密部门工作，因为这，连我去年到法国当随团翻译的那些屁事都扯出来了，说我违反外事纪律，在旅馆住了单间客房，那能赖我吗?人家就只有单间了，我们好几个人都住过单间……” “你没事就没事呗，扯个没完干吗!”她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跟保卫处怎么说的?” 卢援朝闷了半天，才说：“保卫处就问萌萌的事来着，我说萌萌和周志明早没关系了，谁知道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哼，幸亏人家不知道萌萌上自新河的事儿，要是知道了……我真是跟你们担连累，你们家本来就这么不顺，萌萌还不消停点，想干嘛就干嘛，也不知道考虑考虑别人。” 她不清楚卢援朝今天是怎么了，这么气不打一处来，仿佛把沉默许久的话都一泻无余地倒出来了，显得反常的暴躁。她甚至也形容不出自己此时的心情，她一向最怕的，最忌讳的，恰恰就是被人看不起，尤其不愿意被卢援朝看不起。家庭无论怎样倒霉，她内心里始终是把自己看得比他优越的，落难公主被樵夫爱上，可公主总归要比樵夫高上一格。现在倒好，连一向持重内向的卢援朝也开始给她摔脸子了，她委屈、气愤!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可冷静想想，这能怪援朝吗?自己爸爸仕途失意，妹妹又找了个劳改犯，谁能没一点怨言，没一点反感?人之常情，实在是难怪的。她竭力在感情上宽容援朝，说服自己。 在另一方面，她又转念。如果说，卢援朝刚才在她家里数落萌萌的时候，她还感到一丝痛快的话，那么现在，她却不由自主地要钦佩萌萌了，当一个人有难时，仍然被另一个人忘我地爱恋着，岂不也是一种令人心颤的幸福吗?她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卢援朝呢? 卢援朝似乎还想说什么，看着她的脸色，没说出来。两个人默默走了一段路，然后在一片不大的树荫下站住了。也许因为双方心里都需要安静片刻，所以谁也没说话。这是他们以前就有的默契。“冰棍儿——”街对面，有人拖着哑哑的长音儿，由远及近而来，卢援朝这才开口问： “买根冰棍吧，你吃吗?” 她疲乏地摇了一下头。 “今天中午你怎么吃饭?你妹妹现在还管不管做饭了?” “这两天我一直在厂里吃，今天回家再说吧，你中午有事?” “没有，我和家里说了中午要回去的。” 这几句话说完，就又没话了，施季虹只好闷闷地说了句：“那你回去吧。” 卢援朝点点头刚要走，她又把他叫住了，眼睛并不看他，声音低低地说道： “援朝，如果，如果将来我们俩当中有一个人倒了霉，另一个会怎么样?” 卢援朝没有说话。 她苦笑了一下。 “季虹，”卢援朝低着头，声音仿佛是从一个很深很深的洞穴里发出来似的，可在施季虹的感觉上，他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像此时这么真实过!“我们都是，正常人、普通人、凡人，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我们也同样做不到。人，首先是为自己才活着的，要温饱、要工作、要休息和娱乐、要社交和名誉，都是替自己要而不是替别人要；是自己的生理心理需要而不是别人的。只要能和别人好好相处，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就行了，但要为别人而过分妨碍和牺牲自己，就超出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本性了。你是这样，我也是，还是彼此都别苛求对方，别要求太高了吧。” 这段坦诚的剖白，听得施季虹周身寒彻。她并不是害怕自己万一有不幸时会被卢援朝抛弃，她和他谁也不能像萌萌那样至死钟情，这本来就是不宣亦明的事，但是她仍然控制不住一种生理上的恐惧，人生实在太冷酷了!她一面打寒战，一面又要自嘲，她嘲笑自己还是那么迂腐，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那种让人热血沸腾于长久的东西。就说清明节去十一广场纪念总理吧，大家当初不都激情满怀，高声呐喊地去了?可是，上头一揪一批，不过几个月的间隔，大伙儿还不是你揭发我，我揭发你，搞得变友为仇了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安成那样嘴紧的。可仔细想想，难道能说这些人都是属疯狗的，从此不可交了吗?不，卢援朝说得很对，大家都是凡夫俗子，是为了自己，或者说首先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 和卢援朝分了手，她心绪空茫地走回家来。还不错，萌萌已经起来了，正在洗米做饭，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这一眼使施季虹的心忽地软了，觉得妹妹确实很可怜，也很可敬，她甚至后悔这几天过分冷淡了妹妹，未免太残酷，可她也没有说话，径自走进里屋去了。 在床上稍躺了一会儿，就听见外屋有人敲门。萌萌去开门了，有个女人说了句什么便走了进来。静了一会儿，那人又说了几句什么，萌萌突然低低地哭起来了。怎么了?施季虹吓了一跳，连忙从床上坐起来，想到外屋去看看，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她只把门打开一条虚缝，使外屋的声音能清楚地传进来。 “你要把实话告诉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 “那你为什么哭?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很苦……” “那你，哭也没有用啊。” 那女人的口气比刚才柔软多了，施季虹把门缝再开大点，能看见那人的后背，一个年轻姑娘轮廓很美的后背。 “他都说了什么?” “他叫我……叫我不要再去了。” “他还说了什么?” “叫我不要再去了……” 萌萌压着声音，越哭越伤心，完全控制不住了似的。三天了，这是萌萌回来以后第一次哭出来。那个姑娘等了一会儿，才用一种很慢很深沉的语调问道： “你还相信他是好人吗?” “我相信，相信，可我不知道，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十五年，那个地方会把他变成另一个人，他永远不再是他了。” “不，不对，不对!如果是我进了监狱，我可能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儿。可是他，他会越变越好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公安人员，无论到了哪儿都不会埋掉他的本色，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胜于相信自己!” 施季虹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女人的嘴里，听到过这样果断自信、这样富于感染力的语言。不行，这对萌萌可不好。她想拉开门，走出去打断她们，可那姑娘下面的一句话，又使她收住了自己的脚。 “你在农场的时候，是不是有个什么调查组去了?你听别人说过吗?” “调查组?不知道。” 短暂的沉默。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给他写信。” “他不一定能看得到，看到了也不一定回信。” “那我也要写，我也要写。” “听我说肖萌，你的责任尽到了，你不必再等着他了。十五年，绝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短，只要你相信他不是坏人，永远相信他，也就算没白白和他相处一场了。现在不用再等他了，你可以放心，他是好人，以后一定会得到幸福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姑娘的声音是非常激动的，连施季虹心里也禁不住一阵颤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联想，她的眼睛竟然微微发潮了，这是为什么?唉……人心不可比，人心不可量。但是，她现在无论如何得出去，到外屋去，叫那姑娘走，告诉她，萌萌现在和周志明没有任何关系了，一点没有!告诉她，萌萌现在该做饭了! 便衣警察 二十五 在自新河农场第八副场长的职位上，马树峰已经呆了将近三个月了，而位于全场最西缘的砖厂，他还是头一次来。 据场里一个熟人私下里的透露，对他的到任，在场党委常委的会议上甚至连提都没有被提一句，只是在一次例行的场务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向大家草草宣布了一下。尽管他不进常委、在副场长的座次中排在沉底儿的位置，是在他来之前就已经内定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在市局当了十几年局长的人来说，被冷落到这个地步，显然是连面子也不愿替他维持了。 对这些事情，他倒很想得开；安排他抓生产，他也心甘情愿。失意遭谴的境遇，一生中亦非一次，而精神上通达乐观并且保持锐意，却是他一直没有丢弃的态度。人，难得的就是荣辱不惊，就怕那种一逢逆境就委靡丧志的软包，没出息! 近一个月来，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各分场跑。才知道，生产工作在这个农场的位置，和他在副场长中的位置差不多，是次而又次的。在有的分场，他甚至都找不到一个管生产的干部来谈一谈。上个星期他发了通知，开各单位主管生产工作的负责人会议，结果到会的人数不满五成，搞得他连拍桌子的心情也没有了。他简直搞不清这么多头头们整天都在忙什么。昨天，甘向前的突然临幸，才把所有的场领导都牵引调动起来；场部各科室、下面各单位，也都在手忙脚乱地为这位局长大人的视察做着临阵磨枪的准备。 甘向前从参加军管到现在，到这个偏僻的劳改农场来还是第一次。作为全局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居然有闲垂巡至此，无论如何使马树峰感到有些不寻常，直到昨天晚上农场领导向甘向前的汇报会一开，才最后证实了他的猜测。甘向前此行的兴趣，果真是在311案的调查工作上。 311案调查组下到农场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不知查出什么结果没有。作为前任局长，马树峰是参与了这个案子最初的决策工作的，可调查组到今天也没有找他问问意见，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徐邦呈的脱逃，他是进了市委批邓学习班以后才听说的，初闻时惊讶不已，细一想又觉得绝非偶然。凭甘向前这样的外行挂帅，岂有战而不败的道理?说徐邦呈潜入的目的是破坏批邓，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不过，311案的专案组里还混着一个内奸，而且徐邦呈恰恰就是从这个人的手里逃之夭夭的，这一段奇而又奇的情节则是他在昨晚的会上才知道的。真是天下巧事何其多，而事情太巧了，常常反倒让人疑心。他今天早上醒来时还在琢磨，这些年局里不断地进新人，乱世之上，鱼龙混杂，侦察队伍中掺进个别沙子，也非咄咄怪事。但是如果单讲这个案子的话，即便徐邦呈是内部的不纯分子放跑的，也不能就此把指挥员判断上的失误全盘抵销了呀!要是指挥上不出大错，不让徐邦呈牵着鼻子上了仙童山，一个普通侦察员就算有通天的手眼，能放得跑他?见鬼去! 昨天晚上的会，调查组的同志也参加了。甘向前对农场各方面情况的汇报无大兴趣，而扯起311案的调查工作来，却一句一句地问个不停。调查组不得不喧宾夺主，无形中倒成了311案调查工作的汇报会了。 “已经审了几次，犯人态度消极抵触，我们准备再审。” “那封信的事有着落了吗?” “问了，犯人开始说没写过，后来我们向他点破这封信不但他写了，而且还是托他科里那个女的寄出去的，这样一点他才不得不承认。” “承认是写给什么人的?” “给他爸爸。” “哗——”几个知道个中情况的人都笑起来了。 “他妈的，这个家伙，可赖得很呢，把事情往死人身上推，越这样越说明他有问题。” “还有个情况，很可疑，前两天突然来了一个女的找他，到砖厂和他见了一面。那女的走后，他回到工地就打了一个同班的犯人，伤得挺厉害的。” “嘴都打烂了。”有人补充说。 “那女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已经不知去向了。” “审他，叫他说!” 嗦嗦，一直扯到晚上十点钟才散会。马树峰心里倒十分不安起来，那个姑娘，是坐了他的车去砖厂的，难道她有什么问题吗?她好像姓……姓史? 今天早上，他正在食堂吃早饭，狱政科长捧着个粥碗走了过来。 “马副场长，今天早上甘局长指示，让场部派人跟调查组一起下到砖厂去，陈政委的意思是叫你去，让我通知你一下。” “好吧，”他迟疑一瞬，问，“那个犯人叫什么来着?周志明，他的情况，你了解吗?” “间接地了解一点。咳，不是个省油灯!” “是十一广场事件抓进来的?”马树峰特别要问一下这个。 “不是，他是刑事犯。他们处办一个什么案子，他把证据给销毁了。” 马树峰也不禁皱眉头了，“噢?有这种事?” 看他感兴趣，狱政科长索性在桌边坐下来了，说：“上次砖厂于教导员来汇报管教工作，还专门说了说他的情况，真能把你气死，那个反改造情绪呀，大得没边儿，凭着他在五处学了两套拳脚，前两天无缘无故把一个犯人打得满嘴见红，现在已经把他收到反省号关押了，不收怎么行!” “这么野蛮!”马树峰的声音不禁抬高了一点，“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是个高干子弟。”狱政科长苦笑着摇摇头，“五处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这种人，居然还给他入了党。” 又闲扯了几句，狱政科长走了。马树峰默默地洗了碗筷，然后又一个人默默地往招待所走，心里泛着股苦涩的感慨。一个高级干部的儿子，又做了七年的公安工作，而且还有那么一位漂亮的姑娘在痴恋着他，怎么就会坏到了这个地步呢?家庭的薰陶，组织的教育，爱情的温暖，难道都不能挽回他的恶习吗?他一定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堕落的。人的变迁，有时看上去真是种难以理喻的现象。他虽然没有见过这个犯人，但闭眼一想，脑海里便立即能浮出一张被凶残和颓顽败坏了的亡命徒的嘴脸来。 到了招待所，和公安部的人见了面。这些人对他的名字当然不陌生，所以十分客气。寒暄过后，他们一起坐上车子，一路往北，直奔砖厂来了。 看来，砖厂的几位头头已经在路口迎候多时了。这个偏僻的角落，大概还没有被任何市局的干部“深入”过，更不要说公安部前来问津了。他们在砖厂干部颇为隆重的簇拥下，来到一间会议室里。屋子很破烂。 马树峰没有见过于中才，但是几句话一说，便能认将出来。沏好茶，点好烟，于中才很殷勤地向调查组的人问： “怎么着，把犯人叫来?” “行，来吧。” 犯人因为正在关禁闭，没去上工，所以很快就提到了。在这个颇有些恶名的犯人迈进屋门的一刹那，马树峰几乎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惊奇，犯人给他的头一个感觉，完全是个未更事的孩子；进屋便在指定的凳子上坐下，显得很老实；仔细看，眉眼居然也十分俊秀，只是身子过分消瘦了些，脸也太脏。 因为前两天已经审过几次了，所以今天一开口便直接介入了正题。看上去，犯人没什么精神，两眼无光，问一句答一句。 “那女的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不可能!” “我就是不知道她叫什么。” “我明明听见你叫她名字了。”砖厂的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插嘴说，“是叫英英还是叫红红，反正是这个音，你还想抵赖吗?” “什么?我就是不知道嘛。” “不知道?那你们是怎么勾搭上的?难道在大街上?” “嗯。”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流氓了?” 犯人不说话了。 审不下去，换一个问题再审。 “周志明，你说你没有放跑徐邦呈，可又举不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叫我们怎么相信你呢?” “我就是没有放。你们说我放，为什么不举出证据来呢?干嘛单叫我举?” “周志明!你太狂了，这样顽固有什么好下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拿你没办法!” 没审几句就和犯人吵起来，简直像泼妇骂街。马树峰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身走了出来。现在，怎么都是这么搞公安啊! 看了这个犯人，听了这段审讯，凭了一个老侦察员敏锐的第六感官，他对这个犯人是否真的放了徐邦呈，有点怀疑了。而调查组搞到现在，竟连一件像样的证据也举不出来，反倒让犯人问住，然后又吹胡子瞪眼地吓唬犯人，水平实在太差。如果用一句时兴的话来说，他现在甚至怀疑这个调查组的“大方向”是否错了，究竟有多少根据，要跟这个当时只能办办具体事的小侦察员过不去?311案指挥上有没有缺陷，为什么不去稍稍调查一下?甘向前愚昧无知而又独断专行的霸道作风、迎合形势迎合上级的市侩习惯，为什么没人提一句?难道这些就不能造成徐邦呈脱逃的事实吗! 快到中午了，审讯者们精神倦怠地从房子里鱼贯而出。犯人还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没有放他回去。于中才用细细的声音苦笑了一下，说： “怎么样，领教了吧。这种吃了扁担横了心的主儿，你就愣是没辙!” 在马树峰听来，于中才的苦笑中，是略略带着些得意的成分的。他本来想说几句挑刺儿的话，犹豫了一下，还是换用一种迂回的口吻，说： “并不是所有案子都能审出来的嘛，有的，是犯人封供不改口，还有的，是本身就没有那回事，犯人不肯屈招，两种情况都有。我看，上午收了吧，如果需要的话，下午再审，好不好?” 没人响应他的看法，也没人反对他的提议。对于是否下午接着再审的问题，调查组的几个人似乎都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表情。他们大概对速胜论已经丧失信心了。 周志明被从屋里叫出来了，低着头，跟在一名干部的身后往监区那边走。经过于中才身边时，突然听到于中才大叫了一声，嗓门细得发尖。 “站住!” 几个人围了过去。马树峰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于中才高声喝斥：“这是什么?人赃俱获，有什么说的!你胆子不小，!” 他看清了，原来于中才手里摇晃着一张报纸，一张旧了的《人民日报》；他也明白了，是犯人偷了屋里的报纸，塞在衣服里让于中才看出来了。他心里一阵彷徨，偷，实在是可恶的，可偷报纸看，算什么呢?唉——，他甚至觉得这个年轻的犯人，有点……可怜。 “你真是偷、流、打，五毒俱全!” 于中才尖锐的声音使人头皮发麻。马树峰心里那样想着，对这种恶骂，就有点觉得不顺耳了，忍不住说： “偷张报纸，以后叫他注意就行了。” 于中才虽然把犯人放过去了，嘴里却叽叽咕咕不知说给谁听，“偷报纸，哼!他这叫习惯，见东西就想拿，不拿手痒痒!” 马树峰有些忿然了，转脸对身边一位砖厂干部问：“你们不给犯人看报纸吗?” “按规定应该给，可报纸太少，队长们看完常常包东西、糊房顶用了，再说他是反省号的，按规定也没报纸。” 他本来想说，“犯人的报纸应当保证。”但张开嘴的一瞬间，忽又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地位，就是说了也不见得有人听，与其招人一笑，不如咽下不说。他沉着脸，转过身去了，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声： “公安人员啊，你也是有过值得骄傲的历史的……” 便衣警察 二十六 一条细细的带子，微红、耀眼，从眼前掠过，似乎伸手就能触到，可胳膊被什么厚厚的东西重压得麻木了，动弹不得。带子飘忽着远去了，模糊了，却把一片斑斓的彩晕留在眼前，红黄闪烁，像一片缤纷竞呈的春花。这儿是哪儿?十一广场浩瀚的花海?西夹道里静谧的黄昏?还是美丽的湘西，那倚山临水的弹丸小村，那吊脚楼下溅起的晶莹水花?是谁，谁在抚摸我的脸?再重一点儿，爸爸，重一点儿舒服，不，你已经死了，你不在了。“孩子，以后谁来照顾你呀?”不不不!我不需要照顾，我大了，自己搓，自己搓，保证干净。那么你，你还爱我吗?十五年，我都老了，没意思，别爱我，我要哭!……瞧，多好看呀，金光灿灿的带子，闪闪的一缕亮点儿，躲开，别遮住它，队长，教导员，让我看看它吧，别遮住它，……你到底是谁?姓田的，我跟你拼了，你我也认识，你还逃跑不逃跑?站住，站住!枪机怎么涂了一层猪油?腻得拉不开栓，站住!哎，怎么是你?你不是肖萌的姐姐吗?那你也是我的姐姐了，你看见徐邦呈往哪儿跑了?不不，他不是我放跑的，我放的是你，可你是好人哪!…… 眼前的黑影移开了，晶莹透彻的亮点又复现，他像一个从漫长的黑夜中走出的人突然见到了正午的艳阳，半开的眼角猛地收缩了一下，意识却从朦胧中苏醒过来。亮点又一次消失了，一个大脑袋逼近了他，一股热乎乎带着烟臭味儿的鼻息直喷在他的脸上，紧接着，一支粗糙的手触到他的脖颈，轻轻摸着，他用力睁开眼，劈面撞进视觉的，是一双干枯的深棕色小眼睛和一对贪婪地开张着的大鼻孔，他恍若觉得自己像个被饿熊嗅舔的猎物，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蓦地从床板上掀起半个身子来。 “嘿!干什么?吓我一跳。”那人蹦起来，脸上的疤痕直抖。 “是你?”周志明完全清醒过来。 “我给你送饭。”林士杰的目光躲闪着。 他急促的喘息平静下来，脑袋有气无力地歪在墙上，“滚!” 门外传来丁队长不耐烦的喊声，“林士杰，你磨蹭什么哪。” “来啦。”林士杰慌忙应了一声，急急地走了，关死的门上响起一阵上锁的声音。 “报告队长，昨天晚上的饭他又没吃。”林士杰毕恭毕敬的声音令人作呕。 “他还说胃疼吗?”丁队长的话音夹杂在一串细碎的脚步声里，渐渐远去了。 他望见靠门边的地上，放着两只碗，一碗高粱米，另一碗，还是那种不三不四的汤。他想爬起来，却感到全身每一条肌肉都精疲力竭地松懈着。胃又在隐隐作痛，没有一点食欲。 斜上方的墙角处，黄昏的残阳把一束金色的光芒从一个冬天插烟筒的墙洞里注入室内，晃在他的脸上。刚才那冥冥梦中的黄带子，大概就是这束耀眼的光柱吧。他努力追索着梦中的一切，做梦，哪怕是一个凌乱破碎的梦，于他也是得到精神满足的最便宜的机会了。 “嘟——，”院子里响起尖锐的哨子声，值日的杂务在大声喊着口令，一片杂沓的脚步声响过来，是开晚饭的钟点了。 他环视着这间反省号，来砖厂的头一天，卞平甲就对他介绍过这间小房子的职能，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亲身领略它了。这屋子只有七八米见方，没有窗户，光线主要从门上一块涂了白漆的玻璃上穿过来，拦在玻璃上的一根根铁条把印在地面上的光影宰割成若干长方形。天花板很脏，一个个被拍死的黑苍蝇麻麻地贴在上面，屋里没有床，身下这块嵌在水泥地上的木板便是反省号里唯一的铺位了。 他仰起头，头顶上墙面上，几行用红漆喷出的整齐的仿宋字映入眼帘。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这条语录，是这几个月来他接触最多、最熟悉的一条。《论人民民主专政》、《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几篇文章，许多段落他几乎都能倒背如流了。记得当预审处看守所的队长头一次指定他学习这几篇文章时，他几乎不能控制住委屈的泪水，爸爸是党员，妈妈是党员，他也是，他的一家子，他的一辈子，本来是革命的，是党的，二十多年的社会存在给予他精神上的自尊和眼下实际处境的强烈矛盾撕扭着他的心，那一刻他竟想到了死，但后来，却并没有真的去死，死，毕竟也不是件容易事。 然而，熬十五年，又是什么滋味? 这才几个月，他就已经身心交瘁了似的。胶卷的事完了，可现在又把311案件扯出来跟他没完。如果说，徐邦呈逃跑的责任要他来承当，他是情愿承当的，就是定个渎职罪，他也说不出什么。现在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也许是真的有罪的，不管怎么说，徐邦呈是从他手上跑掉的，他要不是大意了，就绝不会有如今的局面。到手的特务又叫他跑了，是叫国家大大丢面子的事，他的确应当引咎受罚。可人们干嘛非要无限上纲，硬给他戴上通敌的帽子呢?他难过的是，因为这么一个胶卷的事，他在人们的眼睛里，无论怎样也不是个好根子了，什么毒草都能从他身上发出芽来，是的，就是因为出了胶卷的事，人们才怀疑到徐邦呈的脱逃是否另有内幕，才跑到农场来兴师问罪呢。 审了三天，他第一天就说了，愿意认罪，承担渎职的责任，疏忽、大意、轻敌、麻痹、手软、无能，怎么罚都公平，但他没有通敌。他不明白，审来审去，干嘛老是缠在萌萌来看他的事上，非要追问他从前写给她的那封信呢?这使得他加倍警惕起来，一人做事一人当，加刑吧，我签字。一扯出萌萌，势必要把她那个倒霉的家株连在内，搞不好就能兴起大狱来! 只审了三天，那些人就再也不来了。砖厂这地方实在太偏僻，太苦，南州市来的人不容易坚持太久。他倒宁愿让他们天天来提审，见见太阳，也不愿日复一日地关在反省号里守孤单。还有他的胃，老是疼，好几天了，只能清水入肚，前些日子那种总也吃不饱的饥饿感现在倒是难得可贵了。昨天早上送饭以后，他强挣着吃了一点儿，胸口和两肋便胀得难受。进反省号已经多少天了?熬不过的闷热和比闷热更难熬的寂寞把日月的行走越拉越慢，过一天活像过一年，他一天天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蒸笼中往下熬，早已记不清过了几度晨昏，只知道现在是七月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干部们仿佛已经把他给忘记了，除了每天有人到这小屋来送两顿饭水之外，只有早上和傍晚犯人们出工收工的哨音和列队的脚步声、喧哗声能把一点儿活人的气息带进来。安静，静得如同到了世界的末日。叫人疲惫不堪的安静，叫人歇斯底里的安静，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小萌，你在哪儿?再来看看我吧，来看看我吧!在苦海一般的寂静中，他的脑子里反复地跳出那张温柔的脸。他感激她，感激她，而由这感激凝结成的爱护感和责任感却使他绝不敢在她面前叙述自己的苦处，表示自己的感情。可现在，他后悔了，发疯似的想再能见到她，哪怕加十年刑，哪怕挨枪子儿，只要能见到她!把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全告诉她……他真想痛哭一场，在反省号外面，想哭都找不到个没人的地方! 他费力地坐起身子，说不清是胃疼还是肋巴条疼，已经好多天了，郑三炮铁棍般的手指头仿佛还狠狠地勾在他的软肋上。他记得那天从探视室一出来，脚下的地仿佛都旋转起来了，他搞不清是怎样跌跌撞撞地走回到窑上来的。他想哭，眼睛红着，可却没有一滴泪!他想发泄，他不再是软弱可欺的孩子啦，谁敢来! 窑上正在歇午，郑三炮端着个水碗，晃着膀子迎面走来，“哎哟嗬，你们瞧这小子，刚见完媳妇儿，眼睛就直了，嘿。”郑三炮粗壮的短脖子扭过去，向其他犯人大笑起来。 “哈——”几个人跟着哄笑，林士杰脸上的大疤一纵一纵的。 “哎，我说田头儿，今儿你派兄弟取饭，可算是给了趟美差，我看见那女的了，‘盘儿’特亮!1真他妈是个情种儿，我告诉你……哎哟!”郑三炮话没说完，突然怪叫一声翻下沟去，他一记有力的拳头击在那多肉的下巴上，那只水碗朝天飞了出去。 犯人们惊呆了，整个工地异样地静下来，郑三炮从沟里爬出来，破口大骂：“好小子，他妈的活腻歪啦，我叫你变棺材瓤子!哎哟!”他没容郑三炮站稳就把他又送进沟里去了，拳头上热辣辣的，很舒服! 有人尖叫：“这小子是公安局的，会打拳!” 对了!公安局的拳头，就应该打在这种人的脸上! 田保善怪喊一声，有四五个人围上来，一只铁锹重重地拍在他的肩部，他跌坐在土埂上，身体立即被人压住，只觉得脑袋发胀，嗡嗡一阵乱叫，田保善粗哑的声音很近，很清楚，“别让他还手!”数不清的拳头擂在他的胸部，巴掌抽在脸上，火烫一般。 “你小子服不服?”田保善居高临下，一脸残忍。 “不服!”他拼出全部力量喊出这两个字。田保善不见了，换上郑三炮狰狞的脸，嘴角上还拖着一条血道子，鬼似的，短粗的指头铁棍子一样勾在他的软肋上，他眼睛发蓝，叫人发昏的疼痛，哎哟!……他的意识迟钝起来，耳边一片杂乱的聒噪，不一会，叫喊声悠然远去，变成了一个声音。 “他要干什么?”这是教导员细细的嗓子。 “他要闹监，是他先动手的，”田保善的声音一下子变得那么老实、忠厚、娓娓动听，“您看郑三波的嘴巴。” “为什么动手?。 “什么也不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嘿!就揍人家郑三波哎。” “先铐起来!”细嗓门很果断，“小丁，带几个人送他到反省号去，我就知道他要闹!” 于教导员，你不是个公安人员，你不是! 他还记得，前些天他胃疼，着身子缩在反省号的床板上，丁队长硬把于教导员拉来看，要求送他到总场医院去。可于教导员居然当着他的面对丁队长说：“肚子疼这玩意儿，全凭自己说，检查也查不出真假来，有的犯人这疼那疼事儿多啦，无非想泡顿病号饭，歇两天工。上次二队的刘海顺，拿体温表往热水杯里插，为什么?为的是能到总场医院瞧瞧女大夫女护士去，当了几年犯人，憋急了眼了。” “你看看，你看看，”丁队长指着他，“这是装的吗!他又不是演员!” “我不是说他。你叫医生来看看也行，医生说送医院就送。” 他那时几乎忘掉了疼，拼着力气叫了一声：“我不去!”他不能受这个侮辱! 他这一叫，倒把丁队长僵在那儿了，于教导员却满不在乎地冷笑，“甭理他，这种人混到家了，好赖不知!” 丁队长还是把医生叫来了。所谓医生，就是厂里的卫生员。一串老生常谈的问诊，哪儿疼?多久啦?是绞着疼还是胀着疼?吐不吐酸水儿?…… 看完，卫生员说第二天下午要带他去总场医院做个钡餐造影。因为做钡餐的规矩，要空腹一天，所以第二天早上就没给他送饭，结果连水也忘了送，整整一上午，他渴得嘴巴里又粘又涩，拼命想在舌面和上腔之间碾出星许唾液来往冒烟儿的嗓子里咽。下午到了总场医院，当一个女护士端给他一杯带有怪味儿的白糊糊的液体时，他竟像见到了牛奶似的，急不可待地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女护士吃惊地瞪起眼睛，嗔训他说：“你急什么，不怕呛着?又不是什么好喝的东西。” 从钡餐造影的第二天，他就一直拉不出屎来，肛门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在马桶上一次次拼命的挣扎都归于无效。卫生员来开了一点儿泻药，吃下去以后只流出些黄稀便来又是老样子。他有点受不了了，真恨不能大哭大闹大喊大叫地发泄一通才痛快，但当他真的张开了嘴巴要喊的时候，却又觉得出不来声了。 “快成精神病了吧?”他常常发自内心地产生出这样的恐惧，这些天，脑子里出现的种种极端而怪诞的念头不正是一种精神倒错吗?这倒也好，大概真的发了疯，倒算是进入了超凡脱俗、没有痛苦的境界了，他心中偶或也有这样自弃的闪念。但是在心灵的底层，另一种相反的意识却越来越强硬地滋长和上升起来，那就是活的信念，他要好好地活下去!至于为什么要活，他没去多想，只感到在这个信念迸发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同时想到父亲；想到肖萌；想到段科长、大陈、小严、小陆和同志们；想到花白了头发的施伯伯和江伯伯；想到待人热情的安成；想到许许多多熟识的人们；想到了自己毕竟是一个实际上同他们一样的好人，一个有信念的共产党员，一个并没有做过恶事的青年。“田保善、郑三炮、林士杰，他们算什么东西?可居然还有滋有味儿地活着，我干嘛要死呢?”他觉得自己虚弱的身体里注入了一股生机，有一刻他竟突然产生了一个壮烈的自我发现，他发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坚强的人!如果九泉之下的父亲还能感知的话，他也会说，孩子，你是一个坚强的人! 他要活下去! 大便排不下来，饭却还要往下咽，一天早上他在一碗清水里望见自己神形枯槁的脸，知道不吃饭是绝活不下去的。他找出被捕时穿的那双尼龙袜子，把高粱米装进袜筒，再把那碗清水倒进去，挤出半碗淡红色的汤，然后再把汤倒入袜筒，再挤出来，周而复始，一直到把袜筒里的米挤成一团渣子，才把那微稠的汤水喝下去，经过这番加工的“流食”，喝进肚子后大多能从尿里排出来，腹部和肛门便能好受些。这法子没人教过他，是他的首创。 “嘟——”外面又响了一阵哨儿，该晚点名了。今天的晚点名真短，值班队长高腔大嗓地讲了几句话，就散了。院里乱了一会儿，渐渐安静下来。突然，有人向他这边走过来了，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开锁声，他一听见这声音就紧张。 门开了，他眼睛一亮，是卞平甲! 卞平甲从门外提进一桶清水，对他笑笑说：“你该擦个澡了。今儿轮丁队长值班，我请示了一下，丁队长叫以后天天给你送桶水。这天儿，太热!”接着又坐在他的铺位上，握着他的手低声问：“还没让你写检查吗?” 他摇头，他明白卞平甲的意思，如果叫他检查，那就意味着快放他出去了。 卞平甲握着他的那只手微微用了用力，然后站起身往外走，他依依地在身后叫了一声： “老卞。” 卞平甲在门前站住，“干嘛?队长还在外面等着锁门呢。” 他很想同他说说话，随便说点儿什么都行，他实在太需要有个可以交谈、可以倾吐的人了，可仓猝间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了张嘴，问：“今天……几号了?” “七月二十八。” “……” “我走了啊。”卞平甲一抹身，出了屋门。 到了夜里，他辗转反侧，腹部的憋胀感越来越厉害，算算，大约已经一个星期没能排出大便了，肛门被顶得像烧了火，全身冷汗淋淋。在熄灯哨子吹响以前，就已经挪不动步了，这时他突然觉得身体的痛苦和虚弱似乎已经难以使生命维持到天亮，一阵死的恐惧蓦地笼罩在心头。 月亮升起来了。迎门的一面墙壁投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光芒，门上的玻璃虽然早被取下了，屋里却仍旧闷热异常，几只长脚蚊子不厌其烦地在耳边吵闹起来。不!他得活!他咬咬牙，侧身趴在床上，左手的食指哆嗦着从肛门缝里深深地插进去，想掏出些大便来。他心惊肉跳地感觉到，指尖触在一种坚硬的东西上，用指甲抠抠，竟然喀喀有声，像是块粗糙的石头。他把手指再往里伸，咬紧牙关把这块堵住肠道的硬东西往外抠，一阵穿心挂肺的疼痛从下往上扩展开来，他不由松下劲，喘了一口气，又接着用力抠，又一阵头晕目眩的剧痛使他的意识飘忽起来。也许是昏迷了几秒钟吧，当意识又回到他身上的时候，手指感触到那硬梆梆的东西已经碎成了几块，他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外抠，一线热乎乎的液体同时从肛门里流出来。在惨淡的月光下，他看清手里浸着热血的碎“石块”，原来是一个星期以前喝下的那缸子钡液的凝块。大便终于排下来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畅通感立时传遍了全身。 他疲乏地瘫软在床板上，望着被门上的铁条划成两半的素月，仿佛生来没有发觉月亮竟是这么动人，在皎洁的清辉下，似乎自己的整个身心也同明月一样爽然不染。他咧开嘴笑了，一个人呆呆地笑了，笑容一直带到梦境里。 朦胧中他恍惚变成了一个婴儿，仰卧在摇篮中嗷嗷待哺，两边是父亲和母亲，父亲很老，母亲却很年轻，她那么轻娴地摇动着摇篮，可这种母性的温柔却似乎很虚远很陌生。父亲宽厚的手又抚在自己脸上，脸痒痒的十分舒服，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触。他想坐起来，投进他的怀抱，身子却动不得。不知是谁，把摇篮剧烈地摇撼了几下，仿佛要连他一同撕碎，他张开嘴巴，拼命地呼叫了一声，…… 他惊醒了，四周漆黑如墨，耳鼓响彻了排山倒海般的轰鸣，“呜——，呜——”门外像是刮起了十二级飓风，嵌在地上的床板疯狂地抖个不停，整个屋子都在抖，在跳!四壁和房顶发出咔喳咔喳的怪叫。院子里，是一片杂乱的喧嚣，有人在喊，“原子弹!”但是更多的声音压过来，“地震啦!地震啦!” 他惊悟过来，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翻身从床上跃起，冲向屋门，门是反锁住的，他用力去撞，撞不开，他叫喊：“开开门!这儿还有人呢!”可他的声音马上淹没在四壁的咆哮和门外的狂呼乱喊之中，惊恐万状的人们谁还能记起这间小屋里还反锁着一个活人?不，这时候人们是不会记起他的!他浑身战抖地回到铺位上坐下，向黑暗的四周望去，整个屋子依然猛烈地摇撼着，发出行将倒塌的惊心动魄的巨响，他现在真正体验到一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的那种绝望了。 “轰”的一声，一面墙倒下来，碎砖齐展展地向外飞迸出去。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大豁口，一股求生的力量推动他猛地站起，连滚带爬从豁墙的尘嚣中夺路而出，往前跑了几步，便无力地倒在地上。 大地的震动在他的身下渐渐停下来，院子里，赤足赤背的人们在惊惶地奔动，有两间监房和几处围墙塌了，一团一团的人围在倒塌的房前嘶喊，院子的大门洞开，几个管教干部冲进院来，无线电喇叭的声音旋即压住了混乱的人声。 “列队，不许乱跑!” “赶快救人!一班、二班，到这边……” 混乱中不知是谁尖叫了一声，“报告队长!反省号!反省号塌了!” “哎呀，里边有人呢!” “早跑了!” “少废话，赶快救人!” 几个人影向倒塌的反省号奔过来，领头的一个高声呼喊：“周志明，周志明!” “丁队长，我在这儿!”他拼足全力爬起来，迎上去。 便衣警察 二十七 爸爸回来了，望着客厅里杯盏狼藉的茶几，竟连一句招呼都不同客人们打，皱着眉径自走进了卧室。这帮时髦的朋友们大概也都感到了一点儿没趣，讪讪地告辞走了。施季虹拉上天蓝色的尼龙窗帘，经过过滤的阳光在雪白的墙壁上映出一片恬静的淡蓝。刚才跳舞时还十分拥挤的客厅此时显得豁然宽敞起来，也许是在神农街头条那间打着隔断的斗室里蜗居得太久了，虽说搬到这幢“复辟房”里已经将近一年，但她对这间客厅的那种初始的开阔感却仿佛还是簇新的。客厅里的陈设布局和色调基本上都是出自她的审美观，素雅豪华兼而有之。窗帘是蓝色的，沙发套子也是蓝色的，她特别偏爱蓝色，是因为蓝色属于安静色，可以减少视觉的疲劳，据说还有降血压的特效。和蓝色相衬，地毯是深红色的，红色显得富丽堂皇，具有强烈的温暖感和刺激性，使人兴奋。屋子一经铺上这种深艳的尼龙地毯，立即抬高了一格似的，连那几件略嫌陈旧的家具也给它衬托得漂亮了。这地毯是上个星期市外办送来的，原来是加拿大工业展览会展品包装箱里用来减震的，展览会一结束便处理给了市委几个主要领导，价钱自然是象征性的。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在其位，自会有人巴结你，父亲担任了市委政法书记以后，不但房子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连沙发也配套送来了，镶了菲律宾木的大办公桌也抬来了，这些事用不着你开口提，自然会有人操持着送上门来，这些人说不定在“四人帮”那阵儿整你整得最凶，现在又拍你拍得最响，一帮小人! 她半躺在长沙发上，顺手打开茶几上的收录机，因为刚才放舞曲，收录机的音量放得很大，一阵粗犷强劲的音乐便突然爆发出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她一向鄙薄戏曲，对常香玉这样的名家也不例外。发音就是不科学，靠喊，年轻时还能凭口底气，一上五十岁，高音就没了。西洋唱法就优越得多，瞧人家张权，六十岁的老太太了，照样唱出小姑娘水灵声儿来。她把调频旋纽拧了一阵，看见吴阿姨手里拿着把扫帚探进身来，便关掉了开关。 “小虹，有人打电话。” “是我妈打来的?” “是个男的。” “噢。” 她站起来走出客厅，来到走廊上，见鬼，电话的听筒不是明明挂着的吗，她把疑问的目光向吴阿姨望去。 “哪儿有电话?” 吴阿姨怔了一下，走到电话机前，抓起话筒放在耳边听了一下，用难听的安徽口音大呼小叫起来。 “咦，怎么没有了?” 她恍然有些明白了，“你叫我的时候是不是给挂了?咳，你怎么连电话也不会用，叫人的时候，这东西要放在边上，不能挂的。” “哎呀，我，我不知道的呀。那……怎么办?”吴阿姨脸上尴尬地堆起歉疚的笑来。 “算了算了。”她恼火地摆摆手，“怎么办也没用了。”她向自己的卧房走去，快进门的时候又回过头来说：“你把客厅收拾一下吧。” 吴阿姨是从安徽望江县来的，那个县份到南州市来帮人做保姆的很多。吴阿姨四十一岁，可农村人老相，看上去足有五十多了。不过手脚还麻利干净，饭菜也满会做的，她来这儿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现在家里这么多屋子，爸爸工作忙，妈妈又有病，小萌上了大学，晚上就是回来也埋头书本，像个张手张嘴的大小姐，不请个阿姨做做家务是不行了。 她关好自己卧室的房门。“电话是谁打来的呢，是卢援朝?他原来说好了明天一早去火车站送我，会不会有什么变故了?” 走到窗前，窗台上一盆文竹养得深翠逼人，妈妈原来在这儿摆了一只花里胡哨的瓶子，还插了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假花，叫她全给扔出去了，俗不可耐!大红大绿纯粹是农民的美学要求，摆假花更是小市民的趣味，这种素雅的文竹那些人反倒不那么喜欢，真是没治。 透过文竹挺拔多姿的细杆向外望去，窗外的地面上，散落着厚厚的红叶。这条街的两侧栽满了高大的法国梧桐，在金秋落叶的时节，地面上便如同铺了一层绚丽多彩的织锦。在她窗前十多米外，是一幢和她家外表相同的房子，整个这条太平街，靠东侧全是这样的房子，因为这是七五年给一些落实政策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盖的，所以到现在人们还习惯地称之为“复辟房”，其实“复辟”这个词在七五年人们的嘴里并不是个坏词，“复辟房”便自然也不包含什么贬意了。可房子盖好后，全让些反复辟的“勇士们”给占住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完璧归赵。也真凑巧，挨着她家的这栋房子现在是江伯伯住着，他的四个孩子有两个考上外地大学走了，一个还在部队，另一个最小的还在东北农村没办回来，江伯伯一个人住这么大一所房子，可能也够害怕的吧? 不知道又是什么客人来了，小汽车的车轮声在门外刹住，门铃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一会儿，走廊里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老施老宋都在吗?” 她听出来，来者是市委政法部的部长乔仰山。乔叔叔原来和他们家并不熟，只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过从密切起来。他的两个儿子——乔真和乔笠也成了家里的常客，乔笠刚刚还在这儿跳舞。乔真和小萌同在南大上学，他学中文，比小萌高一届，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还是在他爸爸没恢复工作的时候上的学，大概不会是走后门吧。 “在，小孩儿她爸爸在。她妈妈上医院看病去了。”安徽人学说普通话，实在太不顺耳了。 自从搬到这儿以后，多半是因为那间宽大客厅的引力所致，常常有一帮人来这儿跳舞，她的朋友便骤然多起来，有不少人就是“大乔”、“小乔”领来认识的，大都是些干部子弟，她同他们交往，做朋友。一起去听音乐会，去郊游，去吃西餐，一起跳舞，也参加他们的高谈阔论，表面上像是棒打不散，可心里却实在看不起他们，有时甚至还讨厌他们。这些人总爱做出一身与众不同的样子，动不动议论时政，中国、外国、天上、地下，要不就是中央谁谁又怎么啦，一个个口气大得很。其实他们的理论见解又有多少感性基础呢，没有!有些人爱辩论无非是显示自己不同凡响罢了，还自称是什么什么“沉思的一代”，真恶心。再不然就男男女女一块背雪莱的诗，也是臭酸气。尤其是乔真，不就是个工农兵大学生吗?有多少真才实学?见着小萌还老爱卖弄他那点儿半通不通的英文，小萌也真爱跟他答对，没治。我就烦这号人!乔真上次跟我谈什么问题来着，好家伙，引经据典的，现在大学生怎么都是这么个风尚?一会儿贝多芬如何说，一会儿柴可夫斯基如何认为，瞧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当时真恨不得给他一巴掌，少在我面前臭显，要显跟我妹妹显去。乔真喜欢小萌，言谈举止，形迹很著，乔叔叔也给他提过，妈妈好像也动了点儿意思。上次小萌去自新河“私奔”的那场风波过后，妈妈说过再不管她的事了，可现在这不又管上了?人还不就是那样，一阵儿一阵儿的。不过，要说朴实好处，周志明比乔真还是强多了，长得又漂亮。乔真呢，倒也不是难看，主要是气质不好，女里女气的，奶油小生，还不如他弟弟乔笠有棱角。乔笠可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什么时候都没正形，只有跳舞的时候除外，舞迷一个。他不但能跳老派的波尔卡和华尔兹，也能跳探戈和伦巴，今天还表演了一段迪斯科。迪斯科其实并不好看，不过他跳得还挺是那么回事的。这小子的聪明劲都用在这上面了，能跳，还能讲，什么节奏呀，旋律呀，步法呀，一套一套的如数家珍，他能讲出探戈来自阿根廷，伦巴源于古巴，桑巴始从巴西，克里卜索生在海地。这种人，花花公子，要说真学问却一点儿没有。可不知为什么，她一方面看不起他们，一方面又总和他们闲泡在一起，他们要是好久不来，她也会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许自己身上总有些东西同他们相投吧。卢援朝可说是彻底地看不惯他们，看见她和他们在一起便耷拉下脸来，虽然从来没明着干涉过她的私交，但男人总希望自己的女人安分一些，专一一些，这对女人倒也不是坏事，至少说明他是爱你的，否则，管你跟谁呢!“大乔”“小乔”他们都奇怪她怎么会找上卢援朝这么个书呆子，其实他们不了解，卢援朝不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但却老于世故，工于心计，胸中的城府是极深的，他身上的书卷气不过是表面现象，表面现象并不是实质，甚至是实质的反面。男人总得有点儿沉稳的气质，她最烦的就是那种咋咋呼呼的男人! “对，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去，如果明天他不去送我，那箱子怎么提得动呢?” 她走出房间，来到走廊里，给941厂卢援朝的办公室里拨了一个电话，他不在。 “出去了?上哪儿了?”她对着听筒问。 “他母亲又闹病了，刚刚送到医院去，这几天恐怕上不了班。”卢援朝的一个同事挺耐心地答复着。 果然不出所料，一求他帮忙他就有事儿，她有些恼火地冲听筒发问：“他弟弟呢，他弟弟在家闲呆着，为什么不带老太太看病去?” 对方有点儿不快了，“那我怎么知道，喂喂，你是谁呀?” “算了算了。”她烦躁地挂上电话。 看看时间，离吃晚饭还早。身上有点痒，走前该洗个澡，换换衣服。她回到卧室拿了大毛巾，推开了客厅的门。 “乔叔叔来啦。”她先向客人问候了一下，然后说：“爸，我洗个澡。” “哟，虹虹没去上班呀?”乔叔叔总是这样亲热的口吻。 “她跟厂里请了假，想去北京考考中央歌剧院，她妈妈托人给她联系上的。”爸爸说。 “哎，原来不是说咱们南州歌舞剧院已经要你了吗?”乔叔叔一说话，嘴就张得老大。 “她呀，这山望着那山高。要我说，在厂里当仓库保管员就挺好，仓库管理也是一门专业嘛，搞好了同样可以为国家做出成绩来。” “哈哈哈，”乔叔叔笑了，倒是笑得很爽朗，“现在的年轻人啊，可不像咱们老头子那么容易知足喽，我那两个孩子也是，生活条件那么优越，还老是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心，一天到晚发牢骚，不满意，年轻人嘛，都是这样的。啊，你什么时候去北京啊?” “明天早上走。爸爸。援朝明天有事不能送我，妈叫给何伯伯带的那一包东西，又是酒又是苹果，死沉，我可提不动啊。” “明天，是早上七点一刻那趟直快吗?”乔叔叔又插话，“正好，我明天早上要到车站去接个人，我叫车子往这儿拐一下，把你捎上不就行了吗。” “乔叔叔也去车站?太巧了，谢谢乔叔叔啊。” 两个老头儿继续他们的谈话去了，她穿过爸爸的卧室走进了洗澡间。真讨厌，这房子当初是怎么设计的，洗澡间偏偏设在最里面，洗个澡非得穿过客厅和爸爸的这间大卧室才行，实在不方便。不过从附近工厂里接了热气管道，热水倒是现成的。 她把水调节得比往常热一点儿，站在喷头下，让微烫的热水长久地从肩上淋下来，刚刚跳了半天舞，现在用热水一烫，的确很解乏。 乔叔叔还没走，还在客厅里同爸爸说话，卧室的房门是开着的，说话声能很清楚地传到洗澡间来。 “昨天市公安局那个组的讨论我去听了一下，”乔叔叔的声音就像多声部的乐句一样浑厚明亮，“讨论得还不错。看来今后的公安工作，社会治安是个重头，‘四人帮’时期尽抓反革命了，反革命真成了汪洋大海喽，社会治安没人管，也没个法律可循。等过一阵儿中央公布了法律就好办喽，一律依法办事嘛。法律是白纸黑字呀，我看这些年这么乱，关键是没有法。” “有法也不依嘛。”爸爸的声音小得多。 “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萌萌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噢，你今天见到她了?” “是乔真打电话告诉我的。他今天被批准入党了，在四川酒家请几个同学吃饭，还专门请了萌萌。” “入党，怎么还要请客呢?” “咳呀，他们还不是找个借口打打牙祭吗，哈哈哈，年轻人的事，我们老头子不管也罢。” 年轻人的事，哼，乔叔叔到底会说话，可爸爸居然没听出那番弦外之音来，还在一味地发感叹。 “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得了，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这么大的娃娃哪里敢自己去下馆子呀。前两天我去了一次九仙居，一桌一桌的都是些半大的孩子，成群结对地去吃，要一大堆好菜。吃不了扔下就走，‘四人帮’毁了一代青年，真是不得了呀。” 爸爸总是这一套老生常谈，“八旗子弟，不得了呀，”纯属说教。现在年轻人不自己乐呵一点儿，谁给乐呵呀，下了班连玩儿的地方都没有，你瞧咱们国家那个破电影……。她关掉水龙头，开始往身上打香皂，澡间里顿时飘溢着一股浓郁的馨香。那个蹲监狱的周志明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小萌一直给他去信，可一字回音也没有收到，真是多情女子薄情郎，现在她上了大学，大概也顾不上想这种事了。乔真固然有浅薄的一面，但总还是个大学生，家庭教育，生活习惯和我们家都是一路子。不知道小萌心里是否属意于他。别看小萌平常温顺老实，其实还真是个倔性子，自己认准了的事儿谁说也不听，自新河之行便是一证。这几年还死抱了个宗旨：同情弱者。同情弱者如今也成了一种时尚，谁倒霉，谁挨整，大家就可怜谁，这也算“文化大革命”乱整人的后遗症，这些年除了几个整人的，几乎没有谁是真正的坏人。整人的遭怨恨，被整的落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不过同情弱者在小萌身上之极端、之绝对，几乎成了她的一大怪癖了。 “老施呀，我走了。啊呀，我那老伴儿说了好几次了，什么时候请你去品尝一下她的拿手菜呀。” “有空儿吧，我去看看她。” 脚步声响动了几下，又站住，“老乔，还有件事，原来市公安局有个叫周志明的，呃——，他的情况你清楚吗?” “周志明……” “‘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判了刑的，现在不知道复查了没有。我上次向马树峰问了一下，他说查一查，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 “噢，那个人呐，我记得法院的同志提起过，他不属于在广场事件中错抓的那一批人，所以不在上次释放的范围之内。他好像是犯的……是渎职呀还是包庇坏人呀搞不清，反正是属于刑事犯罪的性质。法院的同志说，上次他们到自新河农场去复查案件，听那儿的一个干部反映，他在抗震救灾期间企图策动犯人越狱暴动，不知道后来查实了没有。这种问题按理是得加刑的。呃——，如果你关心此事，我直接向劳改局问一下。，现在人手紧张得很，冤假错案得一个一个地复查平反，怕几年也弄不完呢。有些人赶着这个风头，明明有错误也闹着要翻案，情况复杂得很呢。” 脚步声又响起来，说话声移出了客厅，消失在走廊里。 热水从头上复又淋下，雪白的香皂沫团在脚下散开，她揩干身子，裹上宽大的线织毛巾，披散着头发走出浴室，回到自己的房间。 立柜上的镜子映出她开始发胖的体形，刚刚浸过热水的脸泛起两片潮红，她揉揉眼睛，不知是浮肿还是已经生了泪囊，眼围的皮肉显得有些富余。真是人未老，色已衰了，将近而立之年还是一事无成。这次去京投考是缠了妈妈一个月的结果。妈妈就恨不得女儿都跟她一样，一辈子碌碌无为，总想把她那个自得其乐的人生观在后辈们身上推而广之，好像女人的本分只是成为男人的助手，帮助男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妈的知识有限，可在这方面，却能信口举出许多中外名人的例子，她的那副自鸣得意神态，就像爸爸能坐上现在这个职位全是出于她的功劳似的，其实她若不是挂了块市委政法书记爱人的头牌，妻以夫贵，还不是什么都没有吗?她反正是决意不走母亲的路子的。她不想做达尔文的妻子埃玛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牺牲在丈夫的事业上，她为什么不能像居里夫人?卢援朝有卢援朝的事业，她有她的事业。如果这次能考上中央歌剧院，就可以再设法把卢援朝也调到北京，丈夫做为翻译家，妻子做为歌唱家，相得益彰，互不辱没。要是能出国就更好了，上次乔笠领来的那个建国，他女朋友就自费留学走了，现在走的可真不少。妈是连南州也不愿意让她离开的，简直像个封建老地主，恨不得一辈子不出村子，不过也难怪，人上了岁数，当然最怕膝下荒凉的孤独晚景。可自己也得为自己考虑呀，虽说市歌舞剧院已经答应录取了，但倘若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地位，为什么不呢?国家歌剧院，这在外国可不得了，英国皇家歌剧院的演员一小时挣七十英镑，社会地位极高。现在的事算看透了，过去把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批得一钱不值，现在又怎么样?还不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三十年，就这么变来变去，把人们都给变聪明了，什么这个那个的，全是虚的，没本事就得被社会淘汰，弱则愈弱，强则愈强，亏了前几年她没犯傻，还学了点儿声乐，要不然，还不就得在仓库窝一辈子! 天色暗了，妈妈也从医院回来了，就着晚饭吞了一大把红红白白的药片。妇女病、冠心病、腰肌劳损，以前在小破房里住着的时候也没那么多病。他们那个出版社倒是恢复了建制，可她也成了长期病号，索性不上班了。 为了控制体重，晚饭她照例没敢吃太饱，回到房中收拾了一下准备随身带着的东西，不觉有了点儿困意了。 小萌果然没回来吃晚饭，乔真也真肯下功夫，爸爸不知对小萌的事持什么态度，他好像还挺关心那个周志明的，也许是小萌托他问的，也未可知。难道她还在留恋着他吗?这也未免太不实际，退一步讲，就算他是冤假错案，将来平反了回来，可在监狱那种地方染了两年多，还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德行呢。有时候，环境对人的造就简直是不可抗拒的。他会变得粗野、冷酷、委琐不堪，说不定还学会了偷、骗、流，都是未可知的事，在那种地方，谁也保不住一身清白。可小萌往往想不到这些，在她脑子里，周志明还是那个朴朴实实、漂漂亮亮的形象，真是不实际。 “算了，由她去吧，我也不管那么多了，自己的事还管不过来呢。早点儿睡吧，明天还得早起，乔叔叔不会忘了接我吧?可别误了我的火车。” 便衣警察 二十八 这一天正是北方特有的那种秋高气爽的天气。车窗外，天空湛蓝耀眼，初升的太阳把收割后的田野照射得一片灿烂，她的胸臆也格外豁朗起来。 这间软卧包厢里，连她只有两个乘客，一个四十多的男人坐在她的对面，衣冠楚楚的像是个华侨。车一开他就埋头看报纸，一张《人民日报》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乔叔叔很准时，一早就用车子把她带到了车站，还介绍她认识了这趟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大约有四十岁了，生了一副广东人的高颧骨，听说她是市委政法书记的女儿后，便爽快地把她领进了软卧车厢，安排了一个铺位。 这是她第一次坐进软卧车厢，一种新鲜的舒适感充满心头，她竭力做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态，压制着不让这种快感露在脸上，可脑子里却不由生出许多杂乱无章的联想来，思绪无端地跳来跳去，一忽儿想到《红楼梦》里刘姥姥进荣国府，一忽儿想到这一年来随着爸爸政治上的翻身而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一忽儿又想到文革初期，她甩着两条小辫子跟着串联大军挤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浩浩荡荡闯天下，……哼哼，那时候坐火车的情形与现在是多么迥然的两样，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要是不依赖一帮男同学的帮助，几乎就没法从火车的窗口爬上车去。在肮脏的车厢里，所有空间都饱和地利用起来，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在从北京到上海的那次“远征”中，她和另一个女同学占领了车厢里的厕所，在里面足足松快了两个多小时，任凭人们在外面把门擂得砰砰响。后来每每向别人学说这段“喜剧素材”时，她对自己当时在厕所里那种心安理得的描绘，总能引起听者的捧腹大笑。她望着眼前宽大明亮的车窗，望着车窗两旁垂挂下来的勾针窗帘，望着铺了雪白台布的桌面上那盏考究的台灯，似乎怎么也体会不出当年挤火车时那种浪漫的激情和乐趣来了。她用皮鞋的高跟蹭了蹭地，红色的地毯又厚又软，再也不是那种湿漉漉、粘糊糊的感觉了。那划时代的一切确实都已经过去了，成为一个不堪回首的梦。 “不妨碍您吗，同志?”对面的中年人掏出一根香烟，彬彬有礼地冲她笑着说。 “不不，”她连忙摆摆手，“我不在乎烟，我爸爸就抽得很凶，我熏惯了。”她边说边注意地端详了他一眼。 中年人穿了一身浅色的西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档次很高的金丝眼镜，身材魁梧，面容却很斯文。他嘴里轻轻地喷出一股带甜味儿的烟雾，笑容可掬地放下报纸，向她问道： “您是去北京?” “是的。先生也去北京吗?”她还是头一次使用“先生”这一称谓，所以说得有点儿生疏别扭。 “啊啊，”那人点点头，大概是被她的客气影响了，没有再称她同志。 “小姐是南州人吧?在哪个部门工作呀?” “我在南州941厂工作。” “941?啊，是保密工厂吧?”中年人夸张地做出一个神秘的表情。 “咳，什么保密不保密的，就那么回事吧，卫星时代，什么密呀，没密!” “哈哈哈，”中年人笑起来，“小姐说话蛮有意思呀。您这是去出差吗?” “不是，北京的中央歌剧院想收我，叫我去试试嗓子。” “啊，怪不得听您的声音很好听，原来是学过声乐的。” 中年人说话热情而有礼貌，给人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她很快摆脱开拘束，轻松地同他攀谈起来。 “先生是华侨吧?” “不是，我是外籍华人。” “来旅游?” “不，我是里克贸易公司派驻南州市的代表，我姓冯。”中年人从上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小姐贵姓?” 她很不习惯地接过名片，“姓施。” 整个一上午都在轻松愉快的闲谈中晃过去了，中年人性格开朗，谈锋很健。谈风景，谈气候，从南州说到维也纳，还谈了音乐，谈了外国的歌剧院和音乐学院，从当代十大女高音到风靡世界的“猫王”和“硬壳虫”乐队，所谈的话题几乎都是她感兴趣的，她的话也因此多起来。 “没想到冯先生对音乐还是个行家。” “噢!那可谈不上，我只是比较喜欢一点儿罢了。施同志什么时候登台演出，我要能赶上机会一定去欣赏。”他不知不觉又称她为同志了。 “看这次考试情况吧，我估计问题不大。”她心神怡然地笑着。中午，一个年轻列车员走进他们的包厢，通知他们现在可以去餐车用餐，小伙子说话的时候，看也不看她，只把脸冲向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显然是表示正式的软卧乘客只是他。一股强烈的羞辱感和自卑心胶和在一起从她的灵魂深处冒出来，以前，即便是在当走资派子女的时候，她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自卑过。 餐车对硬席车厢的午餐供应已经结束了，铺了白塑料布的餐桌被擦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花瓶和各色水酒。这趟车的软席乘客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餐桌都空着。 这是她头一回跟“外国人”一道吃饭，中年人要了一个辣子鸡丁，一个焖大虾，还要了冷盘和酒，菜不多，可两个人吃富富有余。 在她的那帮朋友中，有不少人和外国人有交往。现在交外国朋友也成了时尚，全不像过去那样躲躲闪闪，生怕沾上“洋”字惹是生非了。连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如今也成了值得四处宣扬的荣耀，甚至成了谈恋爱的价码，别管是什么丑八怪，只要国外有亲戚，立即就会身价百倍，对方也得刮目相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连不少干部子弟也纷纷往外国人的圈子里钻营了，乔笠就在南州饭店被外国人请过两次，以后便常在众人面前津津乐道那桌面上的奢费和排场，还有吃西餐的那一套绅士规矩，什么喝汤不能出声响啊，餐刀不能入口啊；骨头不能嚼碎呀，擦嘴要“拭”而不能“抹”啊。过去，她一听到乔笠这类吹嘘就感到厌恶，觉得他很下贱，而现在，当冯先生向她端起斟满暗红色葡萄酒的玻璃杯时，她一下子又觉得乔笠也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了。 旅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她很愉快。 列车开过了丰台站，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手提包放在了床上。中年人又点起一支烟，半仰着脸专注地听着喇叭里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介绍，听了一会儿，对她问道：“施同志对北京熟吗?” “熟，太熟了，我以前在北京住过很长一阵呢。” “噢，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可以不可以?” 一个下意识的迟疑在她脑子里闪现了一下，但很快就消失了。自从爸爸出来工作以后，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八杆子打不上的“认识人”来求她帮忙办事了。她早烦透了那一副副讨好的笑脸和殷勤的吹捧。可这会儿，虽然还不清楚对方所求何事，但光凭这个人，她也是乐于出力的。 “那怎么不可以，”她说，“我能办的一定尽力。” “我这次除了办几件公事之外，主要想到北京各处名胜玩玩，可人生地不熟，施同志要有空闲的话，能不能帮我做个向导，我们一起转一转?” “这个呀，没问题，准能叫您满意。”她很快活地答道。 “我在前门饭店下榻，唔——，怎么找你呢?” 她思索了一下，“我住在我爸爸一个老战友家，他家有电话，”她从自己的电话条上撕下一页纸，写上电话号码，又写上自己的名字，递给他，“打这个就行。” “唉”，中年人收起电话来，不无感慨地说：“回到祖国快两个月了，事事都觉得很习惯，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没有朋友，太孤单了，想找个说说话的人都难啊。将来你要是一个人出国，准有体会的。”“我还能出国?”她脱口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不能，我想准会有机会的。啊，要是到了外面，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冯先生的夫人也在国外?” “夫人?啊，我们早分开了。”他简短地答着，并未加任何解释。列车徐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接客的人群。她下了车，身体被奔来挤去的人来回撞着，回头望望，紧挨在身后下车的中年人已被拥挤的人流淹没。她的胳膊渐渐吃不住手提包的重量，疼得有点儿发麻了，头上刺痒痒地出了汗，她索性放下手提包，伸手到兜里去摸手绢，摸到的却是一张硬纸片，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冯先生的名片，在车上她只是仓促地晃了一眼，这时不由仔细看起来。 “欧洲里克贸易公司派驻中国南州市办事处代表，冯汉章。”哼，冯先生告诉过她，所谓办事处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再下面呢?“地址：南州饭店七一二房间，电话：44071。”名片的另一侧写的是外文，她看不懂，便将它揣回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向左右张望着。 “何伯伯他们家没接到电报吗?这么沉的东西，一大半是给他们带的，也不来接，真讨厌!”她烦躁地用手绢在鼻尖上来回扇着凉风。 “嘿，季虹姐姐!”随着一声尖细的叫喊，她的肩头重重地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姑娘站在眼前。 “玲玲!”她惊喜地叫起来，“我一猜就是你来，收到我妈妈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我怎么会来?”玲玲是何伯伯的小女儿，像个运动员一样结实，她一把抢过提包，笑哈哈地说：“你什么时候烫的头?真变样儿了，我都不敢认了。” “越变越丑了吧?” “得了，越变越洋了。哈哈哈……”玲玲旁若无人地大笑，她的性格同她粗放的外表倒是极为相似。 她们出了检票口，在车站右侧坐上了二十路公共汽车。汽车转了两个弯，便拐上了宽阔的长安大街，她的心怀也为之一宽。 也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离开那光线暗淡、令人窒息的配件仓库，成为北京国家歌剧院的一名演员，也许，每天上班下班都能在这条世界上最宽最长的大街上往返。她把视线向车窗外伸展出去，坦荡笔直的长安大街仿佛展示着她的广阔未来，歌剧院现代化的排练厅在眼前一跳一跳的，——崭新的练功架，巨型的大镜子，那镜子像个宽银幕似的占了一面墙……，将来总会有机会上电影的，她最适合那种自唱自演的角色，还有……咳，不用想那么多了，只要进了那个金光闪闪的门槛，凭她的天赋和刻苦，将来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是不难的。对了，还可以出国，做为中央直属表演艺术团体，出国的机会决不会少。重要的是得控制住别再胖下去了，演歌剧不同于独唱，形体和嗓子是一样要紧的……出国，哦，小时候还以为哪儿都没中国好，现在，真他妈想出去看看，……他们一般在哪里演出呢?天桥剧场还是民族宫?…… 她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幻想，实际上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但幻想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她，现在正是需要幻想的时候，幻想常常会成为奋斗和起飞的动力，人没有幻想就完了。 当然，幻想有时也会被现实击碎。在何伯伯家安顿下来以后，她第二天便按照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了中央歌剧院。这是一座挺大的院子，大门口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她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起来。 “到底是国家级剧院，门口还设了岗。”她津津有味地琢磨着，顺着院子里一条弧形的马路来到剧院的楼门前，不由得呆住了。 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做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嗦。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 “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 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招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凑起来给你听听嗓子，我好大面子呢。”李阿姨颇为得意地说着，把她领进一间钢琴室。她朝屋子里的几个人看了一眼，除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还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的派头外，其他几个简直就像卖酱油的，和她过去想象的风度大相径庭，她情绪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谱递给了钢琴师。 唱了两支曲子，一支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一支是法国歌剧《卡门》里米开拉在山洞唱的那段咏叹调。唱完之后，便由那几个人问话，全是些泛泛的问题，学唱多久啦，跟谁学过啦等等，最后，还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讲了讲她对米开拉那段咏叹调的理解偏差和换声点、装饰音的毛病，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些了。 走的时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门口，拍着她的肩膀问：“你什么时候回南州啊，替我问你妈妈好。”这一句话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关于“也许还有门儿”的话，也不过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她对李阿姨没有做半点儿感谢的表示，顾左右而言它地说： “这破地方，还用得着设双岗吗?” 李阿姨瞥一眼院门口的岗哨，“这院子是部队的，我们在这儿临时占了一个楼，岗是他们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辞走了。 一连两天，她门也懒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来过一次电话，请她去家里玩玩，她敷衍了两句，推辞了。何伯伯一家人见她没精打采的样子，都先后过来说过许多宽解的话，何伯伯的爱人胡阿姨根据她在北京市委搞过一段人事工作的经验，鼓着多肉的嘴巴说：“你妈妈托的那个李阿姨在剧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办事可不怎么牢靠。往北京调工作，哪儿那么简单呀，即便剧院收了你，户口怎么办?进户口归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调动走劳动局这条系统，可演员是按干部管理的，干部调动走人事局这条系统，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条条，说不定在哪儿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么好调呢。要我看，你还不如先去南州歌剧院呢，再说那儿上台锻炼的机会也比这儿多，这儿都是些名家，难得轮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宽处劝导她，而她的心情却反而更加阴沉恶毒起来，心里骂着，“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罗唆!” 星期天，她仍旧没有心思去转转，但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这也怪自己过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也罢，就先设法把去南州歌剧院这件事办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儿是够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凤尾”来，“鸡头”也许更多一些优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 “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 “你?……噢，冯先生!” “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 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 “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鹂馆”里吃的。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不很有钱，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 在“听鹂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了。 “你考试怎么样，还顺利吗?” “别提了，”她挥挥手，“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就是当代十大女高音来了，也照样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说：“这种事，要是在国外就好办多了，一切凭本事，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当然，国外也有国外的不好……资本主义嘛。” 从颐和园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冯先生余兴未尽，建议到民族宫去跳跳舞，她谢绝了。一来因为太累，二来是这几天在何伯伯家里灌了一耳朵关于跟外国人去民族宫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败坏的话。她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去排队买火车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吗，太巧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我们又能同路了。”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我是请了假出来的。” “后天?好，我帮你买车票，我在饭店里订票很方便。”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送去?” “你太客气了，我还付得起这点小小的盘缠。” “不不，实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费。” “我们是朋友了嘛，你这样认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导费呢?噢，我明白了，现在国内的人是不是还害怕和外国人接触?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当然不勉强，我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您想到哪儿去了，如果您高兴，我当然很希望有您这样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真的。” “谢谢，你知道吗，我最怕一个人坐火车，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寂寞，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在颐和园门前停车场的路灯下，冯先生心满意足地笑了。“好，现在我送你回家。” 便衣警察 二十九 马树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离开自新河的。一年多的光阴在匆忙中一闪而过，当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坚硬的土地时，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他现在住的场部招待所的这栋讲究的小楼，正是过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调查组的“行馆”，他当时还以第八副场长的身份，陪调查组去过砖厂呢。多快，一晃两年了。 几乎是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农场的简陋宿舍就开始门庭若市了，甚至连那个平时从不和他说话的农场第一把手陈政委，见了面也躬身含笑，带着几分敬意。在这个偏处一隅的劳改农场里，改朝换代的气氛和枯荣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还要来得快。马树峰本来是下决心留在农场好好搞一阵的，他毕竟已经了解了这块土地，对它有了感情。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突然从南州市打来长途电话要他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动身启程，总觉得该把这儿的工作做个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势有个着落再走才好。直到从北京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亲自来电催促，他才不得不抛开一切事务，连行李也没有打，只身回到南州市来了。 刚回来的那阵子，他，还有准备担任市委政法部长的乔仰山，先是以工作组的身份参加了市公安局党委常委的工作。因为当时李直一和施万云对甘向前的底细不清楚，开始还是指定甘在常委内牵头，所以，头两月局里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甘向前在公安局经营了十年，只要他这棵大树不倒，下面的猢狲也就绝不会散。别的不说，光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就非常掣肘。比如他马树峰前面刚在局政治部讲了，凡属在十一广场事件中立功受奖而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律暂回原职的话，甘向前后面接着就在大会上宣布：十一广场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性质一样，是中央定的性，立功的照样使用，受奖的照样光荣!针锋相对的态势，越来越表面化。难怪局机关大楼里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上赫然写了“甘向前到底是‘牵头’还是‘钳头’”这样几个字，很是辛辣。他也曾抱着一线希望，以不念旧恶、不计前嫌的态度找甘向前谈过，结果不行，一谈就崩! “我当然是有意见的!”甘向前很激动，“平反工作不能翻烧饼，不能对过去的结论一概否定嘛。别的不提，我只举一个例子，据说连周志明的案子有人都想翻，这成什么了?不要说徐邦呈脱逃的疑案未了，难道连他销毁证据的事也要一风吹吗?再说他在地震期间还有策动犯人越狱的新科，又该怎么说?” 对于311案的失败，公安部调查组兴师动众而来，不了了之而去，马树峰是早就打算重新调查的，只因始终大事缠身，一时尚不能顾到此处；对于周志明销毁证据的案子，他倒没有什么新解。这些年的事情，真伪杂陈，乱七八糟，没有第一手材料他一概不表态。而且市里后来对复查平反工作又做了新的分工，公安局只搞未决犯，投入劳改的已决犯统统归检察和法院系统甄别，他也就把这事搁在一边了。这次回自新河的路上他还想着，不知道这个周志明是不是还在这地方。 很早就想回自新河看看了，但是自从他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以后，要想躲开自己那间办公室，是绝没有可能的。直到现在，甘向前撤职审查，局里的形势完全明朗，各业务处的班子也基本上配齐，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起步了，他的这个愿望才算实现。昨天晚上下了班，他只随身带了个秘书，轻装简从，孤车一乘，直奔自新河来了。 一路颠簸，夜里十二点到了场部。不知是谁先往这儿打了电话，场长、副场长，一溜七八个，迎候如仪，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了招待所的小楼。这使他十分扫兴，本来盼望着体会的那点旧地重游的亲切感，全被这种官场的繁文缛节淹没掉了，可惜。 今天一大早，他没等有人来拜就离开招待所，先到场长办公室来了，场长也是个刚复职不久的老家伙，一见面就发牢骚，——劳改局迟迟不给场里派新政委，搞得现在生产、管教、震灾后的基建，还有揭批查运动、搭配各分场的班子、落实党的改造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还有生活，全场一万多干部、职工、家属和犯人的吃喝拉撒睡，事事都得他这个当场长的躬亲主持，吃不消!马树峰听着，也只能心里叹气，“你叫我怎么办?”他说：“抓紧找年轻的，接班!” 这真是个要紧的事，局常委的班子几乎快成敬老院了；下面这些干部也是青黄不接。找什么样的人来接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公安人员，这是他近来时时盘桓于心头的问题。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的当然不行，唯唯诺诺，难得糊涂的也同样不行，一定得要那种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来接公安事业的班，要真正有责任感的人!这些年叫“四人帮”搞的公安人员的责任感都到哪儿去了?像那个本来并不复杂的311案件，为什么叫一个外行加极左的甘向前就给活活搞砸了?那些当处长的、当科长的、当侦察员的，你们可不是外行，为什么不敢坚持原则，据理力谏呢? 一想到这些，马树峰心里就沉甸甸的，话自然也就说得少了。场长告诉他，上午机修厂要开先进工作者授奖大会，估计很热闹，建议他去看看，他同意了。 正要出门，狱政科长来了，看见他，很恭敬地垂手说道：“哟，是马局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刚来。你找我?” “不，我找场长。市委政法部刚才来了一个长途电话，问砖厂犯人企图越狱那个案子的情况。” 场长指了一下手，说：“你们各司其职，不要事事都找我。” “他们电话里说，是政法部领导要问的，要我们尽快报个材料到政法部去。还说，如果周志明挑动犯人鼓噪的问题属实的话，也要尽快把处分意见报到检察院去，还叫咱们先提个加刑期的意见供法院参考。” 毕竟是政法部领导亲自垂询，场长不得不郑重其事了，“下面不是报过材料吗，实不实?” “我看没问题，我们科的常松铭原来就是砖厂的文书，这件事的始末经过他都清楚，材料里还有他的一份证明呢。至于周志明本人的口供……砖厂领导是找他谈过的，他态度极坏。据砖厂老于反映，这个人自从入监以来，反改造情绪就很大，一直不认罪。虽说口供是证据之王吗，可他拒不承供难道就不处理了么?” 场长还没答话，马树峰插问道：“是砖厂那个周志明?” “就是他。”狱政科长转过脸来，“对了，马局长知道这个人，七六年公安部还来人查过他的事嘛。” 马树峰奇怪了，“地震期间的事儿，怎么拖到现在才加刑?” 狱政科长解释说：“因为那事出了没几天，就赶上主席逝世，然后又是粉碎‘四人帮’，所以一直没腾出功夫来办。” 马树峰皱起眉毛，说：“快两年了，说不定犯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有错儿的时候不及时加刑，等到他变好了，又补算旧账，这对改造工作是很不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拖拉了。” “就是就是，我们准备在以后的管教工作会议上专门研究一下。不光影响犯人的改造情绪啊，有时候连法律上规定的追诉时效也给耽误了。那么，您看这个案子还报不报了?”狱政科长小心地问了一句。 “情况查实当然要报，不过不要提什么参考意见，该多长刑期，由法院去判。” 狱政科长喏喏连声地走了。他和场长乘一辆美国造的库莱斯汽车去机修厂。这种老牌子汽车在南州市的大街上早就绝迹了，跑起来连吼带喘的，很吃力。借着路上同车的机会，场长叨叨不停地向他讲着场里的事情，可他此时却没有一点心思去听，直把目光飘向车外。 车子老掉牙了，柏油马路却是新铺的；路边栽了许多小树，细细的树干被草绳裹着，更给人一种弱不胜寒的感觉。老车，新路，小树，真的，今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小树很可能会冻坏的。马树峰想着想着，忍不住打断身边那位场长的长篇大论，问道： “你见过周志明吗?” “谁?”也许是他的问话离题万里，场长愣了一下，半天才说：“啊，听说过。对了，去年场里统一调查了一批犯人，周志明正好调到机修厂了，你要感兴趣，今天可以把他找来。” “啊。”他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机修厂离场部不过十来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因为是粉碎“四人帮”后头一次评选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大家都有个新鲜劲儿，所以授奖会确实开得很热闹，领导讲话，代表发言，披红挂彩地发了奖，最后还演了节目。马树峰的不速而至，更带来一种近乎过节般的气氛。 散了会，机修厂的厂长和教导员把他们请到厂部一间办公室里落座。虽然是地震后才盖起的简易房，但屋里既干净又温和，一只深青色的水壶坐在炉子上，地喷着白气，十分悦耳。他先问了问厂里的生产情况，接下去，话题就移到管教工作上来了。 “犯人最近思想还稳定吗?” “还好吧。”教导员和厂长对视一眼，说：“前两天开了春训动员会，回去以后犯人们都在班组会上表了态，整个儿情绪还不错。这两天除了修理车间的周志明之外，没有发生不服管理的现象。” 又是周志明!马树峰倒真的感兴趣了，问：“周志明为什么不服管理。” “谁知道，可能因为不干活儿，我是听李副教导员说的。这个犯人是去年才从砖厂调整来的，在砖厂是第一号反改造尖子。”教导员说着，脸上略露得意之色，“结果到了我们这儿一直表现不错，最近还评上了修理车间的改造标兵。不知道昨天怎么又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 场长插嘴说：“犯人嘛，思想允许有反复。” 马树峰看看表，还早，于是说：“你们把周志明领来，我和他谈谈。先把他的队长找来也行。” 没一会儿，教导员领了一个干部回来，进屋介绍给他。这个人叫丁广杰，过去也在砖厂当队长，去年带着砖厂的十几个犯人一块调过来的。 丁广杰很拘谨地坐下来，马树峰先漫无边际地问道：“周志明现在在队里表现怎么样?” 丁广杰点一下头，“不错。” 教导员问道：“前天不是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到底为什么?我看老李气得够呛。” “就为新起的那栋简易房，前天把墙抹完天就黑了，灰浆也用完了，可李副教导员的家属在招待所大房子里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想早点儿把这间房子弄利索了住进去，所以就叫周志明再拌点儿灰把屋里的炉子砌上。周志明开始也没说不干，土也围上了，水也打来了，后来李副教导员有两句话他不爱听了。” “什么话?”马树峰说。 “李副教导员说：‘你们这号人，就是缺乏劳动才滋长了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走上犯罪道路的，现在让你多干一点儿，也是让你多去去毒、赎赎罪。’这话是难听点儿，可也没什么不对呀。好，他小子犯犟了，铁锹一扔不干了。” 机修厂长插了一句，“这人我不熟，可我看他干活儿还可以嘛，修理车间几次表扬犯人的名单里都有他。大概就是脾气大。” 丁广杰说：“脾气也不是大，这人其实说起来还是个弱性子，胆子也不大，干活也肯下力气，蔫蔫的还挺爱学习。就是有一条，你不能老说他犯罪不犯罪的，你一说，就顶你，当了犯人还这么大自尊心，我真是头回见。” 场长点着头说：“说来说去，关键是个认罪服判的态度没端正的问题，这次春训，你们厂里可以重点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马树峰却沉思了一下，抬眼说：“李副教导员的那个话嘛，倒也可以不说，刺激人的语言对犯人转变思想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他停了一下，又问丁广杰道：“他对自己在砖厂策动犯人暴动的事，没有一点担心加刑的想法吗?” “噢，那件事呀，”丁广杰却反问道：“怎么，查清是他了吗?当时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查出结果了?” “也用不着怎么查嘛，当时砖厂的文书亲眼看见他在挑动犯人冲出去嘛。” “您是说常松铭吗?”丁广杰皱起眉头，“他怎么看见了?他光听见声儿不对就跑回来了，这事后来我们几个队长还议论过他哪。是他自己说看见的吗?” “他写了正式材料的。” “那他是瞎扯!” “你怎么知道他没看见呢?”马树峰心里一动，怀疑地问。 “没错。”丁广杰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那天犯人们都到窑上收拾场地去了，就留下他们六班在监区里清理砖头碎瓦，我本来在监区院里，后来尤厂长叫我到厂部的防震棚里谈话，常松铭也在那儿，还跟我们一块说了会儿话呢，后来他说要去监区看看，就走了。走了大概顶多两分钟吧，蹬蹬又跑回来了，脸都白了，一进来就嚷：‘不好，院里要放羊。’意思就是犯人要跑。我们出门一听，果不其然，监区那边一片吵吵嚷嚷的。尤厂长问常松铭怎么回事，常松铭说不知道，还那儿瞎分析哪，说可千万别是集体越狱吧。他这一说尤厂长也急了，赶快叫我骑上三轮‘小东风’到附近的五分场去叫警卫部队，又叫常松铭赶快把在家的干部、工人叫出来围监区，连家属学生都绰着棍子出来了。不过当时的确是够吓人的，因为正赶上刚刚传达市委领导的指示，要防止犯人暴动、逃跑，大伙的神经都特别敏感，一听到犯人在院里叫唤，连我都以为是闹起事来了，所以当时尤厂长尽管没闹清楚情况就采取了措施，也还是应当的，你想想，监区的围墙震倒了差不多一半，那些天连电话也不通，干部有不少都到窑上去了，警卫部队又不在跟前，犯人一炸窝跑出来，你还不干没辙?那时候南州街上还都住着人，连北京、天津的人都还睡在街上，这帮人要是跑出来，那还不满处偷呵抢呵祸害去!不过……”丁广杰想了想接着说：“不过关键还是里面没闹起来，犯人里主意也不统一，有人想跑，有人还不想跑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要是他们没矛盾，一哄跑出来，你措施再快也白搭，警卫部队离了十几里地，干部职工得挨家现喊，砖厂又没配备武器，连尤厂长还是现从堆在门口的救灾物资中拣了两把大铁勺才算没空手，要真跟犯人玩命我看也不是个儿，犯人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手里头都是铁锹铁镐，你打得过呀?” 场长点头说：“这倒也是。” 马树峰笑了一下，“你说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来，我是问你怎么能肯定常松铭没看见监区的情况啊。” “肯定肯定，”丁广杰挺着脖子说，“从厂部那间防震棚到监区起码要走四分钟，常松铭刚出门就折回来，说富余点儿也不过两分钟，靠厂部这面的院墙又没倒，他往哪儿看去?根本看不见。背着小常咱也不好乱议论他，他这人，写个材料什么的还挺快，要说这胆子，还真小了点儿，不过做为一个劳改干部，明明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要闹事，不赶快进去压住，反而往后跑，生怕一个人进去让暴动的犯人给砸里头，这可是有点儿……怎么说呢?” 马树峰陷入沉思，丁广杰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清，直到丁广杰走了，他才沉着脸对屋里几位农场的干部说： “把周志明叫来吧，我单独同他谈谈。你们有事忙你们的，不用陪着。” 场长和两个机修厂的领导说要谈谈财务方面的事，到隔壁的房子里去了。很快，周志明被人带来了。 也许别人会奇怪，他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百忙之身，怎么会有兴趣和闲暇来管一个普通犯人的问题。其实，他并不想知道周志明是如何顶撞干部的，甚至也并不关心那场鼓噪闹事的前因后果，这些问题，下面的同志自会搞清楚，当然用不着他来越俎代庖。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公安干部——犯人、反改造尖子——改造标兵，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物，也许他的历史能给人某种启发，某种经验吧，马树峰心里这么想着。 犯人还是那么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不错。进门时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进来后就安静地靠在门边的墙上。马树峰说了句： “你坐吧。” 小伙子两腿一屈，身子溜着墙，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诧异地愣住了，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坐这儿来。” 犯人迟疑了一下，站起身，在椅子上坐下来。 “平常干部找你谈话，你也是往地上坐么?” “不，是叫蹲着。” 年轻人穿了身过于肥大的黑棉袄，腰间还很好笑地扎着根粗草绳，显得土气而臃肿。马树峰打量着他，口气随便地问道：“这棉袄是特号的吧?” “嗯。”犯人仍旧垂着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马树峰先拣最近的事问：“前两天，为什么跟干部顶撞啊?” “因为砌炉子，”犯人还是简短地说。 “你等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问为什么同干部顶撞?” “因为我没砌。”回答照旧是简短的。 “为什么不砌?让你劳动是害你么?” 犯人不说话。 “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劳改农场。”犯人咕噜了一句。 “劳改农场是干什么的?” “改造罪犯的。” “改造罪犯的途径是什么?” 犯人又不说话了。 搞审讯，马树峰当然是驾轻就熟的。像刚才这种逻辑式提问，就是旨在让犯人自己驳倒自己的一种方法。显然，犯人已经察觉了他的用意，眨着眼睛不答腔了。他笑笑，把结论摆了出来。 “是劳动嘛。劳动是改造罪犯剥削阶级思想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劳动，罪犯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当然，还要进行思想教育。所以，干部叫你加班砌炉子，对你进行教育的那些话，原则是对的，你加以顶撞就不大合理了，你说对不对?” 他本来以为在这番道理下，犯人必然会无言以对，没想到他竟开口反驳起来。 “照您的说法，只要参加劳动就能改恶从善了?那为什么有些犯人，比如砖厂的田保善那种人，坐了二三十年的牢，干了二三十年的活儿，到现在还是个坏蛋?照李教导员的说法，好像犯罪就是缺乏劳动，那些农村来的犯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在家天天干活儿，为什么还要好逸恶劳去偷去抢呢?” 马树峰张了张嘴，竟一时语塞，他打量了一下犯人那副认真的表情，反问道：“你是觉得劳动不劳动无所谓，所以才不砌炉子么?” “不，”小伙子低下头去，“我觉得我用不着拿干活儿来赎罪。” 马树峰的口气变得严肃异常，一字一板地说：“你干活不是为了赎罪，不论你还是其他犯人，干活是为了使你们做一个劳动者。你们应当和社会上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公民一样自食其力，而不靠别人来养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有义务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难道这也不对吗?” 小伙子愣了半晌，头一点，说：“您要这么讲，那让我干多少活我也愿意。” “你进来多长时间了?” “快两年了。” “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端正认罪态度啊?” 犯人回避开他的注视，低头不语。 “我看你脑子挺灵的嘛，过去在公安局也干了几年，难道不知道销毁证据、包庇坏人是犯罪行为?” 犯人不服气地抬起眼，“现在您还认为悼念周总理的人是坏人吗?” 马树峰一下子愣住了，“你是因为广场事件抓进来的?” “是，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是什么意思?” “我是按刑事犯罪判的，可实际上和广场事件是一回事。” 马树峰脸上很快冷淡下来。没有第一手材料的事，他绝不贸然露出一点带倾向性的表情，只是冷冷地问：“既然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为什么在地震期间还要挑动犯人闹事?” “地震期间?”年轻人惊讶地瞪圆了眼睛，“谁说的!那次是田保善他们要跑，怎么是我挑动闹事?” “田保善是什么人?” “砖厂的杂务。” “你详细说。” “那时候不是经常有小余震吗，”小伙子圆圆的眼睛很认真地瞪着，说：“犯人中间不知怎么传开了一个谣言，说自新河这儿要发生陆沉式地震，过不多久就是汪洋大海了，还说五百里滇池就是这么一眨眼出来的，反正是有根有据的。犯人们孤陋寡闻，再加上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全有点儿震怕了，所以说什么都信，搞得人心惶惶，田保善是最害怕的一个。那天大多数人都到窑上去了，家里就留我们一个班，旁边又没干部，他说现在不跑就跑不成了，过这村没这店，先跑出去活命是真的。他们一人绰了把大铁锹就往破墙那边跑，我拦住他们，他们就说要劈了我，我也不怕他们，我手里也有铁锹，我也不跟他们讲大道理，单讲实在的。我说你们不要命啦，现在是抗震救灾，非常时期，这时候捣乱有什么好下场，他田保善坐了二十多年牢，腻了，想出去新鲜新鲜，他本来就是个无期徒刑，抓回来也定不了死罪，你们干嘛陪着，再说四周都是警卫部队，你往哪儿跑?那五百里滇池水真是一眨眼冒出来的，你就是跑一个星期还不是照样淹里头。我这么一说，其他犯人就都犹豫了，田保善一个人还冲我乱喊，我也冲他喊，我嗓门比他大，我说田保善你敢跑我就敢劈了你!反正我横着比他长，竖着比他高，他不怵也不行，后来干部们冲进来了，叫我们都回棚子里去……” 马树峰打断他，“这些情况你后来没跟干部谈么?” “于教导员找我谈过一次，非说是我要挑动犯人越狱，说院子外面就听见我嚷嚷得凶了，不让我讲话，还要关我反省号，其实反省号塌了，防震棚又不舍得让我住单间。后来我自己把当时的经过写了一份材料……” “你当时就写了材料?”马树峰心中一跳，“交给谁了?” “就交给教导员了，后来就是毛主席逝世，然后是粉碎‘四人帮’，再后来我就调到机修厂来了，这事就搁了。再早我还写过一份材料，田保善在监舍里私设公堂，把一个犯人的胳膊捆残了，这人现在也在机修厂，当时那份材料也交给教导员了。”小伙子停了一下，像是早就料到了似的，接着说：“我就知道他不会给我往上转的，可我过去也是干公安的，我们自己的监狱里还有这种黑暗的现象，我就是看不下去，就算我也是个犯人吧，也应该把这些事反映给干部呀。” 马树峰的胸口热了，他忍不住想去握对方的手，周志明是一个犯人，一个当了犯人的公安人员居然还保持着这样的责任心!……不不，没有第一手材料不要表态，也许一切都不是真的，……啊!哪怕仅仅有一点是真的，对一个犯人来说，也是可贵的。 场长推门进来了，马树峰让犯人出去。年轻犯人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是光芒闪闪的一眼。马树峰按捺不住激动，放大声音说： “你放心吧，事情会查清的!” 是的，他的确不能平静了，周志明难道是坐了冤狱吗?不，如果是，他为什么一直不申诉? 等犯人走出去，场长才笑着问：“是不是挺刺儿头?”见马树峰站起来穿大衣，忙又说：“我已经告诉他们呆会儿把饭给咱们送到这儿来，这儿暖和。” 然而马树峰仍然系上大衣的扣子，口气坚决地说：“你赶快给场部狱政科打个电话，叫他们科长下了班先别走，叫那个常松铭也别走，我们马上回去!” 拉开房门，春天的劲风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一下，他回过身来，又说：“另外，以后咱们干部和犯人谈话，给他一个凳子，别让他们再蹲着了，人格上一律平等!” 便衣警察 三十 起床的哨音从半空中猛地劈下来，似乎比往日更突然、更尖锐。周志明一骨碌爬起来，刚刚惊醒的意识被一阵急促的心跳敲击着。入监快两年了，他始终没能习惯这种把人从睡梦中扯起来的短促而尖厉的哨子。哨音停止了，满屋子响起了紧张杂乱的穿衣叠被声，他也飞快地将衣服胡乱穿上，又跪在铺上整理好枕头和被子，当手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他无意中触到了那几本边缘已被磨得发软的书，心头突然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眷念占据了。 唉，他走了。这几本书的另一位主人杜卫东昨天刑满回南州去了。 从那次被捆伤以后，杜卫东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他的右臂骨头扭伤，部分肌肉坏死萎缩，一条粗壮的胳膊细成了一根麻秆，直到出院后才逐渐生出新肉来。他们转调到机修厂以后，恰巧又分在一个班里，同住一个号子，同在二车间干活。二车间主要是杂活修理，杜卫东分到木工组，他呢，因为过去在处里学过开汽车，虽然连“本子”也没有，但对汽车构造原理方面的知识多少有点儿基础，所以就被分到了汽车修理组。 杜卫东自打出院以后便和他异常亲近起来，拼命在他面前表示着殷勤和服从，以表达对他的感激。特别是刚出院那会儿，连吃饭都一改以往狼吞虎咽的习惯，故意细嚼慢咽，为了等他先吃完，好把自己装做吃不了的窝头掰下半个来送给他。对杜卫东这类认真而又笨拙的心计，他是洞悉的，却也没有点破，免得让他尴尬。直到后来杜卫东竟要天天给他打洗脸水，他才受用不了了，笑着对他说：“你别再打了，我可不是田保善。”杜卫东做出一脸不屑的表情，“田保善什么玩意儿呀，你别提他，一提他我就犯堵，要是我还在砖厂的话也不伺候他了。” 他笑笑，不去接他的话，因为他总觉得在自己和杜卫东之间很难建立更多的共同语言。他是一个小偷，和卞平甲截然不同。卞平甲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平反出了狱，被他原来的单位——市第二医院派人颇为隆重地接回去了。卞平甲乍一走，他觉得很孤单，便也时常跟杜卫东找些话来闲扯，但真正和他交心贴腑地亲近起来，还是他们在伙房帮厨时的那次交谈以后。 那是去年冬天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他们俩被派去给伙房的菜窖晾菜。两个人一通猛干，不到两个小时便把一窖大白菜全部搬出来，摊晾在一片空地上。杜卫东抹了把汗，说了句：“歇会儿。”便歪在一个破草垫子上了。 他也找了个空菜筐，反扣着坐在上面。这天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得人周身舒坦，他看了一眼懒洋洋地躺在草垫子上的杜卫东，随口问道：“你的胳膊还疼吗?刚刚好，干活别太猛了。” 杜卫东若有所思地冲太阳半眯着眼睛，含糊地摇摇头，过一会儿，突然撑起半个身子，望着他，脸色有点发红，吃吃地说道：“我一直想跟你说呢。你知道吗，那天，那天我直想自杀。” “哪天?”他没料到杜卫东会扯出这么一个古怪的话题。 “就是我进医院的那天早晨，我真不想活了。” “你当时疼得那么厉害吗?” “不是，”杜卫东一摆脑袋，“跟疼没关系。” “那为什么?” “为了，你，你……”他扭捏半天说不成句。 “为了我?” “你给我穿衣服，提裤子，还给我擦屁股，喂我，我……” “哈，”他笑了，“你到现在还不好意思哪?” “不是不是，”杜卫东有点儿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是不好意思，我是说我自己，我没脸，不是人，我……在你面前我真不是个人!” 他茫然望着杜卫东那张态度真诚的脸，说：“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杜卫东坐起来，脸更加红，“跟你说心里话吧。在医院里头，我老想你，做梦梦见你，你别笑，真的，我这一辈子，爹死娘嫁人，没一个亲人，那时候我真忍不住想叫你一声亲哥哥，我真是这么想的，知道你不信。” 他忍俊不禁，“我比你还小两岁呢。叫我哥哥，就为了给你穿衣服喂饭吗?” “不是，不光是这件事。你一来我就看出你跟我们这帮人不一路，你身上有那么股子劲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能感觉出来。” 他有点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语气来冲淡这种一本正经的气氛，说道：“那你当初还在窑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况且这也是规矩呀，新犯人一来，就得给他叠被子，打脸水、挤牙膏、洗衣服，连他妈挠痒痒都得伺候着，这些规矩他倒没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实也怵你，不然也不会这么凶整。像我，刚来那阵儿这些下贱活儿都干过，我说我服你们还不成吗。我他妈这辈子就没碰上什么好人，我们原来那帮哥们儿也不灵，有钱聚在一块儿，没钱，一哄而散，什么哥们义气呀，连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里头就算是老实的了，你在十一广场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东西，不像他们，坏都坏出花儿来了。” “我抓了你，你还恨我吗?” “原来有点儿，现在不恨了。说实在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打算改，砖厂那地方不像机修厂，你想改也没法改。我本来想这辈子还不就这样，等出去了，见着我们那帮哥们儿，好歹也游过自新河了，这资格在他们中间白震，他们顶大也就见识过分局的拘留所。后来你来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里是佩服你，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真心佩服过别人，我心里头很想也能做你这么样一个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粪，我就是臭大粪，我这还是头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东西、瞎混，欺软怕硬，什么也不会，真活着没劲，还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卫东这番发自肺腑的倾吐面前沉默了，他开始明白周围的这些犯人是不应简单地一律冷眼相对的。他们许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卫东不是已经感觉到自己过去生活的无味，在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吗?他不应该厌恶他、疏远他，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在这些犯人当中起一点儿作用，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变好! 从那天以后，他们就亲近起来了。他愿意倾听杜卫东的衷曲，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他不由又想起那个仪态威严的老局长和他谈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径问题，他当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那么冒冒失失地反驳了这位公安工作的专家，也许会给这老头儿留下一个没理乱搅的坏印象。那些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多遍，马局长的道理是对的，强迫劳动的确是促使罪犯转变的第一关，但他还想，除了这一关还需要什么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一点儿劳改学，他无法从理论上说出改造犯人除了劳动和上政治思想课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体会却使他从自己感触最深的那个角度上抽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环境，他觉得把一个罪犯变过来，环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卫东难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吗?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那帮包围在他身边的“哥们儿”把他熏坏了，使他养成了恶习。而要去掉这身恶习，就不是一言一语、一朝一夕的过程，还得靠环境，靠一个正气旺盛的长期环境。在一个好的集体中生活几年，才会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为一个好人。他觉得一个劳改单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员能否在犯人中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了。在砖厂，就是再劳动，各种政治教育课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变恶为善。 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子里太空了。想到这点，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身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 “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眼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 “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子里多装点儿东西没坏处。”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子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子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子，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 “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出一般的题，常识性的，怎么样?” “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高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干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道：“……孙中山。” “!”他差点儿没把饭都喷出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嘁!”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不知道?” “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 “说对一个，宋哪?” “宋，宋江呗!” 他忍住笑，没打断他。 “孔，孔老二。”杜卫东见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询着他的反应，不放心地问：“对不对?” “你往下说吧。” “陈——，陈他妈是谁呀?”杜卫东用筷子敲着脑袋，“噢!想起来了，陈伯达!嘿嘿，就是他。蒋宋孔陈嘛。哎，怎么没有林秃子呀?”他真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甚至还想哭，他望着一脸沾沾自喜的杜卫东，觉得很可怜，连他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的同辈人都非常的可怜。本来，学文化的话他只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这一来他倒真的下了决心。第二天正赶上星期四，也就是犯人的星期天。他跑到供应站去买书，看遍了整个货架子，只有一本《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的小薄本是介绍地理知识的。便买下来。想了半天，又跑去找到比较熟的丁队长，把三张两元面值的钞票交给他，求他在外面书店里给买几本文化书籍，丁队长接过钱，笑着说：“你每月就二十五大毛的零花，买那么多书干嘛?” “没事看看呗，”停了一下他又说：“将来总得出去啊，什么都不会，不是废了自己吗?” 丁队长直点头，“对对，政府倒是也考虑组织你们学学文化，可现在一没教材，二没师资，再加上犯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太大，所以得慢慢来，你要急的话，我就先给你出去买买看。” 书买来了。书在他和杜卫东之间增加了许多共同语言。在杜卫东玩命地往他的小车里装土的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现在竟成了朋友和“同学”。 但是他们之间也吵架，有一次几乎要闹翻了。 事情起因在年初从四车间调来的一个惯窃犯身上。这人偷东西六亲不认在全厂是出了名的，为此已经调换了好几个车间，还加过刑。他一来，同屋的犯人没有不防备他的。不料在元旦第二天，他倒先嚷嚷起来了。 “妈的，谁偷我东西了?手那么不干净!” 大家都觉得新鲜，七嘴八舌地起哄。 “你还丢东西?丢什么了?” “魂丢了吧?” “糖!过年发的糖，刚吃几块全没了，妈的，真不是东西，我缝在衣服兜里了还偷!” 一直不吭声的杜卫东站起来，剥开一块糖，大模大样丢进嘴里，又阴阳怪气地从那气咻咻的惯窃犯身边走出门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 周志明一看杜卫东那副神情，立刻就明白了八九成，便从铺上站起来，跟在他身后走出了监室，在过道拐角没人的地方，扳过他的肩膀，压低声音问： “是不是你?” 杜卫东一脸得意，笑而不答。他狠狠从杜卫东肩上甩开手，咬牙切齿地说：“你还偷东西，你说过的话，全是放屁!” 杜卫东最初被他那张激怒的脸吓住了，愣了片刻，随即又恢复了笑容，“我不偷好人。是他先偷我的，把我的糖全偷去了，我这叫自卫。” “我看你们全一样，为了几块糖要脏自己的手。你不是发过誓了吗，才几天哪?还是偷，你们这帮人我算看透了，本性难移，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他简直不知用什么话来发泄由于失望而产生的恼怒。 杜卫东却受不了了，脸色铁青，毒毒地眯起眼睛，望着他说：“我们这帮人，你动不动我们这帮人，你算什么?你不也是犯人吗?你说你没犯罪，没犯罪怎么不给你平反?连卞平甲都走了，可你还穿着这身黑衣服，你说你是好人，在这除了我承认还有谁?” 他浑身哆嗦起来，“你，你混!”他掉头走开了。 他恨杜卫东，他从未做过有损于他的事，即便是骂他也是怒其不争，可杜卫东却如此刺伤他。他想，他们这种人大概是习惯这样翻脸不认人的。 杜卫东却好像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第二天便又嘻嘻哈哈地凑过来跟他要书看，他别过脸不去理他，一连几天不同他过话，直到后来听说杜卫东早已把偷到的糖交到干部那里去了，他的气才平息下来。 “难道只有我有自尊心吗?”他心里想，“他说了我最反感的话，可我那天说的也是他现在最忌讳、最不爱听的话呀!我毕竟还是一个犯人，现在就连干部都不说刺激犯人的话了，墙壁上‘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类的标语也换了；衣帽上的劳改字样和号码也拿下来了；跟干部说话可以‘平起平坐’了，连光头也不剃了；一切带有歧视、羞辱和刺激性的规矩都取消了。犯人也是人，自尊心也应该受到培养和保护，没有自尊心的人才真是无可救药呢。” 他反省了自己的粗暴，终于又和杜卫东言归于好，这场风波就算平息了。 他把书从枕头下面抽出来一本，恰好是那本最早买的《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翻了翻，几乎每页上都有杜卫东用笔划出的道道和压折的痕迹，原来还觉得这是他一种不知道爱惜东西的坏习惯，现在却从中感受到他读书的认真来。 门外又响起了拉长了声音的哨子，该集合出操了，他把书又放回枕下。 初春的清晨，乍暖还寒。院子里，青虚虚的一片雾气中响起了节奏齐整的扑扑的脚步声。在队列的左侧，一个值班队长操着山东腔高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偶或还夹杂着不知是谁的一两下咳嗽声。一阵凉风飘过，拨开淡淡的雾幔，他不期然又望见了远远的西墙根，那一排红砖砌就的车库房。 昨天中午，杜卫东已经把行李打点就绪了，也一一向同车间的犯人们道了别，却惟独没有向他表示什么，直到屋子里的人都到操场上看球赛去了，才把他叫出来，一直领到那栋车库房的后面。 “非上这儿来干嘛?有什么事吗?”他见杜卫东眼神有点儿激动，便故意轻描淡写地问。 杜卫东的脸上又开始泛红了，“我，”他迟疑着说，“我回南州，要我帮忙办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要办的。” 两个人沉默在惜别的心情中，好一会儿，杜卫东又说：“我要走了。” 他点了一下头，伸出手去，“也许还会再见面的，……” 杜卫东握着他的手，没容他说完，一大颗泪珠已经滚落下来，他竭力想憋住不哭，脸孔扭得十分难看。 “我忘不了你，你是个好人。”他一下子抱住他，哽咽起来。 他一向不习惯拥抱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可现在却完全被杜卫东的激动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背。 “你哭什么，出去是好事，别哭了，待会儿让人看见。” 杜卫东抹去眼泪，发誓般地说：“从今后我就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干干净净的人，我说了就能做到，我一定要让你看见!” 这回是轮到他去拥抱杜卫东了，他心里真高兴啊! 杜卫东走了，去奔他新的前程，而他还留在这里，重复着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 下了早操，吃了早饭，休息了一会儿，又整队去车间上班，在他刚刚钻进一辆解放牌卡车底下准备卸闸箱的时候，一个值班队长在卡车边上蹲了下来。 “周志明，出来一下。” 他钻出来，莫名其妙地跟着那个队长往车间外面走去，到门口，队长才站下对他说：“你到车间办公室去一趟，市局马局长要找你谈话。”说着，又笑笑问：“你认识马局长?” 车间办公室就在车间的右壁，刚刚油漆一新的门虚掩着，他在外面喊了一声：“报告。” 里边有声音：“进来吧。” 屋子里，马局长独自坐在桌子前面看材料，看见他进来便说：“坐吧坐吧。”刚刚刮过胡子的脸显得精神十分爽朗。 “怎么样?听队里反映你最近工作不错，还很爱学习，是吗?”马局长脸上的皱纹微微展开，态度比上次温和亲切得多。 他笑了一下，没说话。但他注意到，马局长用了“工作不错”这样的字眼儿，而没有用那个惯常的说法——“改造不错”。 老头儿换了话题，指了指桌上那叠材料说：“砖厂发生的那些事，场里现在已经调查结束了。田保善捆伤同室犯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抗震救灾期间又犯有策动集体越狱未遂罪，现在准备交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砖厂的有关干部也做了严肃处分，有的撤销了领导职务。你在砖厂期间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我们也了解了，对于你在这几个事件中的立功表现，场里也准备报请人民法院予以减刑，你有什么想法吗?” 他觉得喉咙发堵，一大堆想说的话无法启口，慢慢低下头去，却又分明地感觉到马局长锐利的目光在他脸上直射，仿佛要将他洞穿似的。 “有话说出来嘛。其实，你心里说什么我都知道，你在说：‘我本来就没有罪，要减什么刑啊，对不对?’怎么不说话?不说就是默认了。” 他仍旧低着头，沉默地等待着即将临头的严厉的批判、申斥和一大套关于认罪服判的教育，不料那老头儿却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竟意外地用温和得近于慈祥的声音凑近他说： “既然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为什么不申诉呢，粉碎‘四人帮’都这么久了，你应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嘛。” 他吃惊地抬起眼睛，惶惑地望着那张苍老的脸。他感觉到自己心尖的抖动，好一会儿，一句久压在胸中的话才送上舌尖： “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原来我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明白了我们党是一个多么好的党，我完全相信她。这些年那么多冤假错案，要平反也总得一件一件地来。凡是真正看到希望的人，他就一定会有耐心。我想，我等着吧。” 老头儿默默听他说完，不住深深地点头，这种同情的表示引起他心中一阵激动，尽管他知道这一同情在形式上并不是“官方的”，但他在自己的感觉上却真心地认为这是代表了组织，代表了党的。他的眼圈红了。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胃病好了吗?” “身体挺好，胃没事儿。”他无从晓得这位局长怎么会知道他的胃。 “身体要搞好，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呢。” 他用力点点头，泪珠几乎要掉下来。他觉得局长是用了一种同志间交谈的亲切口吻在和他说话。 “你的那位女朋友，就是去年来看你的那个姑娘，给你写信吗?” “以前写过，可我一直没回。最近她有好久没来信了。” “应该回信嘛，那姑娘是很爱你的。” “……” 马局长站起来给自己的茶杯倒上开水，又问他：“啊，你渴不渴，要喝水吗?” “不，早上刚喝了粥。” “那你干活儿去吧。”局长看了一下手表，又说：“以后有时间我还要找你谈，我很想听听一个犯人对我们劳改方针政策的感受，就算你是个犯人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像个小学生似的朝局长鞠了一躬，转身要走，突然又被叫住了。 “你——”老头儿轻声说，“你还是写一份申诉材料吧，交给厂里的干部，他们会给你转的。” 他点点头，“好吧，我写。”